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昨晚吃酒的那三位同事来了一高一矮两个，是来老延家串门的。我们就坐下来聊天、看电视。过了一阵，高个同事说：“电视没意思，还不如延工和夫人表演的好。”矮个同事附合说：“对对，延工吹笛子，大姐伴唱，我们娱乐娱乐。”老延两口也不推辞，立马就演唱开了。妇唱夫随，第一首曲子是《敖包相会》，接下来是《大坂城的姑娘》《康定情歌》《三十里铺》《难忘今宵》《九九艳阳天》《人说山西好风光》……演唱了七八首，老延说“献丑了”，坐下来休息。两个同事不答应，非要听《走西口》不可。我就带头鼓掌，两个同事巴掌拍的更响。老延对妻说：“唱吧，把吃奶的劲鼓上。”老延妻一笑，唱开了。果然声情并茂，唱得投入：“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在了大门口……”老延笛子也吹得悠扬动情，如泣如诉。演唱完毕，我和大个同事热烈鼓掌，矮个同事却失魂落魄直发呆。大个同事捣他一拳，骂道：“操，小妹妹拉着你的手，把魂勾走了。”矮个同事如梦初醒，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对着老延夸奖：“想不到弟妹唱的这么好。”老延嘿嘿一笑，说：“若要会，跟上师傅睡嘛。”大伙轰地笑了。都羡慕地说，老延夫妻恩爱幸福，过着不是神仙胜似神仙的日子。老延更加得意；说：“穷欢乐，富忧愁，讨吃子不唱怕干球。”老延妻瞪一眼老赵。说：“把你的臭嘴夹紧。”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说笑了一阵，老延说：“时间不早了，休息吧，明天我还要带着高兄去草原上转悠呢。”两位同事告辞走了。老延妻说：“明天我也跟你们去。”老延痛快地答应道：“你不怕累就走吧，反正咱俩是一把筷子不零卖。”看着这对相亲相爱形影不离的夫妻，我蓦然想起这地方有句信天游，就对老延夫妻说：“你俩呀，真是荞面恰铬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老延夫妻说，高兄说的对，我俩风风雨雨穷穷富富几十年在一搭，这辈子是分不开了。是的，金钱与幸福并不成正比。
长假结束。我回到家就打开电脑写这篇短文。写作过程很顺畅，是一气呵成。显而易见，是几天乡下生活刷新了我的思维。
（2007年10月10日）
翻阅昔日的记录
2007年4月24日，银川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一行6人，驱车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考察学习，我有幸忝列其中。延安我去过数次，每次都有收获.而这次收获却特别不同。说不同，是这次翻阅到几页昔日的纪录，虽然很少，却尤为珍贵。
“两点”说和一首诗
吴起，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站，在此留下不少的英雄事迹和革命文物。我们在吴起所见所闻的两件事，值得一书。一件是毛泽东的“两点”说——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第一支队到达吴起。这是个山童水劣，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镇，一下来了这么多人马，天气渐冷，粮草不济，困难可想而知。有的战士就说，这地方不好。然而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他乐观而自信地说，有人觉得陕北不好，我说陕北是个好地方，“没有陕北共产党就要下地（狱），我看陕北有两点，一是落脚点，一是出发点……”
2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指出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建立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大革命。毛泽东的判断何其精准，如果没有陕北这块落脚地，如果不是从陕北走向全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是另一种前途命运，中同历史就是另一种书写。红军在吴起经过短暂的休整，元气恢复，士气大振。10月24日，拔营出发，向保安（今志丹县）开去了。
一件是毛泽东的一首诗，吴起县广场一块石碑上镌刻着一首四言六绝——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的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刚到吴起，尾追的国民党骑兵部队就跟到了镇西的头道川，成了红军身后一条甩不掉的“尾巴”。毛泽东得知情况后，立即对干部团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说：“后面的敌人是条讨厌的尾巴，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苏区门外。”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干部团学员连接受了“切尾巴”任务。21日战斗胜利结束，毛泽东面对漫山遍野的敌军尸体和战马尸体，风趣地说：“步兵追打骑兵，这是个创举啊。”又看到身旁的彭德怀震慑敌人的威武形象，诗兴油然而生。于是口中念念有词，疾步回到驻地，泼墨挥毫，写下这首情真意切、气势非凡的诗章。
刚巧，彭德怀走进毛泽东的窑洞，看了墨迹淋漓的诗作，谦虚地笑道：“老毛，这首诗还需改改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就改吧，诗就要千锤百炼嘛。”彭德怀浓眉一蹙，说：“将最后一句改为，‘唯我工农红军’。”毛泽东笑了，说：“这一改就变了我写此诗的主题，我不同意改，仍用‘唯我彭大将军’吧。”是的，彭德怀是一位战无不胜的虎将，毛泽东对他关爱有加，总是亲切地称他“彭老总”。诗中誉他“横刀立马”“彭大将军”，是对爱将的高度赏识和评价，他当之无愧。
重文艺亲文人
延安礼堂门口有一个橱窗，展示着一幅黑白照片，这是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与文艺代表的合影。解说员指着照片上的艺术家，为我们道出毛泽东与他们之间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6年11月，经党组织和鲁迅帮助逃离南京监狱的女作家丁玲，辗转千里，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中宣部在一孔窑洞里为她隆重举行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出席。毛泽东关切地问丁玲：“你打算做什么？”丁玲爽快地回答：“上前线去，当红军。”毛泽东微笑道：“好呀，最近可能还有一仗打，正赶得上。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到前线去吧。”丁玲仅在保安住了12天，就出发到了陇东前线。
毛泽东对第一个到苏区又奔向抗日前线的女作家十分赞赏，不久，挥笔写下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在发给聂荣臻的电报中，附上这首词，转赠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得词。喜出望外，立即给毛泽东回信表示感谢，并要求手书这首词给她。翌年春，丁玲陪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延安，毛泽东用毛笔题写了那首词，赠给丁玲。
1938年5月的一个夜晚。印刷厂工人在清凉山岩洞内举行文艺晚会，毛泽东抽空去观看。最后一个节目是诗人柯仲平朗诵叙事长诗《边区自卫军》，夜已深，有观众退场了。柯仲平边擦汗边不安地问坐在前排的毛泽东：“主席，时间不早了，还朗诵不朗诵？”毛泽东回头看了看会场，问：“你的诗还有多少？”柯仲平说：“还有一大半。”毛泽东和蔼地说：“朗诵下去。”柯仲平受到了鼓励，一口气朗诵完。毛泽东站起来，紧紧握住柯仲平的手说：“很好，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让我拿回去看完，可以吗？”柯仲平激动地说：“当然可以，只是太乱了，不好看。要么我抄一下再送来？”毛泽东说：“不必了，先睹为快。”翌日，诗稿就送了回来，上面赫然批着“此诗很好，赶快发表”几个字。很快，中央机关的理论刊物《解放》，破例在第41、42期连载了这首长诗。
1940年元旦前夕，延安马列学院举行迎新年联欢会。炊事员张金奎表演了一套绝妙的戏法《三仙归洞》，在原地翻了20多个筋斗。四座皆惊，一时传为佳话。新年之际，各单位派代表向中央领导拜年，毛泽东听说张金奎也来了，高兴地说：“我要看张金奎表演。”人们立刻拉开场子，铺上地毯。张金奎使出浑身解数，表演了七八个绝技，博得阵阵喝彩。
在一片掌声中，毛泽东上前握住张金奎的手，说：“你演得很好。”并亲切地问是哪里人，何时学艺。张金奎回答：“我5岁开始学艺。”毛泽东微笑地点头，说：“找几个学生跟你学艺，你教他们，一不能打，二不能保守，这是革命工作。我们坐机关写文章是革命，你演杂技也是革命。”张金奎激动地说：“主席，我记住啦，是革命工作。”毛泽东又对身旁的马列学院领导说：“他的工作费体力，要营养好，每月给他补助20斤白面，3斤肉，大灶随便吃。”
为妥善解决边区文艺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多次找文艺界人士谈话，了解情况，倾听意见，并决定召开座谈会来统一大家的认识。1942年4月的一天，他给诗人艾青写了封短信：“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希惠临一叙。”艾青来了，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微笑着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艾青同志：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代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艾青及时回信，并把撰写的《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文稿附上。不日，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三封信：“艾青同志：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
在杨家岭—孔窑洞里，毛泽东把文稿递给艾青，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文稿第一页有几位政治局成员圈阅的字样。毛泽东手里拿的几页纸，上面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艾青正要记录，因地面不平，桌子摇晃。毛泽东疾步走出窑洞，拣来一块小瓦片，把桌子腿垫稳。
毛泽东还与刘白羽3次谈话，与欧阳山、草明3次通信并谈话。萧军、罗峰、白朗、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何其芳、曹葆华、严文井、周立波、姚时晓等数十位文艺人士，都是毛泽东的常客。他也经常看望他们，促膝深谈，听取意见和建议。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一切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典论著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丁玲和欧阳山根据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者田保霖、刘建章的事迹，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和速写《活在新社会里》，刊登在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上。7月1日清晨，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当即给两位作家写信：“丁玲、欧阳山二同志：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以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下午，两位作家应邀来到枣园毛泽东住地。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走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傍晚，毛泽东请两位作家吃了饭。不久，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又向大家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4年后，丁玲创作出驰名中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丁玲是个好同志……”
历史是一面镜子
我们翻阅到一页60多年前的记录。
1939年秋季的一天，毛泽东要去马列学院作报告，从住地杨家岭到学院有四五公里路程，中间还横着延水河。马列学院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就派教育处长邓力群带人去接毛泽东。半道上相遇了，毛泽东问：“你们4个人风风火火，要干么子去？”邓力群回答：“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泽东笑一笑，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我是忘不了的。”邓力群解释说：“我们是来接主席的，来晚了，很不好意思。”毛泽东扬起手摆一摆，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他环顾一下四周，又幽默地说：“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吗？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说得大家都笑了。毛泽东也忍不住笑了，并连连摆手说：“那才不像话嘛。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摆威风。我们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社会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就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邓力群几人频频点头。
理论再好，如果不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就是空头理论；延安精神再好，如果不实际行动，以身作则，就是纸上谈兵。毛泽东的所言所行，就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历史是一面镜子，在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今天，我们应该经常用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随时认真照一照自己。
（2007年4月28日）
大河作证
秋天，一个日头炎炎的午后，我来到位于银川东南25公里黄河东岸的横城堡。这是明朝正德二年（1507年）修筑的一座城堡，西依滔滔黄河，东接万里长城，乃兵家争夺要地。冷落寂寞了数百年的旧城堡，如今居然变作了如火如荼的游览胜地。我信步古城堡内外，随意观赏浏览。多是些人造景物，少了些历史掌故和文化润泽，看不出兴趣来。便独自去了岸边，选一处阴凉地坐下来看黄河。思绪受了大河流水的影响，止不住顺水流淌，流进昔日康熙帝访宁夏的岁月——
横城古渡，曾经是康熙皇帝御驾西征进入银川渡河的地方。300多年过去了，那件不寻常的事今天也许没有多少人记得了。好在有大河作证，有古渡作证，还有他留下的《横城堡渡黄河》诗句作证：
历尽边山再渡河，
汤汤南去劳疏筑，
沙平岸阔水无波，
唯此分渠利赖多。
从诗的第一句，可以看出康熙帝的辛苦劳累。自京城出发，一路走来，已经是两次渡黄河。当时的条件，渡黄河要冒很大风险的，他却在所不惜。
康熙帝是一位有抱负的皇帝，登基时还不满8岁，就能够向顺治高声保证：“效法皇父，勤勉尽力。”说到做到，亲政大典后不到两年，16岁的康熙面对权倾朝野的重臣鳌拜，镇定自若，显示出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以智擒拿鳌拜，一举粉碎其党羽，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将当务之急的治国大事“三藩、河务、漕运”亲书条幅，悬挂于宫中柱上，时时提醒自己，不忘治国安邦大事要事。三藩削平，又以武力收复了台湾。康熙帝没有罢兵息战，决定亲征噶尔丹勾结沙俄制造分裂祖国的叛乱。朝中多数大臣主张谈判妥协，认为讨伐大军远征茫茫沙漠，胜负难料，尤其反对皇帝亲征。康熙帝认为，噶尔丹一日不除，边陲一日不宁，只有平定叛乱，才是万年之计，才可确保天下大一统和平局面。于是毅然率军亲征。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8月，首征叛军告捷；后又二次亲征，叛军大败而逃；第三次亲征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3月，御驾从京城出发，山一程，水一程，鞍马劳顿，备受艰辛。抵达陕北安边，宁夏总兵官殷化行前往接驾，奏请以宁夏官兵迎接境上，并备马军数百于花马池（今盐池县），恭候圣上围猎。康熙帝拒绝曰：“猎兽，细事耳。图噶尔丹为急。”下令速派人制止官兵来花马池迎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