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流与经济发展上，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各封国和各王国经过长期间的政治独立，犹如西方罗马帝国崩裂后的欧洲一样，每一个国家都发展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经济的社会单元，互不相同。齐王国写出的字与楚王国写出的字不一样，韩王国的升斗跟燕王国的升斗不一样，赵玉国的里程也跟魏王国的里程也有大大的差异。各国车辆，各有宽度，也就是说，车辆只能在本国行驶，一出国境，因为不能合辙的缘故，寸步难行。嬴政大帝要求把这些全部统一，首先他下令采用一种新文字，也就是一种简体字，把周王朝及六个王国所使用的那些繁杂而又互相差异的字体，简化为一种“小篆”——以后再更进一步地简化为“隶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所发动，对文字所作的第一次剧烈改革，使原来十分笨重的文字，变得更灵活，是中国文化最大的一项跃进。其次嬴政大帝规定标准长度（度），标准容量（量）和标准重量（衡）。从此在中国境内，文字、尺寸、升斗、斤两以及车辆的轮距，完全一致。这件事奠定了中国人万世大一统思想观念的基础。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秦朝统一的初期，秦始皇及其治下的国家领导人意气风发，不用说当时的百姓们欢欣鼓舞，就连我们这些回望历史的现代人也对这些发明及创造给予美好的憧憬。西汉政论家贾谊在其《过秦论》中说“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通过武力夺得政权是秦始皇的愿望，全国统一，总算可以过安稳日子，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也是向往已久的，所以，统一之后的一系列措施在当时是受到肯定的。
但马上得天下，马上并不能治天下。正如西汉贾谊所说：“取与守不同术”，“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夺取天下的时候往往靠军事实力和阴谋诡诈，但到治理国家的时候就要顺应民心）。”从秦始皇在思想领域采取的措施来看，长治久安，政权稳固也只能是梦想。为秦始皇的霸业助一臂之力的法家，在这时候显然是最得势的，而独尊法家的秦始皇为了打击儒生淳于越等反对郡县制的言论，稳定民心，维护皇帝的权威，他采纳了李斯的主张，下令除了医药、卜筮、种植（指农业）之书、秦国史书和博士官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外，其他书籍一律烧毁。次年，又因为方士侯生、卢生违命叛逃，秦始皇下令追究方士、儒生的罪行。结果活埋400多名儒生，制造了历史上第一个“焚书坑儒”事件。如果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我们可以看做是为了统一思想，杜绝一切忤逆统治者的声音。
此外，经过多年的战乱，天下百姓已疲惫不堪，亟待休养生息。但秦始皇这时正忙于巩固自己的政权，其一就是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建造宫殿陵墓。早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每灭一国，他就派人在咸阳建造该国的宫殿。统一后，又兴建离宫别馆达七百余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房宫。按照规划，这座宫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容万人，下面可竖五丈旗。为了动员人力和筹集费用，秦始皇大大增加了租赋力役的征发，达到“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的程度。据估计，当时当兵服役的人超过二百万，占当时全国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
秦始皇的陵寝建造了三十六年，役用工匠达七十万人。到秦始皇晚年时，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局面，大大动摇了秦朝的统治基础。“百姓怨望，群盗满山”。公元前211年，有流星坠落在东郡，落地后成为陨石，一些痛恨秦始皇的人便偷偷在上面刻上几个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天下大乱的迹象已出现，正如汉代学者贾山所说：“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
以农耕作为稳固政权基业的秦帝国，农民是国家安稳与动乱的关键所在。要巩固政权，顺应民心，就得保护农民耕作的权利以及对土地的使用权。但是，那些秦始皇最为显著的功绩从长远来看，虽然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其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残酷的，那就是国家的根基正在动摇。如上文所说的修陵墓宫殿，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的劳动。这种徭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吗？”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这是百姓的不幸，也是秦始皇对于“法治”权力的失败之处。追究到底，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法”。秦始皇对于权力的控制欲与法家的思想主张是不谋而合的。秦始皇极力主张“事皆决于法”，然而却又“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难道秦始皇的思维发生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谬？否，对于秦始皇及其追随者来说，这二者之间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简直就是统一的。因为秦始皇自认为他就是“法”的化身。他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还是执政者，总之，他代表三位一体的国家意志。所以，“事皆决于法”还是“事皆决于上”，在秦始皇及其追随者看来完全是一回事，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对他来讲，“法治”也就是“人治”，而“人治”也就是“法治”，两者毫无对立可言。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秦始皇的“法治主义”。到了秦二世手中，法治天下就完全演变成压榨奴役百姓了。
短暂的十几年里让中国脱胎换骨，从一个“野人”真正变成了“文明人”。虽然秦帝国的大旗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但是旗下的帝国之躯却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由此看来，一个朝代的久远与否，与统治者治天下的本事是息息相关的。
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得天下者，非法家莫属。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秦经过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五代君王，特别是经过了惠文王、昭王两代君主坚持法治的原则，持续不断地进行法制建设，使秦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韩非子在其《外储说右下》记录了关于秦昭王坚持法治的一则故事，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年秦发生了饥荒，许多百姓快要饿死了。应侯范雎为民请愿，要求把君主打猎的“五苑”中的野菜和果实收下来，以救济灾民。昭王说：“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述革者，使民有功而无功俱赏也。夫有功而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未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他宁可丢掉“五苑”中的野菜和果实，任凭灾民自己去采集，也不肯破坏“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的法治原则。
秦始皇的即位把商鞅变法精神推向了一个更高端。他凭借商鞅变法以来所造成的有利形势，采纳了政治收买各国权臣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的策略，同时由于秦国的地理位置优越：秦国地形便，山川利。秦之故土先在关中，非四站之地，地势险要，有险可守。秦国击败西戎后，不再腹后有敌，得以全力东向。在秦始皇亲征之时，秦国经历了历代攻伐，已占领关中、陇西、西川全部，蚕食了魏韩燕楚赵的大片领土，基本打通了通往六国的战略通道。加之关中地本肥沃，郑国渠造成后，灌田四万顷，农业得到大的发展。在司马错平蜀后，蜀地也成为秦的粮食基地和钢铁木材基地。再加上西北戎狄地区盛产牛马，这些丰富的资源能够支持连年不断的战争。《史记》中说“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在七国中，只有秦越战越强，就形成了“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的局面，造成了非由秦统一全国不可的客观形势。
公元前221年秦就统一了全中国，最后实现了商鞅变法时所确定的政治目标。至此，法家成了诸子百家中的最大赢家，但是也筑就了法家成败的分水岭，在接下来的舞台上，法家输得一败涂地。
在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前，中国历代一贯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在这种条件下，要得天下，即推翻一个现存的政权，取而代之，自然只能使用武力和阴谋，因为堂堂正正进行政治斗争无异与虎谋皮，不仅成不了气候，反而自取灭亡。但这恰恰成为得天下者的优势，因为只要达到目的，手段可以不论，无所不用其极，反正不必承担什么政治、道义责任。治天下者行事却不能太过分，至少不能超了人民生存的底线。
法家相信“人性恶”的学说，所以才主张法治，注重法律教育。他们认为这种恶性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必然会导致违法犯罪。除了刑罚和法律教育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预防犯罪和消除犯罪。换句话说，他们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道德的价值与作用，除了法律教育外，否认任何形式的教育。因此，他们的法治必然导致“唯法论”，在实践上必然是专任刑罚，甚至是严刑峻法。显然，这对备经战乱之苦、生活窘迫潦倒需要休息的人民百姓而言是雪上加霜的事情。所以说，只凭借法家思想治理天下，就彻底违背了人民自身的意愿。
那么，治理天下谁最在行呢？
在兵家的代表作《六韬》中，有一段论述夺取和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要与人民的利益一致。《六韬》指出：“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
意思是说，器量盖过天下，然后才能包容天下；诚信盖过天下，然后才能约束天下；仁慈盖过天下，然后才能怀柔天下；恩惠盖过天下，然后才能保有天下；权力盖过天下，然后才能不失天下；遇事果决不疑，就像天体运行不能改变，就像四时变化不能更易一样。这六个条件具备了，然后就可以治理天下了。所以为天下人谋利益的，人民就拥护他；使天下人受祸害的，人民就反对他；关心为天下人谋生存的，人民就怀念他的恩德；杀戮天下人的，人民就要毁灭他；顺应天下人意愿的，人民就归向他；造成天下人穷困的，人民就仇视他；使天下人安居乐业的，人民就依靠他；使天下人遭受危难的，人民就逃离他。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只有有道的人，才能做君主。
简单地说，就是治理天下需要的是德才兼备为民着想的君主。兵家认为治兵与治国是相通的，但在当时秦一统天下的时期，兵家的治国思想并没有被重视，直到宋代，才有学者提出“兵儒结合”的治国思想，而以后，其治国齐家的思想才被重视。战国到秦朝，兵家的一些政治思想归根结底是为军事服务的，他们的出发点和关注点首先是军事，所以即便是优秀的军事家如孙武孙膑等对当时的政治影响也微乎其微。所以，治理天下，兵家可以首先排除在外。
另外，名家、阴阳家、农家、杂家等学派的思想或单薄或倾向于其他，在治国思想中无法起到构建作用，所以我们在这篇也没有必要讨论。而与法家一样，在治理国家的理论上最具有研究价值的就是墨家、儒家、道家。
对于法家，我们前面论述过，而秦的灭亡也证实，一味地按照法家思想治国，是行不通的。
道家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更关注的是个人。老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样治理就好了，“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他理想中的人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没有奢侈的物质享受欲望，也没有令人头晕目眩的文化或知识困扰的烦恼，在他眼里让人们在一种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人类淳朴天真的精神生活，没有欲望，与自然之道相契合。这在汉初也是行得通的，但是那是有法家作为辅助。因为人是社会动物，人不可能脱离了社会存在，所以，道家的治国办法解决不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天下”，孔孟认为，作为帝王要想治理百姓，就得心怀“仁义”，而对民施行仁政就是“为民父母”，只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仅可以治天下，而且首先可以得天下。《孟子·离娄上》记载：“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他还赋予仁政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个方面是确保农民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即“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另一方面是确保士人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即“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也就是说，儒家不仅要求统治者应当有仁义之心，更主要的是要求统治者应当照顾或爱护民众的利益。也就是君主必须造福于民，以此来证明自己是民之父母。不难看出，孔孟是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上的，所以，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最受欢迎的，尤其是在汉后，儒家尽管多次在风头浪尖上遭到这样那样的批判，但是作为统治者教化及安抚百姓的文化工具，儒家无疑是最可靠的。
再来说说墨家，墨翟出身卑贱，属于“士”以下的平民阶层，他的观点和主张倾向于平民阶层。但是他自己是一个各个方面都优秀的人，热爱劳动，是能工巧匠，精于钻研，被称为科学家，其次还有科学家、物理学家、逻辑学家的头衔。但是，跟孔孟不同，墨翟是站在下层平民的立场上的，所以他的观点不被统治者接受。他主张“尚贤”，用大白话说，就是谁有本事谁上。你这辈子是平民，不代表你世世代代都是平民；当然，你现在做官，不代表你的子子孙孙都是官，所以，要比才能，谁有能力谁当官，能力不行的官就下来。这在当时的世袭制度下，不仅官员不乐意，皇帝更是不高兴了，因为皇帝天生富贵嘛，哪管能力不能力。再者，墨子提倡劳动，反对娱乐。所以，墨家在当时不受器重。但是，论治理天下的方式上，无论是在哪个朝代，墨家的有些主张是非常受百姓欢迎的。
由此看来，用法治国，可以将大权集中到君王手里，用法治对人民进行管教，却无法造福于民，用法过度，就会使统治者走向极端，这就会带来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用道家思想治国的话，个人的道德修为自然会提高不少，但是人人都与世无争，社会的进步从哪里来呢？用墨家思想治国，整个社会想来会变得更加公平公正，人人都必须劳动，只要肯干，谁都有机会做官，甚至连王位都可以凭能力去争取，可是，这样一来，岂不是天下大乱，永无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