蒋介石以岳飞“作之亲”的道理来教育部属，强调上下级之间“声应气求”，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其合理性，而且在其后的东征诸役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蒋介石治军思想的封建色彩，这从黄埔军逐渐演变成为蒋介石一家之军可得到证明。同时，蒋介石将“牟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爱其父兄”这一“作之亲”的道理，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思想，反映了他的唯心的英雄史观。
正因为如此，在30年代初，蒋介石继续要其部下效法岳飞，以“剿灭”红军，声称：“如此训练部队，才能成为好军队，成为父子之兵，恪尽安内攘外的责任”。可是，他非但不能“战无不胜”，反而遭到最终的失败。
文天祥
“……尤其是文天祥忠君爱国的精诚和崇高伟大的人格，更不只江西一省之光荣，实堪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之精神与人格，并为整个民族万古不变的光荣。”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卷，第846页）
“……他所手撰的正气歌，不但发扬了我中华民族伟大的传统精神，而且为我千秋万世的后代子孙，立下了忠奸顺逆决然画清的标准。”
（同上书，第二卷，第2553页）
〔文天祥〕（1236—1282）南宋爱国将领。江西吉州庐陵县（今吉安县）人。1273年，元（蒙古）军大举南下，南宋面临灭顶之灾。文天祥应诏勤王，组织勤王之师，担当起救国救民的责任。由于朝廷指挥失当，常州、平江（今苏州）等地相继失陷，临安被围。1276年初，文天祥被任命为丞相兼枢密使，在与元军谈判时被扣，但他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在元军押解文天祥北上的途中，逃脱元人，重整旗鼓，再举抗原旗帜，1278年12月被俘。而对元军的诱降，文天祥以诗言志，写下了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诗》。后元军每次劝降，文天祥都不为所动。1282年12月，被元军杀害。
〔解读〕
作为一名终生受儒学道统影响的，权力欲极强的统治者、军人，蒋介石向来把对自己的贤与不肖作为评价下属的一个标准，因而对忠君爱国的历史人物都推崇备至。他认为：三国时的关羽，宋朝的岳飞，明朝的史可法等诸先烈，这些人都是讲义气，为维持中华民族的人格而死，一般的部下，都甘心与他们同死，都跟着他们来为国效忠；因而几千、几百年以后，个个都晓得他们，都崇拜他们。在这类历史英雄人物中，被评价最高的莫过于文天祥。
1934年，蒋介石在《立志为学与服务》一文中，这样写道：
如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陆象山，其道德、文章、事业，无不是出类拔萃，彪炳千古；尤其是文天祥忠君爱国的精诚和崇高伟大的人格，更不只江西一省之光荣，实为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之精神与人格，并为整个民族万古不变的光荣。
1957年，蒋介石在《说士气》一文中，又这样评价文天祥：
迄乎文天祥身当国破家亡之世，虽在刀锯鼎镬和利禄权位威逼利诱之下，仍一本其耿耿精忠，宁死不屈。他所手撰的正气歌，不但发扬了我中华民族伟大的传统精神，而且为我千秋万世的后代子孙，立下了忠奸顺逆决然画清的标准。
从字面上看，蒋介石对文天祥的评价不乏公允；但其功利性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爱国是应该的，无可厚非，但忠君思想则是一种封建糟粕。这里蒋介石却把爱国与忠君等同起来。出于维护蒋家王朝的目的，他和历代统治者一样，都需要人们效法以尽忠君爱国之职的文天祥。他1934年评价文天祥，旨在要求部下为他所谓的神圣事业成仁取义；1957年又一次提及，则是由于从大陆退居孤岛的蒋介石时刻想“反攻大陆”，要实现这一目的，就要像文天祥那样，有一种充塞天地之间的“正气”，要用“士气”去动员民众，激励民众。
王安石
“我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在秦汉以前则推周公，至于秦汉以后的政治家，所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他能够根据我们中国政治的原理，拟具切中时弊的计划，举办新政，改革社会，建设经济，来救济当时宋朝的贫弱，可是他的缺点，就是没有健全的干部，也没有注意训练，不知道怎样来实行，所以结果完全失败。我们今天训练干部，就要把王安石的失败作为前车之鉴，一方主要效法他那种不计功过，不避劳怨，为国奋斗的精神；同时对于他做事不注重方法、步骤，不知道训练干部，考察干部的缺点，更要注意，切实补救。”
（蒋介石：《推进地方自治之基本要务》1940年5月1日）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宋神宗时，任宰相，实行变法。变法内容包括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因新法触动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两次被迫辞职。宋神宗死后，新法全被废除，王安石也在忧愤中死去。
〔解读〕
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以其“富国强民”的措施和思想，给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一生在其著作和言论中多次论及王安石，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从以上蒋介石评说王安石的原文中可以看出，蒋介石特别推崇王安石，称其为秦汉以后值得佩服的政治家，是由于王安石能根据中国传统政治的原理来改革社会，救济宋王朝的贫弱。
蒋介石和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有其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国家积贫积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非常尖锐。所以蒋介石特别推崇王安石实行变法，增加国家实力，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的举措。蒋介石和王安石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在于如何稳固地主阶级政治统治。当然，这一作为对王安石的评价也不乏其要求加强经济、政治建设，增强国家实力，以抵御外侮的积极内容。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所实行的地方自治和县政建设，就是对王安石“保甲法”的仿效。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蒋介石认为“他缺乏健全的组织和人事，来贯彻新政的主张，”“就是没有健全的干部，也没有注意训练，不知道怎样来实行”。实际上，王安石当时是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的。他为了克服变法的阻力，保证新法全面实行，进行组织上的大规模调整。他将反对变法的主要人物孙责、吕公著等相继罢出朝廷，而重用了曾希、沈括等一批改革派，分掌要职。另外，还通过对太学的整顿等措施，培养大批专门人才。所有这些对新法的推行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的分析是不准确的。
成吉思汗
“实为我们中国军人应该效法与崇敬的第一等模范英雄。”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卷，第2533页）
〔成吉思汗〕（1162—1227）名铁木真。古代蒙古首领、军事家、政治家。出生于蒙古气颜部孛儿只斤氏族。1189年，被部分蒙古尼伦部的部落首领拥戴为汗。通过每年征战，于1204年统一蒙古。1206年，全蒙古的奴隶主贵族一致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称为“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就此成立。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兵先后征服了西辽、畏兀儿，迫使西夏臣服蒙古。接着于1211和1215年两次大举向金进攻，直打到黄河北岸，占领了中都（今北京）。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西征，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罗斯地区。1226年率兵南下攻西夏。1227年病死在西夏清水县。后被追尊为元太祖。
〔解读〕
蒋介石在困顿台岛之后，面对大陆人民政权的稳定和“反攻大陆”的无望，台岛内“恐惧”、“愤怒”、“疑惑”之气迭起。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马，在1957年3月12日主持陆军指挥参谋学校开学典礼上，大讲特讲要清除项羽式的“恐惧”、“愤怒”、“疑惑”。在把项羽作为反面教材的同时，推出了成吉思汗这一正面形象，借以激励将士发扬“在绝望中之奋斗”的军人精神。
蒋介石认为，“恐惧”、“愤怒”、“疑惑”三者，“乃是军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最大障碍。”他将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位勇将项羽和成吉思汗做了对比，指出，“二位英勇无比的名将，其平生战绩乃是众所周知”的，但“结果完全不同”。并从二者“所制的歌词的气概与精神”，推导出他们“胆力的强弱”与“事业的成败”。项羽的歌词充满了“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恐惧”、“愤怒”、“疑惑”的气氛，成吉思汗西征时的歌词：“上天与下地，俯伏啸以齐，何物蠢小丑，而敢当马蹄？”则充满了“自信、勇敢与镇定的心理，诚不失为一首英勇壮烈的歌词，正与项羽的歌词意完全相反，所以他成功亦自不同”。进而在贬斥项羽是“一个最无志气的懦夫”的同时，给予了成吉思汗极高的评价：“因为他既有这样一个战胜一切的信心，自然不会再有恐惧、愤怒与疑惑的心理了。所以成吉思汗，实为我们中国军人所应该效法与崇敬的第一等模范英雄。”
很显然，这时的蒋介石已将成吉思汗作为自己的偶像寄托和精神支柱了。
张居正
“王安石以后最大的政治家，就是明朝的张居正。他的主张法制，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精神和办法，尤其可以作后世的模范……他那种政治家的风格和非常的事业，是我们所应景仰效法的。”
（蒋介石：《推进县政与政治建设》1936年3月13日）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1567年，张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入直内阁，1572年任首辅。在任内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改善。另还裁减官员，减少支出，并以名将戚继光为帅加紧练兵，充实防御力量，以抵御鞑靼贵族的侵犯。同时主持黄淮水利，均见成效。
〔解读〕
张居正任首辅时，正是明王朝中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王朝统治危机四伏的年代。在江河日下的背景下，张居正分析了明王朝的五大弊政——“宗室骄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匾”，并对症下药，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
在政治上，张居正主张“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以此加强君主专制统治。他还针对当时“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姑息为政，办事推诿的腐朽吏治，进行了整顿。他强调“用人唯才”，官吏的“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裁撤许多冗官。
整顿赋役制度以扭转财政危机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他认为国家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豪民隐占土地逃避赋税，即一般贫民由于负担过重，大量逃亡，所以国家收入大减。为解决此问题，他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凡勋戚庄田、民田、职田、军屯田等，一律丈量。结果，查出了大量豪民隐占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过去按户丁出力的徭役，现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摊派。另外，还规定“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即农民可以出钱代役，由官府雇人承应；田赋征银——田赋中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都改为用银折的；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废除了由粮长、里长办理征解赋役的办法。
此外，张居正主政时期，还对蒙古族采取加强政治经济联系的政策，缓和北部边关的危机；并任用专家治理黄河、淮河，造福人民。
作为明代政治家，张居正受到蒋介石的高度赞誉。蒋介石称：“王安石以后最大的政治家，就是明朝的张居正。他的主张法制，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精神和办法，尤其可以作后世的模范……他那种政治家的风格和非常的事业，是我们所应景仰效法的。”蒋介石的评价有拔高之嫌。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的。他以触动大官僚地主的一些眼前利益的方法缓解农民的不满，给农民一些相对自由，也刺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张居正改革对生产力的解放程度是极有限的。
王阳明
“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阳明的《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
（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1941年7月）
“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睡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
（蒋介石：《中国的立国精神》，1932年6月6日）
总理所讲的“知难行易”的知，同王阳明所讲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知，其为知的本体虽有不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学之意，完全是一致的。
（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价》，1932年5月）
〔王阳明〕（1472—1528）即明代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今绍兴）人。弘治年间进士。武宗正德初，以论救人官载铁等，忤刘瑾，谪贵州龙场驿丞，后称庐陵知县，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平漳南、大帽山诸役，定宸濠之乱，升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卒谥文成。其学始以默坐澄心为主，晚年专提致良知之学，世称“姚江学派”。著有《王文成全书》。
〔解读〕
王阳明是宋明理学唯心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心学”思想对后世思想影响至深且巨，为封建统治阶级历来所颂扬。“致良知”，“知行合一”是其心学思想体系的主体。他的“心学”也浸淫了蒋介石，成为其“求学做事的根本”，以及他“力行哲学”的基础。蒋介石一生最崇拜的儒家人物，首推王阳明。
蒋介石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五十年来，更曾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又说，对他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其中之一便是王阳明的《传习录》。他说：“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阳明的《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
蒋介石推崇王阳明，除了对其哲学思想的认同外，还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蒋介石把王阳明的心学奉作是中国的立国精神。这在他1932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得很明白。他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现在，经过中日战争与日俄战争两个战役之后，割我台湾，占我琉球，并我朝鲜，现在来侵占我们的东三省，居然在世界上称为五强之一。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残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我们要复兴中国，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