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焚书坑儒
如果没有焚书坑儒，中国将会变得怎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开始颁布一系列的措施。但是，秦国那严苛的法律、全民皆兵一切为了战争服务的体制已经不再适合这个新生的庞大帝国——数百年战乱之后，人民需要休息，国家需要休息。
儒家众人开始宣扬以道德治国。
墨家众人开始提倡节俭，身体力行，发明创造。
道家众人开始主张休养生息。
对于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来说，思想界的争鸣并不是好事，至少对于皇帝来说并不是好事。而统一思想历来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屠杀禁绝，二是交流融合。既然我们的前提已经排除了第一种可能，那么就只能是第二种情况。
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便以完善细致严苛的法律著称。法家弟子不断受到重用，其想法深入人心——结果也很完美，秦国一统天下。在这里倒没有儒家独尊的土壤，倒很有可能以法家独尊。但是，法家思想无论是韩非子还是商鞅，都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那么，在秦一统天下之后，法家对于治国理念势必要改良，而改良的措施就是调整“权”、“术”、“势”。
建朝初期，迅速加强集权、造势、创建“法治”氛围，是必须的，采用哪一种“术”来达到这种目的就成了关键所在。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如果秦始皇没有这么做，就会出现三种局面。
第一种，秦朝自上而下依旧坚持“法治”，但是采纳儒家的建议，那么秦朝就是这个样子的——秦不设郡县，依然分封其他六国为诸侯国，或者给予其他名分，总之，满足儒家的愿望，在诸侯国内部他们可以自主决定思想主流，也就是“一国多制”。这与周天子的天下所不同的是，众诸侯必须严格按照秦朝的法律，秦朝也可以制定相应的法律来控制诸侯国，以防其暗中集结势力。但这样一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秦始皇的座位就又成了众人争夺的目标。相当于秦始皇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
于是，我们开始想象。如果李斯也像董仲舒那样有忽悠的本事，是不是大秦就不至于那么短命呢？资产阶级自由这在秦朝还只是妄想，那引领中国跨入法治社会还是有可能的吧？如果是那样，大秦朝会有怎样的一番历史？
不管谈及哪种思想主张，抛开时代背景和阶级情况，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切实的意义。所以，我们只谈在秦朝时期，多种思想融合后所带来的后果。与儒家并为显学却没有大放异彩的就是墨家。墨子是平民出身的，他的思想主张偏重于平民的利益，主张“兼爱”、“非攻”、“尚同”、“尚贤”。如果，李斯或者其他什么能人，以法家思想为主，兼容墨家思想“非攻”、“尚同”、“尚贤”的思想、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并且取儒家思想中不同于“兼爱”的平等原则——“人皆可以为圣贤”、“爱有差等”，以及教育教化民众的思想，那么如果把大秦朝的统治思想作为一架飞机，此时就变成了这样子：以“法”为机身，以“墨”为机翼，以“道”作为窗，而以“儒”作为飞机上的航行灯。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以特定阶层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家出身于朝廷大臣阶层，却心系统治者和社会发展；儒家出身贵族，偏向于教化百姓安于统治，教化统治者要以道德治国，其实，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墨家出身于平民百姓，偏向于社会发展、发明创造，希望上下中和，凭能力决定社会地位，这当然是偏向于百姓的；而道家注重个人、个性的发展。
既然“尚同”，那么所有的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必须一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秦始皇拉下来，放到秦法之下。这样，普天之下，具有绝对权威和最高地位的就不会是人，而是法。秦法将位于社会系统的顶层，凌驾于任何人和任何组织单位之上。这样一来，有几个好处。一、这就打破了君主专制及后来的中央集权专制，摆脱“人治”，为彻底走向“法治”奠定基础。二、此时的法律关系到每一个人，既然如此，就必须具有普遍性。所以，制定法律就不会单纯地考虑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是取法于各个社会阶层，从社会中挖掘适用的规则。三、法律的存在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安宁，而不是仅仅为了权力集中，这样一来，法律就必须是明文规定的，并且是好的。
历经百年战乱，百姓需要休养生息，那就先“无为而治”。在国力不亚于西汉初年，秦始皇的魄力和眼光不输给汉高祖刘邦的情况下，给社会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要得一个祥和安乐的开端应该不是难题的。
接下来，就要开始注重发展。儒家在教育思想上占绝对优势，不仅仅是当时弟子众多，便于传播，更因为儒家的道德思想规范是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实践的，所以，同时奉行儒家思想，进行社会道德层面的建设，并且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之上，施行“仁政”，这样一来，百姓自会感恩戴德。
“尚贤”，对新国家建设最有用的不是百万骑兵，而是会动脑子动嘴皮子动笔杆子的文人。那么，六国里面有才能的人为了谋生，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或者一世荣华会放弃国家征召的机会吗？不会。在秦统一前，来自六国的文才将相就大有人在，更何况升级成为一代王朝的大秦，对于文人的吸引力是足够的。
最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就是“非攻”。打匈奴不算非攻，扩张地盘兼并小国，理论上算非攻，但是，如果是建国初期巩固江山的措施，那就该另当别论。大兴土木，要得。只是，把徭役换个说法，换个名称，就比如说，征集义务兵，施行打分制。每一个人做多少天，一个家庭就会积累多少分，而这些分可以用来换取不触及法律的任何东西。
那么，法律就不会苛求到引起民怨，而民怨就不会积累到爆发起义。社会法制的完善，百姓道德建设，经济等的发展也就会一一铺展开来。扶苏也不会因为进谏而被流放，这么一来，赵高之流根本就没有在朝廷为非作歹的机会。人才的选拔也会让不成器的胡亥有坚强的后盾，而不是单纯的傀儡。如果是这样，全国上下，都不会悲伤。
而国家的根基也就不会动摇，人们安居乐业。尽管战国时代迸发的政治主张拧成了一股绳牢系江山的安稳，那么其余那些学派，例如名家、阴阳家、杂家等等将会有更为优越的条件来交流和发展各自的才能。这样一来，社会各个范畴内将会是人才济济，大秦帝国何愁不稳固！
如若是这样，两千五百年后的我们，也不会对着被烧杀抢掠后的遗址扼腕叹息，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不公平条约心生悲愤，更不会因为各种洋学术思潮的冲击而返回头去啃老祖宗的东西……或许我们早已步入了更文明更发达的时代，而登月探海也会以我泱泱大国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