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没落贵族家庭走出来的小女子，一个在光环下饱受伤害的心灵，她关注的是个人生计，关注的是庸庸人群的自存，关注的是人性骨髓里的丑恶。她一心刻画着人性中的丑，她不关心政治，清清淡淡地写着字，谋着生。
被指责为“汉奸文学”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的作品被指责为“汉奸文学”。原因就是：第一，她的所有作品反映的内容都是不革命的，不抗日的，没有在抗战时期用笔做武器。第二，她的丈夫胡兰成是汪伪政权的要员。
在抗战时期，上海的文坛有两大派别：抗战文学和闲适文学。张爱玲的作品明显区别于这两个派别，她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在华丽和曲折中，去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张爱玲的作品，主要以上海人和上海的风情为创作素材，写尽了旧上海的男欢女爱的感情故事，上海市民争相传阅。但是，她描写抗战时期的部队的作品却是不真实的，“还有人是为了心爱的东西才革命的，洗净它，使它变得更好更可靠。倘在现实生活里不知道什么是美的，也必不知道什么地方受了污秽与损伤，那样的人要革命，自然只好让他们去革，可是也不必向他们领教”。因此她说：“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地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的。”
张爱玲不写革命，觉得革命的气氛于她是不和谐的。最终，在中国面临国破的时候，她选择了逃避。
张爱玲的小说，描写的对象是洋场社会。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述到张爱玲时，称她为“洋场社会的仕女画家”。张爱玲的作品，从没有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她的作品里，一点儿影子都找不到。张爱玲选择用逃避的态度躲开政治，结果还是留下了“汉奸文学”的骂名。
张爱玲的失落感
1945年，张爱玲曾写过一诗，名字是《中国的日夜》：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
中国，到底。
在这首诗中，她表达出了自己的所思所想。
张爱玲是一位从来不愿接受任何人指导的作家，她一再声明她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
前面也有提到，她只身来到香港后，为了生计不得不谋了一份差事。工作的需要，她写了一些与当时国情有关的东西。其中《秧歌》用细细的笔触描画了一些当时农民的状态。她写农民“习惯的那种半皱眉半微笑的神情”。她细致地观察：亲人之间小别重逢，面对高贵漂亮的官和城里人，或饿着肚子被拉出来扭秧歌，都是这种表情，它包含了讥诮、忍受、尴尬、麻木、自卑、羞涩，甚至也有愉快：月香在“王同志”逼迫下终于拿出连丈夫金根也不知道的私房钱来为军烈属办年货，他们自己下一顿还不知道在哪儿，但饶是如此，一旦进入传统的年节气氛，开始惯常的劳作，不知不觉便流露出心底的愉悦。
张爱玲或许真的不熟悉农民，但她不把农民写成空洞的符号，而是倾注了全部的同情，把他们的灵魂当自己的灵魂来解剖，所以她写活了熟悉的市民和知识女性，也写活了并不熟悉的农民的灵魂。这正是张爱玲的风格，她不会在文字中表达自己的赞同与反对，她只是静静地观看，然后冷静地把真相画出来。
1945年，日本人在东京召开“大东亚文学会”，名单上出现了张爱玲的名字。张爱玲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登报声明，自己与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张爱玲的政治态度虽然不明朗，但她还是清白的。
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被打上“汉奸文学”的烙印，原因也是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她与胡兰成的夫妻关系。难怪人们称爱情是双刃剑，人总要为爱承担一些什么。
遥想当年，“一出发即踏上顶峰，一出手即成为经典”的辉煌，却因为带上了“汉奸文学”的帽子，就在国内，失去了当年的文学地位。从此，张爱玲变得失落了。她独自行走在文坛上，顿生孤单和凄凉。
想起有人对她作品的评价：“学旧时代庸常男女的庸常恩怨，从题材、主题到人物，氛围都是末世情怀、洋场懒梦、旧人旧梦、死亡道德；张爱玲一下笔就把这些东西写透了，写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