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开放度的不断增加，人们总是在探讨作为第三域的民间组织是如何追求各种各样的目标及价值。他们或者将之提升到理论的维度，关注它的宗旨与使命、战略规划、内部结构与管理；或是在实践层面，围绕社会功能与作用，思考其能做什么，做了什么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民间组织及其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流行话语的一部分。
民间组织既是社区的表现形式，又是参与社区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面对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多种风险，包括在抽象层面上提出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契约失灵”，也包括在现实的社区层面经常可以看到的贫困、教育、健康等问题，以及在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权力、性别、文化等多方面关系和问题，民间组织已经承担和将要承担更多、更大的角色。这些角色实际上又是与不同的民间组织试图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承担怎样的功能有关联。
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有其自组织功能，作为政府、民众和市场桥梁的民间组织，在维护社会平等、公正、多元等价值，整合、倡导社会和谐发展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而其在实践层面的赋权工作观念更具有建构意义。为了充分再现民间组织的这些功能，也为了刚刚起步的民间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超越以下可能发生的“隐患”：
（1）价值分化。民间组织承担着社会价值维护的功能。因此，其内部成员必须在价值观上达到高度的共识，回答我们的工作是为什么的提问。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民间组织的价值观建设，使其成员充分理解自己所从事的活动，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实践活动。而价值观的模糊甚至混乱，很可能导致其组织的功能失调。
（2）官僚化。民间组织在经历了几年的发展之后，随着组织规模的逐渐扩大，管理制度的日益健全，部门分工越来越“精致”，官僚化的倾向难免会显露出来。另外，在一些民间组织职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价值观上志愿者精神弱化，经费运作上成本开支增大，服务上权威身份确立等等趋势。只有将参与性真正贯彻于组织治理的运作过程中，才可能在文化共识的前提下，在积极回应社会问题的同时，体现组织理念与风格，赢得公信力。因此，去“官僚化”将是民间组织需要高度警惕的。
（3）“自闭化”。民间组织的角色和功能决定了其创新性与开放性的特征。但随着上述潜在问题的出现，会引起在“我群体”与“他群体”间发生“竞争”与“不适应”。这种竞争与不适应有时可能导致人们对民间组织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的怀疑。视域融合、互惠共生的“平台”意识，将构成对民间组织成长的考验。
（4）“依附化”。现在的国内民间组织，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境外一些基金会的经费支持下运作的。因此，有必要在保持自主性的前提下，防止在组织关注领域上出现被其支配的倾向。我们已经看到国内民间组织正是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中，出现了良性的发展趋势，并在运用经验和理性来鉴别并促进如何使民间组织发展得更好，在社会发展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民间组织要勇于承担起社会赋予的公益大任，积极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社会和谐建设，才可能无愧于社会，无愧于自身的使命。在本章中，选择的两个个案，将公共突发事件与女性民间组织的活动联系起来。其目的是想让读者透过女性团体的集体自述，理解她们／他们是如何尊重，并维护主体性，如何用心去维护女性主义视角。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女性团体的活动纳入到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去，并分析女性团体可能面对的挑战，进而反思民间组织的社会功能。
在非典干预实践中凸现妇女民间组织的主体经验
一直以倡导性别平等为理念的女性民间团体，在现实社会环境中，要凸现自己的主体经验，扩展自己的行动空间，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功能，首先必须在行动的同时，把自己作为描写的对象，用自身的行动投入到社会中去，投入到文本的写作中去。有多年从事农村社区发展经验的陕西妇女研究会，以回应“非典”这个突发事件为契机，发挥了妇女民间组织的社会功能，充实和调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其主体经验是值得珍视和思考的。
民间组织对突发事件的回应能力，取决于对社会事件的敏感判断，取决于其成员的社会责任，也取决于自身调动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陕西妇女研究会在“非典”之际，敏感地意识到民间组织的社会角色和作用，并自觉地承担了社会的公益责任。女性民间组织的身份是在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其社会角色的认识不可能离开对其主体性的透视。从作为女性民间组织团体的集体身份表达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理解平等性别文化所倡导的主旨，更多地理解女性民间团体，更多地理解民间组织在社区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在“非典”期间，社会性别关系同其他社会关系也是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的，这种关系对我们的社会有何意义？以下的个案正试图回答这样一些提问。
一、引子
2003年4月29日中午，西安市和平门内的桃园公寓大门口两侧、楼内通道边墙及两部电梯内同时贴满了由陕西省妇女研究会精心策划的“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系列宣传画，每幅长1．08米，宽0．86米，一套三幅，显得格外醒目。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大概不会忘记，去年冬天，公寓一个保安为了禁止市法院在大楼内张贴布告，结果被公安部门拷走的不幸事件。这件事反映出公寓的物业管理相当严格，为了保证楼内的整洁，绝对禁止任何人在公寓内外墙壁上张贴任何内容的印刷品，他们甚至敢以身试法，就连国家权力的象征——法院的公告都难逃被撕毁的命运。而这一次，管理人员的宽容却让人感到意外……
4月的某一天，众多陕西人随着北京市政府高层领导人的被革职和有关非典型肺炎疫情的陆续证实和公开，对非典的关注立即升级。一周后，省会西安出现了一系列非典型行为：抢购日常生活用品、假冒抗炎药品、疑似病人逃离医院、医院拒收病人等恐慌心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和公共道德面临极大的考验。
这时候，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几个同事还在山阳县进行着社区健康项目的参与式监测评估培训。尽管她／他们身处边远的贫困山区，却以民间组织和女性主义者特有的敏感想象着全国和西安的情况。女性民间组织对这样一场灾难该以怎样的方式面对与回应？她们／他们首先对隐瞒疫情、迟迟不报表示愤怒，一种发自内心的愤怒；接着又感到欣慰，政府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公开与坦诚，这部机器的运转透出了新的希望；再下来，在观察北京的疫情的同时，出于对边缘、弱势人群的关注，自然将目光投到了西部、西安和陕西的贫困农村。
二、建构社会性别关系——干预行动
几天之后，大家回到西安，疫情的发展状况大大出乎意料，各类媒体都对此进行着密集的报道。人们都在复述着防非典的大众话语：通风、洗手、消毒、戴口罩、隔离、发烧门诊、定点医院，还夹杂着谣言和恐惧等等。研究会的同事们在短暂的附和之后，突然意识到作为从事社会性别与发展的民问组织，一定要防止可能存在的关注点上的偏离。我们不该扮演应声虫的角色，应该用自己的眼光观察这场灾难，女性民间组织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不能再继续出现失语的情景。
战争总是同男人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想象女人会进人流淌鲜血的战场，尽管我们常常会看到女人在战争中被伤害、杀戮、强暴以及流离失所的景象。《沉默的另一面》的作者布塔利·乌瓦什以她独有的视角写下了“沉默·国家历史·女人”这凝重的思考。战争历来是被性别规范的，但不管愿不愿意，女人却无法逃离战争本身，女人必然被裹进战争之中。女人进入战争有两种方式：主动和被动。被动的裹入意味着被侵害的命运，而主动的进入则标志着以自己的力量影响战争，缩短痛苦的进程。其实，在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女性与灾难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女性主义者在这场抗击非典的战争中能为社区、同胞做些什么？
面对疫情，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同仁进一步提出：“在这场灾害面前我们是否需要介入和干预？”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参与，它实际上也是在追问自己：我们应该如何从性别的角度参与这一事件？性别问题能涵盖一切吗？性别与其他分析范畴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如果存在又需要做些什么？女性主义站出来的呼唤，尽管减少了女性在战争中的“失语”，却由于其知识的狭隘而存在行动上的局限。在这样的突发灾害面前，需要的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去承担责任！
急促的电话铃又响起来了。尽管已是晚上，但通过行动建构意义的心理总是挥之不去。女性主义者主体经验的意识不断促使大家深入着白天的讨论。在灾害面前女性民间组织必须站出来，用行动表达自己，向女性主体的缺失和严重的失语挑战，不再使“战争让女人闭经”的历史重演。因为是女性，所以有更多的害怕和恐惧；因为是女性，所以有更多的爱心与关注；因为是女性，所以也更渴望自由、和平与健康。她／他们努力尝试用主体的经验和实践来反思性别定型并建构性别知识。这一思路确定下来之后，研究会决定以医学之外的社会关怀介入，以唤醒人文资源，为凝聚社会力量抗击“非典”履行自己的职责，用行动对性别划分提出挑战和质疑。
“我们一定要回应这一突发事件！”“女性民间组织的人文关怀就体现在这里。”实际上，目前这场灾害已远远超出了疾病本身，它所带来的恐慌已经使社会自组织系统本身的薄弱暴露无遗，政府的控制力已无法满足社会各层面的需求，一场危机已初露端倪。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是在女性承受暴力之前就由男性文化建构了；艾滋病恐慌是文化定义了同性恋的不正常及它与死亡的关系后制造的；同样，SARS病毒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的恐慌，女性团体必须站出来承担必须有的历史和社会责任。
“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大事，让民间机构妇女研究会做了。怎么政府不做呢？”这是一位采访大型系列宣传画进入社区活动的记者发出的内心感慨。我们不想引申其后面更多的意义，只是想体会妇女民间组织如何尽了自己的一份职责。
凡是熟悉“灾异论”的人都知道，对待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不测，灾异论者往往会作出一种性别的解释：大凡灾害的发生是因为后宫中的某个女人的原因带来的。对待这样的叙事，不少人已感到习以为常。把女人视为“祸水”是典型的男权文化的反映，是男人极度缺乏自信的体现。在这里，任何一种灾害都是一种政治，而且毫不掩饰地说，它就是一种性别的政治。但是，面对这场灾难，女性却是作为抗击疫情的指挥者和战士的形象出现的。可以说，这一举措对传统的性别符号做了重新定义。在这看似没有关联的事件中，具有性别敏感的人们却感受到了它们内在的关系。
在张贴系列宣传画的过程中，晚报的记者也许在无意中捕捉到了这样一个镜头，它生动而意味深长：画面一反流行的“美女加造作”的表达语境，而是以一位中老年妇女张贴宣传画的形象展示研究会的社区行动，打破了女性失语的局面，更对深层的性别结构和性别内分层结构、消费文化及传统的阅读理论提出了挑战，也体现了女性主义的阅读视角。
关于男性与女性具象的议论其实都是表象的，关键还是在传达出一种声音，一种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无论怎样，妇女民间组织——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名字在危难时刻，随着系列宣传画走进了西安大大小小的社区，使人们从中看到了女性的力量和民间组织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也实现了对社会性别的再表现。
研究会会长在简短的“宣传画进社区活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充分表达了她／他们的心声：
面对“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需要的不只是对疾病的了解和预防，更需要良好的心态、自觉的行动和时刻保持作为公民的一份凝重的责任。陕西省妇女研究会为倡导这种精神，愿与政府和广大市民共同肩负起构筑起“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神圣使命。陕西妇女研究会将通过30000份大型宣传画，激励市民患难与共、抗击非典。
这套大型系列宣传画倡导市民从我做起，告语市民在相互尊重和关怀的同时，承担起对白衣卫士无私奉献的真诚回报，承担起对生命的呵护与关爱，承担起构筑民族精神的历史责任。大型系列宣传画在传递人文关怀的同时，强调严防坚守，以科学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直面“非典”，使市民摆脱恐慌，共同迎接抗击非典胜利的那一天。
“严防坚守，从我做起”（告语市民之一），倡议市民为了自己及他人的健康和自由，自觉行动起来切断传染链上的每一环；“关心白衣卫士、就是关心我们自己”（告语市民之二），突出医生与市民休戚与共的关系，倡导市民以实际行动给予白衣卫士更多的尊重与关爱。“众志成城、抗击非典”（告语市民之三）强调民众的凝聚力是战胜非典的强大力量，法制建设是战胜非典的有力保证。三幅画从不同的角度告示每一位市民：共同构筑强大的心理防线，承担起神圣的社会责任。
在“非典”蔓延的日子，我们更加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自己、给家人、给身边的所有人，多一份真诚的关爱；我们更加需要自觉自律、彼此理解、相互支持，从点点滴滴做起，保证不给社会增添更多的压力。只有当我们对“非典”有了科学的认识、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行动的时候，才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自觉地承担了战胜这场危机的责任，也只有当我们都承担起了这份责任，才能感受到来自自身和他人凝聚在一起的强大的力量，这是无坚不摧的力量！
“众志成城、抗击非典”大型宣传画从倡导、创意到设计只用了短短的5天时间，整个过程凝聚着陕西妇女研究会和佰杰数码艺术设计教育中心全体志愿者的辛勤付出，它体现出志愿者关爱生命的人文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危难之时的这次实践，凸现出女性承担社会道义的象征性意义。然而，在非常时期，究竟该怎样关注性别问题？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又一个任务。
在这场非典危机面前，媒体的作用大多是正面的。但我们也听到了另一种议论。西方的一些评论说，非典在中国的发生是因为广东人什么都吃，大量破坏生态的结果。这一结论是否准确？这里显然无法讨论，因为这个论题大大超出了我们的知识范围。但是，研究会能引出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其本身就是令人感兴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