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是中华民族反对西方列强、反对封建统治、民族觉醒初期的革命女英雄，是提倡男女平等、促进妇女解放的急先锋。她以年仅三十岁的血肉之躯，献给了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她的一生是光荣灿烂的一生，是充满爱国激情、革命奋进、气壮山河的一生。
秋瑾，乳名玉姑，原名闺瑾，字璇卿，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东渡日本后，易名秋瑾。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公元1877年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她的祖父秋嘉禾，清同治年间进士。历任福建云霄（地名）厅和厦门海防厅同知（厅之长官），全家遂迁居其任所，她的童年是在福建度过的。后来她的父亲秋寿南（字景侯）在湖南郴州为官，她与母亲又在父亲官邸生活。她的母亲单氏，乃浙江萧山望族之后。所以说，秋瑾是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长大的。她生性聪敏，性格刚毅倔强。自幼跟随父兄学习经史诗文，是个少年饱学之士。她在很小的时候，便怀有一般女孩所没有的远大志向，崇拜历史上那些剑侠义客，憎恨不公和欺凌。
秋瑾在厦门生活的时代，那里已经沦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通商口岸，许多洋人在那里横行霸道，任意欺凌中国的普通百姓。而满清的官吏却奴颜婢膝地一味讨好洋人，所有这些都大大刺痛了幼年秋瑾。她非常气愤并很痛苦，曾经神态沉重地对母亲说：“妈妈，这里是中国的土地，那些红毛鬼子为什么那样蛮横无理。照这样下去，中国人不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吗？”妈妈听了，觉得女儿懂事了，便抚摩着她的头说：“孩子，你还太小，又是个女孩，不要担心这些事情吧。”
“女孩又怎么样，难道就不可以关心这些事情吗？”她睁大眼睛不解地盯着妈妈。
过了不久，在她的诗作里便出现了“红颜谁说不封侯”的句子，这使得她的父母非常吃惊。
少年时代的秋瑾，学得了更多的知识，懂得了更多的道理，特别领悟了：要想不受洋人的欺侮，就得有强健的体魄和高超的制人本领。于是，她不顾别人的闲言抨击，硬是扔掉了裹脚布，解放了双足。这在当时的汉民族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母亲也劝她：“一双天足是找不到好婆家的。”她听后笑了笑说：“与其那样就不要找了。”她重获了一双能跑能跳的天足以后，便跟着表兄学习骑马击剑和武术。她学得非常刻苦，那劲头真的胜过男孩子。如此一来，她不只有了强健的身体，还掌握了不少剑法和拳术。
她随母亲在湖南郴州父亲的官邸居住时，很多人都知道秋景侯有个相貌娇好、能诗文、善辩才、性格豪迈的女儿。湘潭的王家为当地富绅，曾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有子弟王廷钧，也是个饱读诗书的翩翩少年。王家慕名向秋家求婚，得到应允。并在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秋瑾与年少她两岁的王廷钧结了婚。其实，秋瑾是不满意这门婚事的，但当时她只有十九岁，抗争的意识还很脆弱，还没有摆脱“深闺守礼”的勇气，只好勉强嫁了。所以婚后曾有“谢王不是无茅屋，偏处卢家玳瑁梁”的诗句，流露出极大的无奈和不满。
这时的秋瑾是家事、国事，事事都不如意。但她心志高远，虽为人妇，仍不忘国家恨、民族仇。一次，在夫家与众亲友谈论国事时，一时激情难抑，赋诗《杞人忧》，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感和亲赴沙场的雄心壮志，诗的全文是：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原战未休；
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古代作战戴的头盔）。
大家听了，有人赞许，有人摇头。但都一致佩服她的才思敏捷，志向不群。
婚后第二年，秋瑾生下儿子王沅德，她尝试了做母亲的欣喜，各方面更加成熟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廷钧花钱在户部捐了个小官，便携带妻子儿女进京赴任。不久就发生了“八国联军”侵犯中华之乱，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北京及其他一些城市遭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烧杀抢掠。第二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也称辛丑议事书）。秋瑾目睹了帝国主义的野蛮行经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气愤填膺，怒不可遏，遂作《七绝》以明志：
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做牺牲。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这时秋瑾尚不满二十四岁，在国难当头之际，她从内心深处发出了愿意为国牺牲的铮铮誓言。不久，她又生下了女儿王仙芝。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不爱与自己毫无共同语言的丈夫，却非常疼爱一双儿女。她常常望着他们熟睡的小脸，小声叨咕着：“快快长大吧。长大了你们兄妹一起为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而奋斗。”
一天，王廷钧看了她的《七绝》，不屑地说：“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还说什么抛头颅洒热血、力挽乾坤的话，太不着边际了吧？”她听了甚为不悦，只是严肃地望着他，没说什么。而后，拿出笔墨，一首更能显示她当时心情的《大刀歌》跃然纸上：
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
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
王廷钧低头一看，觉得这后一句的“奴才”里也包括自己，便以不友好口气说：“看来，这举国上下都在做着奴才梦，惟有你秋夫人独自清醒啊。只可惜夫人是个女人，独醒又当如何？”
“廷钧，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话好不好，女人怎么啦，女人也许比男人更有志气。”说完，又一口气写下了《满江红？小住京华》：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怀谁识我，英雄末路当折磨。莽红尘，何处觅知音，清衫湿！
王廷钧见妻子的脾气如此倔强、笔锋这般犀利，竟怒骂他为俗子，更不是她的知音，气更大了，竟然挥拳打了她。这一打，不只把她打出了家门（离家出走住进了泰顺客栈），把她的心也打得更远了。从此，她更加苦闷，便在莽莽红尘中寻觅知音。很快，她结识了近邻的一位进步女子吴芝英。这吴芝英也是出身名门，她的伯父是安徽著名文人“桐城派”成员吴汝纶。她自幼熟读诗文，学习书法。成年以后，不只诗写的好，字写的也令人称奇。丈夫廉泉，与王廷钧同朝为官，但他思想开朗，曾“设开明书局，多与报界往还”。秋瑾和吴芝英爱好相近，志同道合，两人很快成了知己，结成了“贵贱不渝，始终如一”的盟友。这时秋瑾曾有“曾因同调访天涯，知己相逢乐自偕”的诗句，表示了当时的心境。吴芝英家常有大量宣传新思想的书报，秋瑾见了，如饥似渴地读个没完没了。如果说，与吴芝英的友谊改变了秋瑾的苦闷生活，那么，那些进步书刊则使秋瑾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坚定了走自己路的决心。这时，她并不感觉孤立了，原来国人中与她志同道合者多矣。她回到家中，把自己的新感受、新知识说与丈夫，希望他也能够接受些新的进步的东西。而年纪轻轻的王廷钧，对那些救国于危难、拯民于水火的革命思想却毫无兴趣。他所追逐的只有做官享乐，一切都与妻子格格不入。秋瑾的热情遭到了冷遇，她再一次失望了。秋瑾幼年曾随大哥秋誉章学习诗文，视大哥如手足、如师长，有些心里话愿意向他倾诉，曾在给大哥的信中，痛斥王廷钧的为人，说他“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谎言、损人利己、凌辱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以及“在彼家相待之情形，直奴仆不如”。一个生有铮铮铁骨的侠义女子，遇上了这样一位人格低下的纨绔恶少，她当然苦不堪言。所以，深感“在彼家情形，不如奴仆。”看来，国仇、家恨，必将使她走上一条新路。
当时，不少旧民主主义者们苦于没有现成的革命办法，便想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改革经验，于是纷纷出国寻求真理。秋瑾也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学得革命本领，向封建势力作坚决斗争，便也决定东度日本。当她把自己的决定告诉王廷钧以后，他坚决反对，并以轻蔑的口吻说：“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还出国学习什么知识？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若不是因为学得了一些知识也不会如此的放荡。在家里写还嫌不够，又要跑到东洋去，亏你说得出口。”
秋瑾知道和他商量不出什么结果，索性什么也不说了。王廷钧知道，她不会因为自己的反对而打消出国的念头，便趁她不备，偷走了她的私房钱和珍贵首饰。她手中无钱，就寸步难行了。秋瑾发现以后，非常生气，但她没吵没闹，只是对他说：“你的办法太卑鄙、太笨拙了。没有了盘缠，我用两条腿走也要走出国门的。”最终，在吴芝英等朋友的资助下，她以“踏破范围去，女子志何雄”的气概，走出了王廷钧构筑的牢笼。
离家时，她唯一留恋的是一双儿女，当她吻别他们的时候，母亲的柔情使她流泪了。
光绪三十年（1904）春，秋瑾带着朋友资助的为数不多的路费，准备起程时，曾在任礼部任主事的王照，因为参加政治改良运动，被慈禧囚禁，处境危险，急需搭救。秋瑾决定解囊相助。她并不认识王照，所以，捐了钱以后，嘱咐经手人不要透露她的姓名。支付了这笔钱后，她的钱袋空了大半，真的是囊中羞涩了。但当她踏上去国之路时，却有了一副好心情。
当时的日本，已经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驱都曾在这里开展过革命活动。不少志在推翻满清王朝的爱国学生和革命志士，多有集会、结社、创办报刊、宣传革命道理等活动，走出了封建牢笼、到达了这充满了革命气息的异国之后，她真的如鱼得水、枯木逢春。激动、兴奋，满腔革命热情终于有了宣泄之地，除了努力读书学习外，她把全部课余时间，都放在了结识新朋友、阅读新书刊、参加进步集会上面。当时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印刷品，广为流布。她读了，感动得热泪横流。一次，她在写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说：“（我）多看清政府禁阅的书，考察外边情况，多结交热血朋友”。其实，当时她在日本所做的岂只这些，她简直像一头放回山野的猛虎，在飞奔、在咆哮，要把那“林”中的腐朽全部消灭掉。当时，进步人士的集会很多，她每次都要参加，而且要登台讲演。因为她知识广博，擅长辞令，又总是激情满怀，言之有物，所以，总能动人心魄，激励斗志。说到动情处，她自己首先泪流不止，听众也为之潸然泪下。因此，她结交了不少新朋友。
她深知，四万万同胞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和满清政府的盘剥、压迫和欺辱，而其中的两万万女同胞则受着比男人更难以忍受的多重灾难。要想救中国，首先要唤起女性的觉悟。她是个想到了就要饯行的人，便与她的新朋友、进步女留学生陈撷芬等十几个青年女子，组建了旨在“抗击清廷，恢复中原”的“共爱会”（后改为“实行共爱会”），要求她的会员们，敢于与男人一样从军杀敌，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勇于抢救伤员。总之，女人一定要作出比男人更为壮烈的事业。“共爱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妇女解放、反帝反封为宗旨的妇女组织，它开了妇女公开集会结社的先河。“共爱会”经常致信国内的进步女性，与她们交流思想，相互勉励，誓与封建势力做坚决斗争。
不久，秋瑾又加入了冯自由主持的“三合会”，刘道一、仇亮、王时泽等人的“十人会”等进步组织。虽然秋瑾赴日本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她的热情、坦直和对进步思想的渴求，不只有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认识了近代史上著名革命先锋陶成章、蔡元培、徐锡麟等人。这对秋瑾的进步与成熟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公元1905年，她便参加了在日本恢复了的“光复会”。不久，她又成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成员。由此不难看出，这时的秋瑾已经是一位思想成熟、意志坚定、志在推翻满清反动统治、光复祖国的勇敢斗士。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同凡俗，她脱掉了华人的女儿装，或着和服，或穿西装。腰间佩带着日本短刀，气宇昂扬地出入各种集会场所，在留日学生和旅日侨胞中，她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封建的卫道士们斥责她、惧怕她，而更多的人却十分敬佩她。此时，她再不是王廷钧府邸中的贵夫人，而是一名胸怀救国大志，英姿勃发的革命女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