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难免会遇到低谷期，被烦恼缠绕，这时该怎么办？很多人会说：“把事情看得简单一点，不要想得太复杂，就可以了。”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确实可以解决很多烦恼，但简单不是轻率，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需要我们考虑周全，否则，只会让我们离成功越来越远。
决定，需要慎重
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放弃的过程。有所放弃的人生才是五彩多姿，懂得放弃，才能让有限的生命释放出最大的能量。没有果敢的放弃，就不会有顽强的坚持。但做每一个决定，都需要慎之又慎，不能简单地下决定，那样只会害人害己。
放弃是一种灵性的觉醒，一种慧根的显现，一如放鸟返林、放鱼入水。当一切尘埃落定，往日的喧嚣归于平静，我们才会真正懂得：放弃也是一种选择，失去也是一种收获。
柏林爱乐乐团是德国音乐表演团体，创立于1882年，团员都是来自德国和世界各国的出类拔萃的演奏家，具有高超的演奏水平。1989年，首席指挥赫门特·冯·卡拉扬突然逝世。柏林爱乐乐团素有“世界第一交响乐团”之称，而它的首席指挥也素有“世界第一指挥”之称，并非平庸之辈能够胜任。不久，柏林爱乐乐团在综合考虑了音乐界的著名指挥家的实力和特点后，决定聘请英国著名指挥家西蒙·拉特尔担任首席指挥。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的位置几乎是所有指挥家所向往的，就如运动员渴望奥运金牌一样。但是拉特尔却拒绝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邀请。他对前来送聘书的负责人说：“柏林爱乐乐团是以演奏古典音乐而闻名于世的，而我对于古典音乐这门神圣艺术的理解还不够透彻，恐怕不能带领柏林爱乐乐团迈上一个台阶，反而会起到阻碍作用，所以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邀请。”
拉特尔的拒绝令许多人不解，这在音乐界掀起轩然大波。有些人甚至认为拉特尔是懦夫，不敢接受挑战，丢了英国人的脸。对此，拉特尔为自己解释说：“再好的机会，如果你没有能力把握，那么还是放弃为好。”之后，拉特尔默默地去学习去研究古典音乐。经过十年的努力，拉特尔以对古典音乐的不懈追求和透彻理解及自己精湛的指挥和表演一次次取得了成功，令听众倾倒。当然，这一切都看在柏林爱乐乐团的眼里，于是拉特尔再一次接到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邀请。这一次，拉特尔没有拒绝，而是欣然接受了邀请。他说：“我现在准备好了，我有信心把柏林爱乐乐团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拉特尔登上了“世界第一指挥”的宝座，他以自己出色的指挥带领柏林爱乐乐团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
英国首相布莱尔观看了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后，对拉特尔说：“你的两次选择都是无比正确的，你是英国人民的骄傲。”
放弃去柏林爱乐乐团的机会，并不是代表拉特尔懦弱，是选择了用另一种方法来走向成功。最后也确实证明了自己的选择没有错。选择放弃，选择另一种人生。
再好的机会，如果你没有能力把握，那么还是放弃为好。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放弃，是迈向成功的另一种方式。放弃是一种睿智，一种修养，一种超脱，一种抉择，更是涉世之初步向人生的一种成熟。懂得生活的人也懂得放弃。当你想跳得更远时，不妨先选择后退，放弃冲刺；当你准备用拳头击倒别人时，不妨先收回拳头，放弃进攻。
放弃与得到是辨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放弃，在别的方面就会得到；在这方面得之越多，在别的方面就会失之越多，得失之间常常是平衡的。
杨振宁青年时期喜爱物理，而且想成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1943年杨振宁赴美国留学时，就立志要写一篇实验物理论文。1946年，杨振宁进入芝加哥大学费米主持的研究生班，希望能在费米的指导下写篇实验论文。当时，费米正忙于在阿贡国家实验室从事军事技术研究。像杨振宁这样初到美国的中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阿贡实验室的，于是费米建议杨振宁先跟泰勒做些理论研究，实验则可以到艾里逊的实验室去做。
艾里逊是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授，当时正准备建造一台40万电子伏特的加速器，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在费米的推荐下，杨振宁成为艾里逊的6名研究生之一。然而，在实验室工作的近20个月中，杨振宁的物理实验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做实验时常常发生爆炸，以至于当时实验室里流传着这样一句笑话：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此时，杨振宁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的动手能力比别人差！
一天，一直在关注着杨振宁、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泰勒博士关切地问杨振宁：“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
“是的。”面对令人尊敬的前辈，杨振宁诚恳地说。
“我认为你不必坚持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你已经写了一篇理论论文，我建议你把它充实一下作为博士论文，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泰勒直率地对杨振宁说。
杨振宁听了泰勒的话，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从心底深处感到自己做实验确实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他又不甘服输，非常希望通过写一篇实验论文来弥补自己实验能力的不足。他十分感谢泰勒的关怀，但要他下决心打消自己的念头实实在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想考虑一下，两天后再告诉您。”杨振宁恳切地说。
杨振宁认真思考了两天。他想起在厦门上小学时的一件事：有一次上手工课，杨振宁兴致勃勃地捏制了一只鸡，拿回家给爸爸妈妈看，爸妈看了笑着说：“很好，很好。是一段藕吧？”往事一件接一件地在他的脑海浮现，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动手能力实在不强。
最终，杨振宁接受了泰勒的建议，放弃写实验论文。从此，他毅然把主攻方向转至理论物理研究，最终于1957年10月与李政道联手摘取了该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迄今唯一持中国护照问鼎诺贝尔奖的炎黄子孙。
在该放下的时候放下是一种智慧，在前进的条件不成熟或者不具备时，退让也不失为等待时机或创造条件的一种好的方式。如果强行破阻，可能会使得问题复杂化，而不利于取得实质性的进步。所以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形式都并非是本质，退让背后隐藏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坚持。
一家制衣厂因生产任务不足，面临亏损困境，厂里进行减员分流，把减员指标分到各车间、班组，要求以末位淘汰制的方式来压缩员工。
仓库有6位员工，是清一色40多岁的女工，她们平时团结一心，工作十分出色，历来被评为先进班组。但这6人中也分到一个减员指标，要按照末位淘汰制办法，由员工互相打分，按分数从高到低排列，前5个留下，第6个被淘汰掉。
班长参加车间的动员会议回来，苦思良久，觉得太残酷，不忍向员工开口。但员工们却早已知道，大家说，总有一个人要走，大家投票吧，每人提一个，谁得票多谁就走。
于是组长发给每人一张白纸，让大家写上将被淘汰的“末位”，也就是要走的那第6个人的名字。当组长将6张纸一一打开来，看见的却分别是6个不同的名字，原来，每个员工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第6个是自己。于是，一直到规定截止的日期仍迟迟不能淘汰出来。与此同时，厂长却收到了这6位职工呈递的辞职报告。接着，这6位员工都办理了辞职手续。
然而这6位员工并没有各奔东西，在辞职后的第二天，大家又聚在一起，共谋出路。她们思来想去，除了原来的仓库管理工作，大家都没有其他特长，但作为家庭主妇，买菜烧饭却是每天的功课，大家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工作入手，办一家小吃店。
就像原先在厂里工作时那样，齐心合力，不计较，肯吃苦，小吃店越办越火，规模越来越大，后来有一天，竟兼并了那家濒临倒闭的厂子。几年过去了，已经发展成一家餐饮连锁集团。
说到当初为什么“第6个”是自己，这6位女工说，无非是想证明，改革并非总是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无情竞争，有时候，退让，或许也是一种更积极的进取。
如果这六个员工都真的选出一位不太满意的，那么，最后六人之中必有其一要离开，甚至到后来其他的五个也会接踵离开。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齐心协力办小吃店，更不会到后来的餐饮连锁集团。
懂得谦逊，懂得退让，并不是代表自己认输。有时候，退让也是一种更积极的进取，是坚持。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全方位考虑清楚，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铸下大错，也不能因为一时困难而放弃。
选择，不能轻率
俗语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在这个世界上，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条，但是不管哪一条，都需要自己来谨慎选择。
钱学森是在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他成了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在“二战”期间，他与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程，是美国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他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心中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不管美国环境多么好，不管在美国的待遇多么丰厚，报效祖国的愿望还是驱使钱学森带着家人准备回到家乡。
可是不久，美国在朝鲜发动战争，在国内也利用反动的麦卡锡法，掀起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反共逆流，这股逆流也波及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由于学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落到钱学森的身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法入境。这些无端的指控均被钱学森一一驳回。但是，钱学森无法忍受这一切，决定以探亲为理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会见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时，向金布尔严正声明他要立即动身回国。他说：“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还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所以当钱学森一走出他的办公室，金布尔马上通知了移民局。
毫不知情的钱学森已经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办理好回国手续，买好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搬运公司装运。然而，就在他们举家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也就是1950年8月23日午夜，他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这样，钱学森被迫回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此后，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动。
在美国工作的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1950年9月6日，钱学森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非法拘留，他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关押起来。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受到种种折磨。钱学森曾回忆说：“在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减轻30磅。晚上特务每隔1小时就来喊醒我一次，完全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钱学森无端被拘留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师生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为他找辩护律师，还募集1.5万美元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了出来。此后，钱学森继续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不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就这样失去了5年的自由。
然而，钱学森挚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炽热。他日夜思念着新中国，他坚持斗争，不断地向移民局提出回国的要求。
此时，有国不能归的钱学森，在这5年间并没有停止他献身的科学事业。由于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国防有关。当钱学森知道这一点后，就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作为研究方向，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等国防建设课题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罢了。
钱学森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之后用。我一块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9月，钱学森全家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