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总是竭尽全力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社会中存在的压迫，同时也把这种价值观投射到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等关系上。女性主义反对二元论、对抗性、专制性和等级性，因为正是这种男权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对女性和自然造成了损害。女性主义视角格外关注生态的和谐，对疾病与生态之间时关系的讨论正反映出女性民间组织对包括动物在内的生命的关爱，对环境保护的职责和对后代的责任。很自然，她／他们对疾病的关注也被引入到这样一个层面上。
其实与战争的男性化是为了将女性抛在后边一样，女性对自然、生态和生命的关爱也正是为了矫正男性价值的偏差，充分凸现女性的价值。当然，如果作为一种抗争的策略，以强化女性特质为契机，突出女性主义者作用和地位的做法，这也许是相当明智的，但完全的对立又将是非常危险的，它难免会限制女性主义者的眼界。这样的争论也许会长期存在下去，但无论怎样，研究会的讨论反映了女性主义内部的差异，这种差异如同女性主义思潮一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
对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批评也许包含着事实，但是，这种批评又显然透露出文化和种族歧视的气息。在中国遭受这样一场灾难的时候，西方媒体以发达国家所代表的男权文化身份所特有的权威口气，对第三世界——女性化身份的不发达国家制造“污名化”“策略”，一方面以一种景观的方式观察中国的疫情，另一方面将中国疫情“他者”化，制造出了多种攻击中国的产品。然而可怕的是，国内部分媒体在不经意间充当了西方殖民的共谋，客观上强化了“黄祸”的边缘形象。
针对这种情况，研究会的这次行动对非典事件中担心存在的殖民化倾向特别警惕，对回应的思路进行了反复讨论，确定了以下主题：
关心白衣卫士。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一一尊敬：在此危难时刻，弥足珍贵的生命因您而得到拯救和呵护！
——支持：在您无畏的目光里，注满了祝福和关怀，让我们心连着心，携手共进，勇敢面对！
——共担：您用生命的代价抗击肆虐的病魔，您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让我们共同承担命运的挑战！
严防坚守，从我做起
——责任：你我都是战斗在防疫前线的战士，不要漠视，不要退缩，勇敢的争夺我们的健康与自由！
——行动：每个人都可能是传染链条上的一环，切断链条，必须从身边小事做起！
——援助：多些理解，多些援助，让正在与病魔抗争的患者同胞因你的关爱而得到坚持下去的力量！
众志成城。抗击非典
——信心：恐慌与病毒一样可怕，不要让恐慌将我们摧毁，心理的防线是信心的源泉！
——凝聚：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你我的希望系于每个人凝聚而成的强大力量！
——职责：法制化建设是构筑强大防线的基本保证，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神圣的社会责任！
我们应该看到，女性民间组织的行动不可能完全是因性别而引起的，它可能掺杂着国家、民族等多种因素。东方主义使女性主义者保持着一种警惕，使我们不可能将民族问题性别化，也不可能将性别问题民族化。一组宣传画实际上回应了将第三世界人民“他者化”的意图。同时，它也回应了将女性团体“他者化”的倾向。女性民间组织在这个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主体经验。
布置会场显得格外紧张。由于天上下着小雨，工作人员担心在户外活动效果不好，计划将发布会移到研究会的办公室内进行。志愿者们的协调能力极强，不一会儿，大楼的墙壁、电梯上贴满了系列宣传画，房间内也贴上了，还特别运来了十几把凳子。为了使会场充满活力，有人将几盆象征生命的绿色花草特意摆放在醒目的地方。她／他们在用“花语”写作女性对于生命的关爱，消除恐惧和战胜sARs的信心。这一性别化极强的写作语言，表达了研究会志愿者的主体性敏感和特殊的声音。女性的解放其实就是透过这点点滴滴的话语实现的。几盆花也能表达她们的欲望和想象的事物，把女性气质和人文关怀联系起来，巧妙地挑战了常规的会场布置，没有任何权威感，平和而有力！也正因如此，女性的主体性得到了体现，这是女性主义者的文本策略——用“女性特质”对抗男性主体的意义和价值观。在等待会议召开的间歇，志愿者们似乎感到了成功的到来，纷纷议论着如何用三天时间赶制了三万张招贴画。看到这些成果，大家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公民意识和自豪感。
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志愿者们清醒的意识到，这次行动的胜利必须让社会公众感受到女性作为依附者的形象的改变。在社区为这次活动搭建的简陋的小台子上，市民们第一次看到，主持这次活动的主要人物都是女性。这一角色的转换，表明了女性民间组织在有限时间内建造有意义的性别话语空间的能力。这一能力的确得到了验证，特别是分成几个小组进入社区之后，她／他们招呼居民共同张贴宣传画的过程显得格外动人，那种和谐的气氛，那种相互支持的场景，每一个参与者都感到兴奋。在这里，没有世俗的权力，没有上下级关系，只有一种利益的联系，只有一种权利，那就是为了战胜非典，获得健康和自由的人的平等权利。
在这次活动中，民主建国会、省妇联、各区街道办事处和代表各个层面的研究会志愿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显示了女性民间组织的社会组织能力。女性民间组织对这次事件的积极介入，可以看作是对男性中心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这是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有关社会、民族、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时，正是男性中心意识形态极度膨胀的时刻。然而，这一次，陕西妇女研究会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第一个站出来张扬疫情中的人文关怀，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一行动，也无形中制造了女性民间组织介入社会事件的知识。女性没有成为“缺席者”，在抗击非典的影像里，女人成了操纵、生产、解读产品的主人，在社会空间重新建构属于男人和女人共有的知识元素——信心和力量。
三、越界的挑战
社会性别关系是建构出来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今年所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女性的表现里看得很清楚。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女记者吕丘露微，在内地记者们纷纷撤离战区时，第一个冲破封锁、进入战火纷飞的巴格达，伊拉克战事平稳以后，几乎没有停顿，吕丘单薄而坚毅的身影又出现在另一个战场——北京非典疫区。有意思的是，吕丘的行为在国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男记者和女记者谁更勇敢的争论，更多的观众将男记者的撤离和女记者毅然奔赴战场进行对比，使危机事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显得意义深远。柴静，中央电视台的女记者，带着充分的人文关怀、社会良知和职业责任感大胆进入隔离病区，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性和似乎不属于她们的勇敢和敏锐张扬了女性品质，并将这种品质透过媒体建构起全新的性别气质。这些女性的举动无论如何都具有挑战传统两性形象的意味。
深入“战区”，深入“隔离病区”，这些行为在性别隔离的文化环境中有明显的性别标记，它是男权的象征。然而，这种标志被女记者的“闯入”打破了，被视为“自然”的性别标记因为“社会”的实践而改变了。
在全社会恐慌的气氛中，女性民间组织的挺身而出又意味着什么？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同仁不知什么原因，几乎就在同时，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谈论着这些女记者。当然，她／他们并不是预先设定男女就该有性别上僵化的定型，也不是以“性别伪装”的游戏来理解她们的行为，从而更进一步巩固传统的性别结构。她／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自由选择”象征，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运用。
女性的角色往往被限制在私人领域内，涉及到公共领域，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尤其是涉及政治等方面的社会事务更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然而，女性民间组织靠着一种性别的敏感站了出来，其切人途径是在抗击非典的活动中，而生命与健康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女性特质”有天然联系。这次社会性别实践在策略地选择了关注眼前利益的方式进行，而它的背后却折射出战略性别的意义，女性在参与公共领域的大事件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研究会的这次行动，实际上为社会的全民动员，为女性民间组织实践对传统社会性别的反思和批判，也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危机情况下人文关怀的范例。它通过自己的声音提供了一个多元叙述的文本，切入角度不同，发声位置不同，表现手法不同，身份不同，也许是一种另类的声音，但它却遵循着这样一个逻辑：男女平等的承担社会责任，将女性主义者倡导的行动真正融入到性别实践中。
在这次行动实施的过程中，陕西妇女研究会一直在构想如何回应可能在农村发生的疫情。秘书长的电话这几天不断的响起，大家又要为这件事绞尽脑筋了。目前，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基金会、机构回应农村的抗疫呢？中央台以抗击非典为主题的大型文艺晚会“我们众志成城”，出现了医生、学生、科学家、工人、解放军、干部、市民的代表，但遗憾的是唯独没有农民的形象。政府一再强调“非典”在农村的传播可能造成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危险，但究竟又有多少人真的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个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呢？
研究会为了扩大对边缘人群的支持，正努力寻求更多的资源，她／他们把城市社区宣传的成功经验传递给了其他基金会，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农村。研究会发展组的成员具有丰富的农村社区发展工作的经验，关注农村边缘人群是她／他们的责任和使命。当性别问题融入到阶级、地域、国家问题之中，纠缠在一起时，就使这个议题变的异常复杂。尽管这一过程实施起来也许不会很顺利，但这样的推动本身就是极具意义的。
女性主义者是以实现平等为努力取向的，她／他们认为对弱势人群的忽视和漠视，正是男权文化不公正的反映。弱势群体处于边缘状态时的无力感与女性在社会中的无力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性别歧视表现出男性对女性贡献、能力、利益和价值的忽视，而对农民等弱势人群的忽视实际上就是将他们置于边缘位置，而这种身份的差异体现出的主体霸权和不平等恰恰使女性主义者不仅要拷问自己，而且要拷问社会。
研究会正在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向各基金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敏感中蕴涵着她／他们的另一种建设性能量。女性民间组织对传统社会性别的批判不能总是反抗，女性主体的建立更应该是正面的、建设性的工作。这种工作不再盲目的以男性思维为参照，而是创立自己的空间。
政府与社会既相联系又相分离。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政府将本该属于社会的权力重新回馈给社会，为社会的自我发展提供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化成为社会活动的基础。在抗击非典的战争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政府并不是万能的，社会自组织系统的正常运作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功能。民间组织如何体现自己的价值？如何替政府分担责任？如何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危机爆发的时刻，这些问题已经不可回避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女性民间组织的这次实践，其本身也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中介组织在同政府的相互关系中，调整强弱关系失衡现象的一个值得思考的实态。
陕西妇女研究会将发展的观念带入抗击非典的社区实践中来，将知识创新、公民参与、资源获取和整合、社区团结等因素结合起来，通过大型系列张贴画的形势和其组织、行动过程来推动发展。在回应市民需求，分担政府责任的同时，也以社区干预的多样性提升了民间组织的地位和研究会在灾害等突发事件上的反应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社区实践层面上动员市民参与、扩大公民社会的理念，调动社会资源，组织社区行动等涉及社会结构与发展的理论问题上做了积极的探索。值得庆幸的是，女性民间组织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四、不是结束的结尾
这里采用过程描述的方式将陕西妇女研究会在抗击非典中的表现与女性主义联系起来，目的是为了展现和加深理解现实中的性别问题，有些在文章中已经体现出来了，有些还不够清晰，仍须进一步探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通过研究会的主体经验，实现东方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的一次对话。她／他们是中国社会为数不多民间组织团体中的女性团体，也是处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西北部的边缘群体，当然，她／他们也一定具有被男权文化和西方文化“他者”化的身份。但就是这样一群人，做出了让她／他们自己感到自豪的事情。
“非典”干预实践对民间组织的启示
与不少民间组织相比较，女性民间组织总想保持一定的优势，就是努力活跃于社会活动中，以此体现其活力和影响力。这一行为取向，一是出于其对道德与政治实践的高度敏感，致力于社会的公益活动；二是出于其女性主义的基本立场，打破将女性“本质化”、“标签化”的思维定型，在社会实践中扩充与重塑女性的形象。为了实现这个策略，对社会事务的积极介入是必需的，不断地自我反思也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实践与反思，才使得女性民间组织保持了必要的敏感，在“非典”危机来临之时，依靠自身的能力，自觉地承担起了民间组织应该承担的角色，并且不断扩展其活动领域。
继城市“非典”干预项目之后，陕西妇女研究会在得到香港乐施会资助后，实施了以“知识·权益·力量一农村抗击非典”为主题的陕西农村社区预防“非典”宣传／干预项目。这一项目的目的正如其主题所指的一样，为贫困山区的村民提供有关“非典”的症状、预防和相关法律、制度保障方面的知识，拓宽弱势人群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强她／他们对知识权、健康权和法律权的拥有感。
一、项目的初衷与思路
在开始设计这一项目时，我们都有一种真诚的愿望，期望“非典”不要在西北、在陕西贫困地区蔓延。这里缺医少药，有那么多的外出打工人群，时逢麦收之际，人员的大批回流会给农村社区带来严重的后果！在主体媒体的影响下，我们更感到应当有所回应，而且刻不容缓。我们也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能尽快为村民提供相关的预防和维权知识。几年来灾害紧急救援和农村大众健康教育项目的实施为我们敏感、快速回应现实的挑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