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国有企业合并和收购过程中还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手术不是由市场引导的，而是由管理部门组织进行的，而官员们对市场需求的考虑，远不如受特定权、益的影响大。难免经常以健康的企业去合并亏损企业，风险不言而喻，赢利的企业有可能变成亏损企业。
银行改革
与企业改革并行而密切相关的是银行改革。过去，国家银行是按照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指令给那些亏损的国家企业划分补助贷款的机构。现在，朱镕基要让它真正的成为银行，也就是独立的按照企业以及项目的偿付能力发放贷款，而且不受党、政部门的干扰。没有一个现代化的银行体系，一个能把贷款合理、有效的投放到那些需要资金并能使其增值的企业的银行系统，那么就没有办法继续保持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率。
要使国家银行成为真正的银行，首先需要的是，得把它从巨额的负债中解放出来。据独立的专家估计，1997年它已经负债3000亿美元了，这可是一个数倍于它的资本的数目。作为第一个紧急措施，朱镕基在他出任总理之际，马上给国家银行输入了2700亿人民币（约325亿美金）。随之的解除债务计划是，为这四家最大的国家银行建立了防倒闭联合会。这些联合会以票面价值收购了这些银行所发放的救急贷款，并给予这些银行相应的由政府担保的资金。这些防倒闭联合会尽可能的对这些收购回来的救急贷款做出估价，并给予九年的清算时间，如果所付给银行的资金到那时仍然不能偿还的话，这些票面价值的1/3就可能要被划掉。专家们把此看作为空想，并估计，防倒闭联合会最终充其量能够收回其为了收购救急贷款而发出的资金的15％。也就是说，九年后，一大笔的债务就归到中央政府的名下。中央政府能承担得了吗？
美国的中国银行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丁对2000年初做了一个预算：中央政府因此所承担的债务要达到国民总产值的20％。它为防倒闭联合会所担保的债务达12万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有另外的12万亿元人民币的救急贷款趴在国家银行的账面上，而这最终也得算到中央政府的头上。还有就是，中央政府还得承担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仅这一笔所造成的债务就达国民总产值的50％。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这些债务就达到国民总产值的100％。87
在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处在类似于此的国家高债务中的国家还有日本、比利时和意大利。对于北京政府来说，其1997年的收入还不到国民总产值的11％，故此它所面临的债务还是可以承受得了的。利息，尽管它在1997年构成了财政支出的1/5，却在年终时被完全消耗掉了。基于税收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到国民总产值的0.6％。以这种增长率来计算的话，也就是意味着，国家赤字将达到60～70％的高点。要想解决这个国家赤字问题，就必须做到，第一：国家银行不得再发放死贷款；第二：国民总产值在未来的10年中的增长率最少保持7％。这样的想法也使得人们意识到，政府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将处在何等艰难的经济环境中。
一个繁荣经济的计划
这场改革开始于这样的时刻，一个使中国经济穿过双重危机而前进的时刻：一个是国内投资热所引起的货币紧缩危机，另一个是有外部加剧的亚洲经济风暴。经济增长、国内购买力和国内投资、股市、出口、外国资本流入等等，都在下降。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强化这种倒闭速度。朱镕基起初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防止经济增长滑坡，因为它有可能使正在进行的改革夭折。
朱决定采用凯恩斯的扩展性经济政策手段，并实施大规模的国家投资。这种扩展性经济政策项目计划进行三年，而且每年拿出相当于国民总产值1.5％的投资。这些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1/3多用之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譬如：灌溉和引水渠道的修建、清理湖泊以防洪水工程、植树造林、修建粮仓等。其他的投资用于修建铁路、高速公路、通讯设施以及城市污水处理。
这确实是一项深思熟虑的计划，它不仅有效的避免了造成工业领域的生产能力过剩，而且由于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为未来经济效益和整体生产能力水平的提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有的建设项目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从而也就为农村创造了数百万简单劳动力位置。这些投资的大部分在中国的中部和西部的省份。在此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之目的就在于要把沿海各省的经济增长向内地推进。
一场人民的住房私有化运动
朱镕基的第二个促进经济增长计划的推动力就是城市住房私有化和商品化。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分配制将发生一场根本性的改变。按照毛的分配制，国有企业和政府要给本单位员职工提供住房，而房租也只是象征性的。在北京，1997年时，一套40平方米的住房每月52元的房租，也就是大约10马克，这个房租连房屋维修保护的费用都不够。当然，年轻夫妇为了从单位分得一套住房，也就得耐心地长期等待。
这一切现在都要改变。朱镕基决定，国家分配住房的做法到1998年7月1日终结。需要住房者应该转向购买房屋，当然国家在此方面要鼎力扶持。房屋以补助性价格出售，买房金额的一大部分可以通过银行的抵押贷款或者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的住房津贴来支付。已经从政府、国家企业获得住房者，要考虑的是，可以优先购买自己所住的房屋，而房价将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将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为了刺激房屋的购买，房租在1998年到2000年的三年中，由原来家庭平均收入的6％提高到15％。这种提高的房租也同时通过提高工资而得以补偿。
城市住房的私有化实际上起到了一箭双雕的效应：一方面它把国有企业和政府从建房、维护房屋方面的压力中解脱了出来，并且有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时，它使国民个人在银行的巨额存款因此而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到2000年底大约64万亿元人民币投入到购买房屋中去，有效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
在住房私有化和商品化的进程中，还潜伏有一种促进其他经济行业发展的巨大的潜在能量。适中的销售价格使得城市的商品房成为民众最迫切、最乐于投资的需求。按照政府的计划，在此之后，城市居民的90％要住进自己的房子。同时，人均住房面积要不断的得到增长，要由1997年人均8.7平方米发展到2000年时人均10平方米，到2010年时人均13平方米。据估计，城市人口在2010年时大约会增长到1.4亿，以此出发，那么城市住宅房建筑面积的增长数目每年至少要在5.2亿平方米以上。一个如此巨大的住宅需求将不仅刺激着劳动密集型的建筑行业，在那里创造大量的新工作位置，而且也将带动一系列的生产行业，譬如钢铁、砖瓦制造、玻璃、家具、家用电器、日用品电子等等。同时，银行也将由于购房贷款而将形成新的巨大的借贷业务。在未来的十余年中，私人住房建设的腾飞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新奇迹的动力。
此举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拥有私人住房也使人生以及家庭意识等发生了变化。对于那些住在自己房屋中的、占城市居民90％的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封闭的单位小城市而言，因为他们的居住已经与工作以及单位生活分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