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下甜酒酿子的老人，别人都喊他“张爷”。江南人多喜欢吃甜酒酿，数九寒冬的夜晚，街头巷口的路灯杆子下，所多的便是下酒酿的摊子，两三张小桌随意摆放着，让你老远就会闻到那种弥散的酸酸甜甜的气味。从戏园子或电影院里散场出来，坐在这样的桌前，将一碗醇香甜润的又加了水子的酒酿子热乎乎喝下肚，整个冬夜便温暖起来。
身腰佝偻、戴着旧绒线帽的张爷便是下甜酒酿子的，他没有固定的摊点，十字街、船码头、影剧院门口都是他常挑着担子转的地方。张爷的担子上，一盏风灯当头挂着，玻璃方罩内燃着煤油浸的棉纱捻子，暗红的灯火，随担子晃悠。担子一头是炉子和锅，一头则装着酒酿钵子和一摞蓝花小瓷碗，还有同样的蓝花瓷调羹。夜风吹过，风灯和炉火都是忽闪忽闪的，枯叶起舞，在担子脚边打转转。“下——酒酿子哇——”张爷喊着，拖长的声腔凄凄的颤颤的，就像担子一头灶膛里摇曳晃抖的火苗，有着一份与冬夜、与风烛残年相应合的穿透人世沧桑的力道……这样的酒酿担子，曾在丰子恺的那些粗黑线条的漫画里铺陈出满纸况味，让人不胜唏噱。
夜晚下酒酿子，白天，张爷就挑着装满甜酒酿瓦钵的箩筐，走街串巷，四处叫卖。还搭售“水子”——一种比黄豆稍大的用糯米粉搓出的小圆子，买回家，先下在开水里，翻两滚后挖一勺酒酿放入，即“酒酿水子”。递上两毛钱，就可以端走一钵甜酒酿，“水子”二分钱一小勺，酒酿可以倒入自带的容器内，也可以端回家下次再还上空钵。老人不多言语，眼睛也很少往别处看，只默默做自己的事。也有人什么都不买，只买一小纸包糖桂花，看着那些晶莹润泽的糯米酒酿，珠圆玉润的粒粒水子，就会想到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黄色桂花、随着热气飘散的动人醇香。
张爷有一间砌得严严实实的大柜子一样的仓屋，下面是个能烧火的炉灶。张爷把糯米洗净蒸熟，再用清水淘成清清爽爽的颗粒状，等沥干了水，倒入一个大盆里。半温半凉时拌入捣成粉末的酒曲，再一勺一勺挖了，装入一个个比碗稍大一点的紫黑陶钵里，四周抹平实，只在中间留一个锥状的洞，稍许泼上一点温开水。目的是让水慢慢向四周渗，可以溶解拌在米中的酒曲，有利于均匀发酵。拌酒曲的时候，如果水放得太多，形成“跑酿”，最后糯米是空的，不成块，一煮就散。如果发酵过度，糯米也空了，全是水，酒味过于浓烈；发酵不足，糯米夹生粒，硌牙，甜味不足，酒味也不足。张爷将那些陶钵摆满仓屋的横档隔层，上面搭好遮尘的布帘，关上防鼠的栅栏门，就算完工。冬天时，就在仓屋下面的炉灶里生火，用炉灰压上一截半燃的柴蔸，能保持一天一夜的室温。在几天的等待中，随着渐渐发酵，有一股诱人的甜香不可遮挡地散发出来。陶钵中间那个孔洞会渗满清亮的汁水，映得钵体泛出湿漉漉的幽光……这就是甜酒液，闻那味道，就知道好醇润呵。酒液越渗越多，最后那一大团缠结成饼状的酒酿子就浮在酒液中了。
做酒的糯米，张爷选的一种叫“白壳糯”，粒形饱满，蒸饭不黏，出酒香醇。梳着巴巴髻的张奶奶，总是坐在小凳上对着一簸箕糯米，将混在其中的稻壳、稗子、砂子还有碎米粒仔细拣出来。张爷住的那幢老屋的后院里，一字排开四棵高过屋顶的桂花树。每到深秋，枝丫间一片金黄，醉人的醇香传出几里路远。张奶奶把家里所有的被单都拿出来，铺在树下。微风起处，花落无声，一天下来就能收满好大一堆桂花，洗净蒸透，放太阳下晒干，拌上白糖腌入一口大缸里，就成了糖桂花。无论是做酒还是下酒酿子时放上一点，黄色的桂花在酿汁中起起落落，啜一口，那味道真是轻盈香远唇齿留芳呵。镇上人都知道张爷做的酒酿甜美芳醇，令人陶醉，许多不善饮酒者单独买回甜酒液灌入瓶子里，当做酒水，即使不在年节的日子里亦可自饮自乐。到了腊月里，常有人上门来买一些带桂花的酒糟回去糟鱼糟鸡，糟猪头猪大肠，糟出深红酣畅的色泽，蒸在饭锅里，热气上来，酒香肉香就缠绕其上，未至上桌，已酿醇一室。
听人说，张爷是大户人家子弟，年轻时迷上无线电，抛妻别子到欧洲学电讯，抗战时回国的，怀着梦想去了重庆大后方，以后留在上海闯荡。其间一波三折难向外人道，最终凭着精湛的技艺，连卖带修理在上海滩开了一家电讯器材部。解放后，他拥护新中国，抗美援朝时捐钱捐物，是个运动积极分子……然而有一天，噩运突降，张爷的一个朋友带了个老头去投宿，作为主人，自然热情招待。谁知那老头是个有血债在身的逃亡地主……张爷一下子就倒了霉，因留宿反革命分子而被审查，判刑，坐牢。出狱后，上海不给留，遣返家乡原籍劳动改造。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约是中美建交后的第二年，从上海发来一份协查通报，要求秘密查找一个叫张安国的人。此人曾为当时帮助中国人抗战的陈纳德的飞虎队工作过，成效卓着，所以美国人记住了他，并为他建立了详细的档案。这一回，从大洋那边过来一个经贸友好访华团，那个团长提出一定要见见当年的战友。镇上革委会头头脑筋算是转得快，立刻想到这“张安国”一定就是卖甜酒酿子的“张爷”，赶紧通知人去接。很快，张爷和张奶奶一起被专车送去上海。
那正是桂花开得最芳醇酣畅的时候，风起花落，却没有人来收拾满地的落花，真是可惜了。
在我们那里，馄饨被称做“饺子”。不知为什么，下“饺子”只有担子而没有铺子，一年四季，“饺儿担子”可算是街头最寻常的风景了。乡下唱大戏、放电影、玩灯、赶庙会，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肯定就有下汤圆下馄饨的担子。担子的一头，下面放着干燥的木柴，上面是烧柴炉，炉子上放着一口锅，锅里是待开或已开的沸水。担子的另一头，是个简易的柜子，里面盛有碗、铁丝爪篱、勺，上面放一方形盘子，里面摆放着包好的馄饨和没有包的馄饨皮、肉馅、葱、胡椒、猪油、酱油、醋之类。翟大贵挑着这样的担子，平衡的功夫极好，不要手扶，手里拿着两块竹片一边走一边不断地敲打，人们听到这种响声，想吃馄饨的人会闻声而来。有时他也把担子停放在街头巷尾，手里竹片发出清脆有节奏的响声：“嗒，嘀嗒，嘀嘀嗒……”
翟大贵家从爷爷那一代起，就靠下馄饨谋生了。翟大贵四十来岁，面色不错，却顶着一头早白的头发，说话声音麻沙，是因为小时得百日咳把嗓子咳坏了。深夜街头昏黄的路灯下，总能见系着围裙的翟大贵在躬身打理着。那担子的一头柴火红红，上面锅里热气腾腾，另一头的极小的案板上码放着油瓶、馅碗、皮子以及包好待下的成品。旁有小桌小凳，有人过来，招呼一声，或是抓一把成品下到锅里，或是现包现下。翟大贵包馄饨手法极快，左手托皮子，右手小竹棒挑点肉糜往上一抹，手指捏着一窝，扔到一旁。再看这边锅里，水滚馄饨浮上，反复几次，皮薄能看到馅心的一面朝上，必熟无疑。几分钟光景，一大碗热气腾腾、汤波荡漾的馄饨就下好端上来。这种皮子薄到透明的小馄饨，只需嘬吸，入口即化。那香气，那暖暖的感觉，总能诱惑夜归的人。
翟大贵的家，在一幢带天井的老旧的大屋里。有时阴雨天不出摊，不少人会拿着大号搪瓷缸或是端一只小锅穿堂入户去他家中等候。去早了，看他剁馅打皮子，也就知道其中是很有讲究的。馅要用当天宰杀的猪前腿夹缝肉，八分瘦两分肥连筋带绊的，若是纯精的后腿肉反而不好。头发雪白的翟大贵，双手各持一把刀上下翻飞，直把一小钵子肉剁成肉末。再用一根圆筒状的棰棒敲打，肉打得越久，越熟，越打越膨胀。打到最后，喷起的肉茸会起丝，极“粘”包馄饨的竹棒。擀面皮的是他老婆，一个穿着碎花旧衬衣、头发总是有点凌乱却不掩姿色的小个子女人。擀面皮要入碱，分量掌握不好跑了碱，在猛火沸汤里一煮一冲，馄饨就会破皮。擀面时加入鸡蛋，能擀出最佳效果，所谓“薄如纸，软如绸，拉有弹性，吃有韧劲”，就是这效果。这边，翟大贵老婆把擀好的皮子垛起来，拿刀切成二寸见方若茶干子大小，一般十张皮放秤上称一下正好一两，再裹进一两馅心，便是一客小馄饨。人家都说，翟大贵一家人个个细皮嫩肉水色好，就是自家小馄饨喂出来的。
可是，小馄饨不似水饺和面条，不是用来撑肚子的。吃这种小馄饨，纯粹就为了味道，为了享受那碗热气腾腾的鲜汤——不求吃饱，只求口味。小馄饨要的是皮薄，肉馅不能多，多了就荒腔走调不是那味儿。小馄饨汤水甚为重要，先在碗里放好盐、酱油、猪油，用开水冲兑，以免汤水混浊，再用笊篱捞入小馄饨。十个似穿了柔软蝉衣的小馄饨在碗里还轻轻地打着转，几棵嫩绿的小葱撒在上面很是养眼好看，用汤匙稍稍搅动，但见一片片羽衣缥缈，裹一团团轻红，上下沉浮漂摇……舀上一个吹一吹，牙齿轻轻一扣，满口的汁水，真上香鲜透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