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春节几天我是这样度过的：
大年三十晚上，我去了舅舅家。舅舅照例在“好日子鲍翅城”订了饭。因为小龙回来迟，还带回了他的女朋友，席就开得很迟。大概是增加了一人的缘故，当晚气氛很热烈，可我的话却很少，我的心里还在想着李金枝。我去舅舅家时，李金枝笑着问我，她是否也能一起去，我沉吟着，半开玩笑地回答她说，你现在暂时“与本案无关”，最好还是先回避。
初一早晨，天还没亮，我便离开了舅舅家。回到学校，李金枝正等着我。李金枝把一挂鞭炮搭在我的脖子上，说，我们去郊外过年吧。说着话，她已拉开了书包，花花绿绿拿出了更多的鞭炮。
我们选择郊外的一片杨树林旁安顿下来。太阳刚刚升起，霞光映红了一望无际的麦田，映红了枝丫交错的杨树林，似要为我俩的节日增添一些喜庆。四野里人迹绝无，远处的村庄被五彩的烟雾笼罩着，显得很虚幻。那天，鞭炮声一次次在我们耳边炸响着，又在很远处空洞地回应着，一呼一应让人联想起隔着山峦相互思念的一对亲人；硝烟四下里散开来，漫过树林，升上树梢，被朝霞染红了，才慢慢地遁去，竟像封姑沟黎明时的炊烟。炮还没放完，我就停下了。李金枝也早已住了手，正靠在一棵杨树旁，认真地看我。我们对视的一瞬几乎异口同声，咱回家吧。
初二，我们回到了镇北县。我们没有停歇，直接去了封姑沟小学。封姑沟小学大门上贴着一幅鲜红的春联，是我友道叔的手迹。上联是：新节并与气节过，下联是：读春更比耕春忙。横批却不再咬嚼文字，只是“培育新人”四个字。学校的大门上着锁，干净的操场上落满了觅食的麻雀——学校里没人。我想，李金枝她妈一定随了友道叔去了王家洼。
说实话，我很希望王家洼人能够接纳李金枝她妈，可是，连我也说不清李金枝她妈该用怎样的名分走进王家洼——而这样的名分在王家洼永远都很重要。我知道，无论我怎么去想，王家洼人都会把李金枝她妈当成友道叔新说下的婆姨了，而且，他们还会把这归功于我。
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复杂起来，我攥紧了李金枝的手，感觉回家的脚步也沉重了。所谓家乡，或许就是这样，你再厌恶，再恐惧，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让你回去。
我们在王家洼一直住到了初四。
李金枝她妈果然住在友道叔家。友道叔睡在灶房的炕上，李金枝她妈住在堂屋——原来草琴住的那间屋里。
王家洼人的猎奇欲随着我的回家而爆发。友道叔家的门前总是围着许多婆姨，她们像是饿慌之后等着饲料的鸡，焦急地等着母女同嫁叔侄之类的爆料。婆姨们三五成堆，装作讨论琐事的样子，却时不时有人探出头去，看看友道叔家的动静。有的婆姨推着借东西，径直进了友道叔的家；还有的婆姨，竟然来到我家，试图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起先我还赔着笑脸解释，我说李金枝她妈不过是来帮着友道叔教书的，可婆姨们不信。不仅不信，有的甚至还流露出不快来。
我开始不理睬这些婆姨了，可我却担心李金枝会很难堪。因此，村上来了蹩鼓队的时候，我便拉了李金枝去看。蹩鼓队并没有吸引住这些好奇的婆姨，倒是我俩的离开，却把一些婆姨从友道叔家门前拉到了我们的身后。我悄声对李金枝说了对不起，向她解释我们这是小地方，风俗就是这样，让她还有她妈都别介意。李金枝红着脸，却说没什么，她们那地方也是这样。
王家洼女人的目光和口舌再次让我感到窒息。一个人睡在家里，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事实上，我的理想没有错，法律没有错，王家洼人历史的风俗习惯似乎也没有错。可是，我已经感觉到了，我要用城里学来的法律，来套家乡人的思想，让他们学法，让他们懂法，让他们用法，让他们懂得其实法律并不可怕，思想上拒绝法律那才是可怕的——从而改变王家洼人的精神面貌，这样的努力，也许注定就是一个错误。对待法律，王家洼人必定会像对待我一样，觉得神秘，觉得异类，觉得已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对于王家洼，问题并不简单地停留于有没有法，懂不懂法，接受不接受法，而在于怎样形成一个法制思想的氛围。我得到了一张虎皮，却试图给一只受冻的羔羊穿上，羔羊永远都会觉得不自在，觉得恐惧，觉得受到了侵犯，却不会觉得温暖，觉得威武，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老虎。我必须告诉羊，虎皮并不可怕，思想上拒绝虎皮那才是可怕的。可是，羊终究是羊。我担心有一天，我把省城里学来的法律带回来，会不会被当成了一张可怕的虎皮？
我把我的担心讲给了李金枝。李金枝一撮一撮捋着我的头发，说，虎皮很容易被接受，只是上面不要有羊的血腥。
王家洼的三天，有两件事让我耿耿于怀，让我的理想愈发苍白可笑：一是自从我友全伯卸任后，没有人再愿意当王家洼的村长，大家盼望着为了村民利益而犯法坐牢的友全伯继续连任；二是被西城分局刑警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解救走的翠英，年前的时候，果真又背着大包小包回来了。
初四晚上，我和李金枝离开了王家洼。临走时，我们给友道叔道别。友道叔脸上菊花盛开，嘴也大大地张着，却从眼睛里流露出探询的目光，似在咨询浩志跟草琴的下落。我正不知说什么好，李金枝她妈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膊，又拉了李金枝的胳膊，然后走到友道叔的炕前：
王老师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浩娃，还有你草琴婶。
初五，我跟李金枝在政法大学的校园里呆了一天。我从来都没有当天那样沉默，也从来都没有像当天那样依恋过李金枝。坐在校园里的长椅上，我把自己久久地埋在李金枝的怀里。我不想说话。我不想说起封姑沟，说起友道叔，说起王家洼的男男女女们；我不想说起法律，说起考研，说起今后的职业和收入；我也不想说起草琴，说起浩志（李金枝已经从她妈那里知道了友道叔家里的变故），说起如何去找他们；我同样不想说什么发案，什么破案，什么陈民娃和陈选民——而这两个名字几天前还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我更不想说我的什么理想。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我把所有思想都蛰伏在心底，我发现放松下来让一个女人去爱原来会是如此幸福。
初六，按说已经收假了，可是，省城所有的单位似乎还没从节日状态中恢复过来。西城分局刑警队也是留着少量的警力值班，其余人接着去做节日里没有做完的事。到了单位我就倍感无聊，我的心里像一间杂货铺，堆满了无用的东西。我想把他们整理一下，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存放在心里。我就想李金枝，想李金枝温暖的怀抱，我再次惊讶自己竟会如此依恋李金枝。
晚上，我们班上寒假留校的同学搞了一次聚会。这个聚会是广东一个同学发起的，费用也是由他来出。来自省城八个公安实习点的二十多个留校生参加了这个聚会。广东同学人很瘦，却在全方位地展示着自己的机灵和出众。他蓄着长发，发梢染成金黄。他上身穿一件很短的牛仔外套，不系扣子，雪白的内衣清晰地勾勒出他的肋骨。广东同学应该一点都不觉得冷，从他频频举起酒杯和滔滔不绝说话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他的心里正燃烧着一团火。
广东同学说，他是大年三十飞回家的，初五又飞了回来。他回家是专门为跑工作的。广东同学的父亲是一家公司的老总，已经早早为他的工作活动起来。这次过年，本来他是不需要回家的，可是用人的那家单位非要见见人，结果，他回去以后，“只用了三天时间，把一切都搞定啦。”
广东口音特有的拖腔增强了讲话者显哗的色彩，围坐一桌的同学们也识趣，异口同声哇哇地发出羡慕的感叹。广东同学锦上添花：
我们那里是不讲究工资的。即便论起工资，我现在回去，每月也要比这里任何一个队长甚至局长的工资高出许多。
作为组织者，作为出资人，作为过早有了锦绣前程的一个得意后生，广东同学的讲话给当晚的聚会定下了一个基调，同学们借坡吆驴，也纷纷说起了自己的前程。
我跟着大家的碰杯而饮，跟着大家的欢乐而笑。我的耳朵嘈杂着，我的内心却寂寞了下来。我听出来了，原来我的同学，假期回家的和没有回家的，大多已经联系好了自己的单位。有的在政府机关，有的在公检法；没有联系好单位的，有的说已经找了人，有的说已经花了钱，还有的说钱已经筹好了正准备花出去；没有找人或没有筹钱的，也都有了自己的打算，有的说要考研，有的说要出国，还有的说至少也要找个外企去干。离毕业还有一年半，实习远未结束，课程还有许多，我们的专业远未充实，同学们还像未发育成熟的少女，可这少女却过早地订上了娃娃亲。一顿饭的工夫，在座的所有同学似乎都有了官僚的裙带，或是有了万贯的家财。那个曾经靠家里卖房上了大学的同学，他的父母为了节省开支，在学校附近租了房，从家里拉来了粮食，一边捡破烂卖钱，一边给他做饭，既增加了收入，又节省了开支。可这会儿，这个同学也能夸下海口，谁能让他留在省城，他就一把给谁五万！
我的耳边仿佛盘旋着许多的精灵，嗡嗡地发出蛊惑的声音。我的心跳随着那声音开始加速，我想控制，却控制不住。我知道这心跳不是因为酒，酒让人肝胆开张豪情万丈却不会让人心劲松懈神气慌张。我内心的纵深有一股力量，正在替我解套，替我松绑，我能感受到一种解放后的轻松和迷茫——那一瞬间，气球一般绑在我身上的我的理想，捆得我生疼却又让我迷醉的我的理想，让我无法站稳却让我飘飘欲仙的我的理想，对我的故乡是杯水车薪对我却可能是万劫不复的我的理想，随着我的心跳，脱离了她的母体，妖怪一般飘摇而去。
谁在摇着我的胳膊，王来志，你是不用愁的，你舅舅不也是法院领导吗？
用不着谁提醒，我当然不用愁的。舅舅的模样早已在我眼前慈祥起来。我端起酒杯，离开桌子，让自己的脸尽量微笑，让自己的身子随意摇晃。我把酒先跟广东同学碰了，又跟其他同学碰，大家干杯,毕业以后的第一次聚会，我在省城做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