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计划经济相比较，市场机制在供求信号的传递上具有快速、及时、灵敏的优点，跟它相对应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较高的效率，因此“市场性”的大小成为判断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活力与发展后劲的重要标志。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机制转换，现在已成为较成熟的“国家宏观主导型市场经济”区域，其市场性在很多方面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开放程度。洪银兴等学者（2002）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市场化开放程度进行了科学的探索，他们建立了4组共28个指标的测算体系，应用多种统计方法，并进行计算机模拟，得出相关的量化指标，其测算结果如表3‐5所示。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2001年长江三角洲市场化程度达到76.18%，与珠江三角洲接近。其中按行政区划分，浙江最高，为78.38%；其次是江苏，为76.07%；上海为73.48%，相对较低。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对成熟，为进一步全面地与国际接轨开启了一扇大门，但是要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普遍存在的市场机制发展滞后的问题，还有在生产要素市场中人力资源市场发育很不完善，市场化程度只为21.13%，这与日益开放的经济形势是不相称的。同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很低，总体上还处于自然状态，在知识经济唱主角和经济全球加剧的今天，这种状况是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的，在国际贸易中必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加大这方面的规范和整合力度，营造更好的经济环境。总体上讲，长江三角洲的优势和实力是主要的，存在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如果切实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将能更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全国经济中的作用。
第二节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内部空间区划
一、区划原则与方法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非常迅速，区域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但是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形成的不同层次、各具特色的内部经济区域分异也非常显着。因此，在揭示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时，对它进行客观、科学的分层及划片是必要的。区划遵循的主要原则如下：
（1）综合经济区内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相似性和区际差异性原则；（2）地区优势与国民经济综合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即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的原则；（3）地区经济中心与经济腹地相结合的原则，主要考虑与区域中心城市距离因素；（4）综合经济区域尽可能与县级行政区域界限一致原则。
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地处长江下游大平原上，地域相对完整，地貌类型简单、统一，因此区域划分时主要考虑经济上的相对完整性。
经济区划是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方法上，经济区划主要有断裂点法、场强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经济中心分析法、地域分工分析法等，而区划类型又主要分为综合区划和单项区划，如国土开发整治区划、综合经济区划、综合农业区划、畜牧业区划、科技发展区划、经济地理区划以及农村经济区划等。这里笔者对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进行的“区划”与一般意义上的“区划”不同，而是为了本书研究的方便，对所研究的区域按照有关指标进行分区划片。主要区划方法分以下四种：一级行政区划分法、断裂点划分法、点轴-距离划分法、主成分析划分法。
二、空间区域与分层
（一）一级行政区划分法
一级行政区划分法是以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一级行政区为单位进行划分的。主要分为三个区域：上海、江苏和浙江。其中，江苏为苏州、常州、无锡、南京、镇江、扬州、南通、泰州等8市；浙江为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等7市。这一划分方法的优点是资料完整，界限明确，容易操作；缺点是不能反映区内差异，也不利于区域间经济、社会、文化等的整合，不利于区域行政壁垒的消除。这种分类区域，在本书中只作为统计分析数据的一种补充说明之用，不作为主要的分区方法。
（二）断裂点划分法
1.断裂点法的修正
城市地理学和区位论认为，空间城市群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根据这一断言，赖利（Reilly W．J）于1931年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提出了“零售引力规律”。在此基础上，康费斯（P．D．Converse）于1949年提出了城市空间分割的“断裂点”理论。康费斯将相邻两个城市间的吸引力达到平衡的点定义为“断裂点”（breaking point），并给出如下计算公式：
式中，dA、dB分别是断裂点到两城市的距离；DAB为两城市的直线距离；PA、PB分别为两城市的人口规模。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断裂点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城市引力因子仅仅是“城市人口规模”，过于简单化，也不符合事实，城市的引力更应体现在综合实力上；另一方面，在确定相邻城市的“腹地”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做法过于粗略。上式中给出的“断裂点”仅仅是两相邻城市连线上的点，而其他广大非连线上的点无法确定，而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郑纯辉（1999）提出过断裂点作垂线的办法，张伟、顾朝林（2000）提出用平滑曲线连接相邻断裂点的方法，这些方法都不是很严密的，也是不正确的。为此，笔者通过另一种方法对它进行了修正。
2.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区域划分
由于数据量大，笔者在此只以长三角16市的人口与GDP总量作为城市的综合指标。区划时分两个层次进行，首先是按省级或省会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划分，然后把由省级或省会城市划分确定的区域内城市按地区级进一步划分（苏州、宁波看成地区级），最后根据县级行政区界的完整性，划出区域界限。
为了加强可比性，在城市综合实力指标中既反映实际人口规模又反映经济指标，笔者在这里采用“GDP当量人口”进行计算。关于“经济当量人口”的有关问题将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中进行详细的论述。
根据修正的断裂点公式计算出城市空间断裂圆弧的圆心与半径，据此确定断裂点的位置。首先确定省级与省级城市间的断裂点，分别以上海、南京、杭州为基准；然后分别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确定省级与相邻地级城市的断裂点；最后由断裂点画出相互的引力区，确定经济腹地范围。
（三）点-轴圈层距离划分法
点-轴圈层距离划分法是以上海人民广场为圆心，以每圈增加25千米的间隔为半径，共分14个圈层，最大半径为350千米，同时分为正南、上海-南京、上海-杭州三个方向，再讨论这三个方向上的人力资源、经济、产业等要素随距离变化而进行分布和配置的一种方法。
（四）“主成分分析”划分法
本方法是根据叶依广、周蕾对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综合实力进行的主成分分析得出的（笔者在论述中包括台州）。在遵循完备性、功能性、可比性和层次性原则的基础上，选取了5个层次、16个方面共34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由分析结果得出6种最主要的主成分，其累积贡献率为93.04%，即保留了原始指标93.04%的信息，具有典型代表性。最后通过综合分析，把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分为一个中心三个圈层。
（1）中心城市——核心圈：上海。综合实力明显高出其他城市，综合得分为1.944。
（2）第一圈层：南京、杭州、苏州。综合得分分别为0.389、0.303和0.297，三个城市的整体实力相当，各有特色。根据区域经济学的梯度发展原理，这三个城市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第一圈层，应当协作起来共同带动该区域的整体发展。南京的综合发展水平较高，但经济发展相对较缓慢，郊区（县）经济不够发达。
（3）第二圈层：无锡和宁波。这一圈层仅有无锡和宁波两个城市，它们在地缘上均与上海相隔有大城市（苏州、杭州），在城市发展整体水平上均较高。
（4）第三圈层：镇江、绍兴、常州、南通、扬州、台州、泰州、舟山、嘉兴、湖州。
该圈层的城市均为综合实力处于长江三角洲的中下游的中等城市，从各城市的主成分得分可知它们在发展现状上各有所长。
因此，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在发展上形成“一个中心，三个圈层”的发展态势，即形成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苏州为三个支点，加强区域内的分工与协作，促进区域共同繁荣的局面。
第三节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人力资源基本特征
一、人力资源总量状况
总的来看，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人力资源非常丰富。2000年长三角人力资源总量达到6484.54万人（15～64岁），占总人口的74.17%，同时占全国人力资源总量的7.30%。其中，外来人力资源为1038.59万人，占整个大都市圈人力资源总量的16.02%，比外来人口占大都市圈总人口比重高达2.8个百分点，外来人力资源占外来总人口比重为89.59%，这体现了对人力资源的经济吸引作用。外来人口主要以务工、经商等经济活动为目的。
二、人力资源结构特征
（一）年龄结构：总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人力资源老、中、青相对协调
按国际标准，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人口各项指标均达到老龄化水平，并且有的指标老龄化程度已相当严重。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9.88%，超过老龄化标准（7%）2.88个百分点，特别是老龄化指数和少年儿童人口系数分别达到61.89和15.96，超过老龄化标准1倍左右，同时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人口老龄化还表现为典型的“少子老龄化”状况。在三大都市圈中，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老龄化程度最大，而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则属于“成年型”，老年人口系数为4.64%，首都大都市圈也刚刚跨入老龄化的行列，老年人口系数为7.79%。同时，尽管长江三角洲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与世界老龄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还是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贫困老龄化”特征。如：到2003年长江三角洲人均GDP只为3068美元（以常住人口为基数），而其他国家普遍为1万美元以上。
人口发展类型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增长型”，这一类型中年轻人口所占比重大，人口出生率较高，老龄化系数较低；第二种是“稳定型”，各年龄组人口比重相差不大，生育水平较低，人口数量增长较慢；第三种是“缩减型”，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多”的分布形态，人口增长极为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老龄化水平高。长江三角洲与其他两大都市圈的人口类型均属于“缩减型”，但均呈现出各自的特征，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人口结构表现出较为平稳的“缩减型”特征，而珠江三角洲和首都大都市圈人口各年龄组间出现较大的“断裂”与“振荡”。
长江三角洲人口年龄组间数量变化较“平稳”，峰值人口年龄出现在30～34岁组，自0～4岁组所占比重的3.97%逐渐增大到30～34岁组的10.45%，此后平稳下降到85岁及以上组的0.50%。珠江三角洲人口结构也与此相似，主要差别就是15～19岁、20～24岁及25～29岁三个年龄组人口与其他年龄组人口数量差距很大，均在2倍以上。另外，峰值年龄很低，为20～24岁，比长江三角洲提前10岁。从这里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人口较长江三角洲年轻，主要是受外来人口流入影响而形成的。同时，20～24岁正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也从侧面反映了珠江三角洲人口受教育程度受到的影响，因为这些人口主要是为务工而来的。首都大都市圈人口结构出现较大的“波动”，原因较为复杂，主要是受人口变动历史原因影响的结果。
人口年龄结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力资源年龄结构状况，但是人力资源年龄结构又表现出与整体人口结构不同的特点。考虑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基本普及高中教育，15～19岁人口绝大多数还在中学接受教育，所以这里不把他们作为人力资源，而把20～64岁人口看成人力资源。在20～64岁人口中，分成青、中、老三个年龄段，即20～34岁组、35～49岁组、50～64岁组。从表3‐11中可知，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源老、中、青阶梯性明显，结构较为合理。长江三角洲青壮年人力资源丰富，且与中年组不会形成过大的落差，青、中年组分别占39.42%和38.99%，相应的，老年人力资源所占比例较小，为21.58%，这是老年人力资源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人力资源的负担较轻，但是也为中、老交接提出了新的挑战，处理不好可能增加中年组人力资源市场的压力。与长江三角洲相比，珠江三角洲人力资源年龄组间“落差”较大，主要是青年组与中年组间的落差明显。珠江三角洲青年组占63.63%，中年组为25.86%，老年组为10.51%，因此组间差距都在2倍以上，这既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也不利于知识、技能的“代际承传”，同时这种堆积现象还加剧了不同年龄组人力资源的就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