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guts”这个词很有意思，既有“内脏”的意思，又有“胆量”和“勇气”之意。“只要你抓住了他的睾丸，你就抓住了他的思想”，这是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名言。现在是谁抓住了男人的guts，就抓住了他的思想。于是，时代盛产公公知道分子，公公学者，及公公校长。
陈丹青曾言：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给摘除了胆囊。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来“公共知识分子”？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文革”前制度性阉割就开始了。当林昭、张志新挺身反抗谎言与谬行时，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陈少敏是“九大”时对开除刘少奇党籍决议唯一投反对票的女人，她成为那个时代良知尚存的稀有鉴证。男人们又到哪里去了？
制度性阉割导致权威人格。权威人格也称专制人格，其表现为：一方面对弱者夸耀自己的力量，排斥、拒绝，另一方面对权威者又卑躬屈膝，绝对服从。形象点说，就是在家打老婆，在公交上和女人争位置吵架，在单位对领导点头哈腰。
中国式成功学是男性成功学。他们大面积丧失了责任感和勇气及个性气质，努力成为混世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再有家国情怀，不再写诗，不再浪漫，不再教子，甚至不再在母亲和妻子身上花时间，更热衷于赚钱、钻营和享乐。
不论是官场、职场，还是情场，男人们的担当在哪里？对族群的担当与对价值观的担当又在哪里？简单讲就是：你对民族的子孙后代怎么交代？这是个经济腾飞、礼崩乐坏的时代。如果一味追求个人所谓成功，我们这几代人，没有一个能逃得过子孙的咒骂，有人甚至会被掘坟槌尸。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阉割文化。但传统文化之下也有士大夫精神与君子风度，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至少也有梁漱溟、王国维、朱自清们的清高。假如权威人格盛行，还不如去当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呢。
男人的职责是什么？男人不只是把面包带回家的那个人。男人的职责是担当。当危险降临，他是挡在门外的那个人；当邪恶当道，他是挺身而出的那个人；当世道衰败，他是力挽狂澜于既倒的那个人。男人还是培养子孙成为男人的那个人。
为什么我们离自己越来越远？
远离了自然，远离了理性，远离了良知，我们的内心就会被黑暗占领。
一位80后与其50后父辈有如下区别：他借百度或谷歌思考并得出答案，而父辈的信息源仍是报纸、电视或单位；他借手机、电脑表达情感，而父辈诉诸笔和纸；他的朋友都挂在网上，而父辈的朋友都是小时候光屁股的发小儿；他的钱全在网银里并通过网上支付，而父辈认为钱不握在手里、不面对面交易心里就不踏实……
新世代生活在一个外包的世界。从思想、情感、生活、娱乐到观念，什么都是外包的。其结果就是你人格的外化。父辈人格是外化到组织或单位，新世代则是外化到了财富、商业和科技。在一个外化的世界，人们不诉诸内心，也懒得诉诸内心。当然，今天比父辈们当年“狠斗私字一闪念”表面看是进步了。
但父辈的世界没有毒奶粉，没有地沟油，没有闯入小学砍小孩的疯子。
人心是最大的变量。什么制度变革，什么经济发展，什么社会重建，人心不强大，再绚烂的表皮都难掩内部的溃败。
众愚成智，还是众智成愚，网络让我们更接近还是远离了自己？
多数时候，我们是在跟屏幕交流，而不是实实在在的人。熟悉的陌生人取代了熟稔的亲朋好友。
网络让我们更聪明还是更愚蠢了？一派认为，网上信息的劣质化必然导致我们注意力的退化，“无所用心”的感官浏览网上信息，而少有深度思考和创造行为。另一派强调，是网络让人们掌握了知情权，明了真相。
肯定的是，网络快速改变着人们的心智状态，让人们始终处于“在线”（on-line）状态。所以不再有伟大的著作，不会有诗。所以不再天人合一，远离了大自然（nature）。最终瓦解了农耕文明的和谐幸福感。
《科技想要什么》的作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则更加乐观向前，他提出原子是20世纪科学的图标，网络是21世纪的图标。要想领悟复杂事物的本质，需要一种“蜂群思维”，我们的思考是众包的、公布式的，不再有中心—无论是个体中心或网络中心。这如同揭秘一起恐怖事件或某位贪官，需要开动所有的信息挖掘机，分布式解构，还原真相。
但当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云亦云。只要是官员必是贪官，只要是专家肯定是砖家，看似较“二”的言论大家一齐恶搞。在这些习惯性思维主导下，网络一片谩骂恶搞之声。最后自己灰头土脸，一派不高兴。
美化的说法这叫众神狂欢。其实网络延续了现实社会的金字塔关系。有发言权的还是那些意见领袖，没有的依然没有。众生总是看别人在发表什么观点，总是听别人在聊什么话题，于是转发，转发，再转发。
你看姚晨做公益，你跟任志强骂房价，你随薛蛮子转发，你学李开复做自己，你在方韩大战之中站队……你的内心是由他们构成的杂拌儿。可你自己呢？
网络似乎让我们更聪明了。但心智心智，有智无心，更明白了也更不快乐了，聪明难成智慧。
到底是众愚成智，还是众智成愚？网络让我们更接近还是远离了自己？Think about it（想想吧）。
少即是多，少但是多。少则得，多则惑。我们肯定是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了。
有人说，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个喧嚣的末法时代，人人都看似能讲道理，但言不由衷、言行不一。“春秋战国时期如果有电视这个东西，孔子也不会拒绝的。”易中天如是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读老子、孔子，或《易经》《内经》，觉得说的都对，但一做事就错？因为古人一生研究天象、养生或做人，那是他们的专业，“吾道一以贯之”。而我们一生心多旁骛，在网络上漂浮，临到做人做事总不地道。
少即是多，少但是多，古人不贪多但求精。网络海量资讯，我们是更有还是没有了判断力？
手机还没用熟就换新款最后还是那几个应用，书还没看完就赶着看名人推荐的书最终是看不完的书，看了N多微博之后心智并未增长，赶不完的潮流上不完的当……
“Less is more”（少即是多）。其实德国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提出的设计哲学和实践，早就被老子说过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少则得，多则惑。我们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借智慧。
中国山水画中的人居图，可谓人居与山水高度合一。居于山水之间是古人人文的生活理想。例如《富春山居图》中，人之于山水，就是隐的关系，人是自然有机的一部分：虽然古画中人物很小，但人却拥有了整座山林。反观现代人，虽寄居在自己的所谓豪宅之内，其实不过是给自己造了或买了一座漂亮的监狱罢了！因为他是与山水隔绝的！
与自然贯通，方拥有丰富的灵魂。今天的儿童借宫崎骏的眼睛看自然。是啊，如今写书的人比买书的人还多，网络和书店的图书汗牛充栋，但人们却忘记去读大自然这本书。
简单就是最大的美德，既是消费观，也是生活观。
什么是真正的环保？把东西做经久耐用了就是环保。那些老皮包、老单车、老手机一定会再回来的。
在这个喜新厌旧的时代，所谓“环保秀”皆是伪环保。
改革开放后，我们经历的世界是一个“去魅”（disenchantment）后“再入魅”（enchanting a disenchanted world）的过程：世俗化将伟人搬下神坛经历了一个“去魅”过程，现在，消费主义令人们“再入魅”—人们虽然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比如时间、金钱和产品，但都被无穷无尽的奢望和消费嗜欲所吞没。传媒正是造就这些超级欲望的元凶。世俗化之后社会又有了新的宗教—商品拜物教。
市场经济当前，“消费拉动经济”不仅影响西方，也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有两方面值得警惕：一是社会生产消费的麦当劳化，使产品廉价制造，人均消费量剧增，最终抛给大自然不能承受之重；二是炫耀性消费，颠覆传统的低调做派，极尽张扬之能事。
少是一种美德，少是一种追求，少是一种智慧，少是一种力量。
宜家的创始人英瓦尔·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在《一个家具商的自白》中提出“简单是最大的美德”。简单是一种美德，既是消费观，也是生活观。我们可以少得恰到好处，少得精致，少得奢侈，少得美妙。
回到自己，回到自身需求，回到够用原则，回到情感的真实，不贪多贪新。
所谓“正规教育”是批量扼杀孩子灵性，使之变成平庸之辈。教育不教会做人等于白教。
莫言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不懂什么叫成功。他小学没念完就被迫辍学，一个人孤独地在草地上放羊和冥想；后来又混迹于民间社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与传说，并铭记在心。所以经济学家盛洪谓莫言是条“漏网之鱼”。
所谓“正规教育”就是批量扼杀孩子灵性，使之变成平庸之辈，于是“有知识，没文化”，或“有文化，没主见”的“产品”批量产生了。
乔布斯也是条“漏网之鱼”。他一开始就不想上大学，讨厌学校强迫他上那么多他不喜欢的课。他认为把父母省吃俭用的钱花在学校是不值得的。而比尔·盖茨退学则不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但他也从人人羡慕的名校哈佛大学退了学。正是这两个人，以他们没有被教育磨损的天赋灵性，领导了现代最深刻的革命—个人电脑的革命、手机革命，从而改变了世界。
地方政府要“打造100个乔布斯”，“打造莫言产业”，但政府永远不会明白乔布斯和莫言是怎样成功的。
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的孩子们有定力。记者在那里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另一副面孔，儿童的本真面孔，那种远离成功学、远离功名的淡定。大学堂的学生不许用手机、电脑，不看电视，有不懂的字查字典，比如查“虎皮鹦鹉”，电脑是点对点一下子查到了，而查辞典要经过什么科什么目，对同类鸟群也有了解，知识就这样增长了。
大学堂的老师说，我们的小孩是跑长跑的，越大了越厉害，因为他们会有慧根，懂得取舍。
南怀瑾曾答记者，文化是个什么东西？文化是个空洞的名词。衣食住行，坐卧起念而已。做人和生活比读书更大。最怕读书读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美枪击案凶手曾经是优秀学生，河南小学生被砍案凶徒是信奉世界末日的邪教徒，但他们都是社会教育的产品。教育不教会做人等于白教。
温故《1942》，想想《少年派》，我们需要理性和良知填充那颗“黑暗之心”。
《少年派》和《1942》提出的命题是，当人为了活命而奔波，他与神灵光相交，或擦肩而过。我们为什么要在豪华影院里品味一个少年的历险或中国人的苦难？并非为了励志或吃得更多一点，而是一个人怎么活的问题。理想的人生，是让一个人少年出家接近神性，中年到人生战场搏杀，晚年又回归寺庙的。岂不妙哉？
李安整部电影都是在布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要降服的孟加拉虎。从虎眼中看到的，是自己情绪心性的倒影。驯服老虎，就是驯服自己。
《少年派》告谕人们的正是“生存、生活、生命”这“三生”教育，首先要学会生存，然后懂得生活，最后探寻生命的意义。现代教育者以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
《1942》提醒我们是怎样一个健忘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说好听点是修复能力极强，说难听点是健忘症深重，直到再来一次。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丰厚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中国历史上每次中兴只需三四十年，中国人就发起来了，然后堕入灾难只需一次政变或一位昏君。
某位重庆老板感慨：“我感觉‘文革’随时重来太容易了。没有是非，没有真理，只要符合自己利益就支持。太可怕！”“文革”离大家并不远，反日游行变成打砸事件，“文革”标语又走上街头。
将自己依附于某个强权之上，将自己交给权力机器，由它来为我们做主。这是《逃避自由》一书探究的主题。作者弗罗姆（Fromm）写道，人们由于忍受不了这种随自由而来的孤独和寂寞，乃至患上精神病，由此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自由……逐步培养起人们的权威主义性格，而法西斯纳粹主义正是人类关系异化的顶点。
没有理性，没有良知，黑暗之心就占据内心的空白。针对小学生的枪击事件或砍伤事件就发生了。这不是将犯罪嫌疑人说成精神病就一推了之的。河南当地领导说：“讨论这有啥意义？”更显示出传媒所说的“结构性冷漠”。
一心想成功会让我们输掉什么？
因为诱惑太多，我们都在奔跑，筋疲力尽，但遗憾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奔跑；因为成功至上，我们都在拼搏，蓦然回首，却发现我们需要把握住的其实很少。
远离了自然，远离了理性，远离了良知，我们的内心就会被黑暗占领。
当代人尤其缺乏“同理心”（empathy），一种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能力。这个社会和教育的设置就是让我们互相疏远，考试和应聘就是打通关，大家的“任务”就是打败其他所有人。
我们的父母真心实意地急于帮助我们做得比别人更优秀，我们的老师一门心思地要求我们考取各类证书，于是，从孩提时代开始，我们很多人就成长为情感麻木、对内心良知视而不见的人。我们对大自然的认知是残缺的，我们对社会关系的认知是残缺的，我们对自己内心的认知是残缺的。
在追求竞争和超越的过程中，我们都变得与他人疏远了，他人即成功的障碍，自然即无尽索取的矿产，见山开山，见佛灭佛。这样，自然不可持续，社会不可持续。我们一心要赢，结果却是通盘皆输。
所以，请想一想。
“砸烂电视”之后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不能只有“转椅”和“灭灯”节目。时代在剧变，事件在发生，需要更多有价值的观点。
回顾1984年的苹果电脑广告：
哐，哐，哐，哐……一个昏暗的大屋子里，跑进来一群人，排排坐下，仰头而待，表情木讷。大屏幕上，一个大佬在喋喋不休。突然，一位白衫红裤的姑娘冲了进来，将手中的铁锤掷向屏幕……这则广告不仅将苹果的Mac（苹果电脑）打出了名声，也将反叛精神植入了苹果公司的每一款产品。
该广告选择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为背景。既是终结，也是开始。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开始。
如今，一锤砸碎的那个大屏幕，已幻化成千千万万个掌上小屏幕。千千万万个智能手机或PAD（平板电脑），无时无刻不解构着高大全、假大空。既是终结，也是开始。
键盘在瓦解纸媒，现在，DV（数字视频）开始瓦解电视。新技术让传播过程去金字塔化，节目去魅化，资讯消费分众化与碎片化。
视频能否瓦解电视？只是个假想。但互联网在削平话语权金字塔，网络视频在改变收视习惯和阅读趣味，这两点是看得见的。
遥控器只有选择键，人们还需要不选择键和删除键。拜互联网所赐，现在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