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在鬼子腹地打县城
这件事发生在1940年9月，所攻打的县城是伪龙江省克山县（现黑龙江省克山县），攻打县城的部队是抗联三路军中的三支队和九支队共200多人，最高指挥员是抗联三路军政委冯仲云，直接指挥员是三支队支队长王明贵（1955年少将），九支队支队长边凤祥协助，因为最初是王明贵自己想打这个县城，出发前恰好遇到了边凤祥支队和冯仲云。战果方面抗联方面以牺牲司务长一人，负伤三人代价击毁鬼子汽车三辆，缴获步枪数百支，子弹数万发，俘虏伪军一百多人，打死打伤鬼子数十人，击毙鬼子警正（警察局长）一人，缴获迫击炮五门，其他战利品难以详细统计。可惜的是迫击炮没能带出来，因为鬼子追击堵截很紧，而且有护城河阻拦。五门迫击炮啊！要知道，九一八事变，关东军第77和78联队每个联队才六门迫击炮。
克山是伪满的模范县，地处平原，铁路、公路交通发达，距离省会北安约70公里，距离重镇齐齐哈尔约200多公里，都有铁路连通。除此之外，克山还有很好的电话网。
克山当地有日军守备队一百多人，伪军一个团，总人数一千多人。因为县城小，这两部分敌军主力都在县城外面不远处驻扎；城里的敌人有伪军的团部和迫击炮连、伪警察学校一百多人和一些监狱狱警；城外有鬼子一个种马场；再远处是两个联队的日军，有装甲列车；龙镇机场也在不远处，敌机随时可以起飞增援、跟踪。
县城城墙高约一丈多，有护城河，宽、深各八尺，因为唐、辽、金、元、明、清这里都一直有都督府、卫所之类的驻军；抗联攻打之前，鬼子把城墙加高到了一丈多；县里十字大街路口有一座炮台，机枪可控制四个方向；
攻击重点县公署在县城内一角，门口有一人多高的工事，有高墙，墙上有电网。
打这个模范县，王明贵1940年春天就有这个想法了，最后把攻击时间确定在九月，青纱帐割倒前。
三支队是非常让鬼子头疼的一支队伍，1940年抗联掀起了红五月运动，把北满的鬼子打了个满头包，其中表现最为优秀的就是王明贵三支队。在此之前，王明贵的参谋长王均（1955年大校）仅带着三十多人就蹂躏了鬼子的一个机场，烧毁飞机八架，机场三十多鬼子全灭（军妓不算），那时候他们还不叫三支队呢。
1940年5月，冯仲云从苏联回到东北，主持了对剩余的抗联部队的整编工作。决定北满的抗联分别整编成抗联三、六、九、十二支队。其中三支队是李兆麟的嫡系，也是最能打的部队，主要是原抗联六军的剩余人员，人数大约是200多人；九支队是六军的一部分和九军（李华堂部）一部分编成，人员近200人。三支队的支队长是王明贵，九支队的支队长是陈绍宾，但是打克山县城的时候已经是边凤祥了。
以少数兵力攻打敌人严密防守下的县城，殊为不易。兵法有云，十则攻之，五则围之。现在是敌人至少十倍于我，就这样还要打县城，看来是疯了。
王明贵可没疯，他这么做是有自己的理由的。
第一，是他这半年来打了很多胜仗，搅得鬼子晕头转向，信心是有的。打开拓团，打讨伐队，打北兴镇、打鬼子车站、打伪军大营，一路胜仗打下来，鬼子对他是恨之入骨，以至于要把他单列出来。除了三路军总指挥部差一点被人掏了老窝（当时李兆麟和三支队的一部分在一起，都在三支队的老窝朝阳山），为此牺牲了三支队的政委赵敬夫，其他的都是有杀无赔。
赵敬夫先后从讨伐队的包围圈里冲了三次，总算把李兆麟救了出来，但赵敬夫自己和十几名战士牺牲。
第二，是抗联的给养问题。人不能光靠精神活着，人要吃马要喂，秋天一过，必须要给过冬准备一些东西，打开拓团好打，但是解决不了大问题，打完一个，过一段时间还要再打，容易暴露目标。
第三，是回家过冬问题。鬼子已经知道他们要去山里，路上摆了大量的部队，单等秋收一过，抗联在平原上没了庄稼掩护，然后围剿。不把鬼子调动起来，恐怕回家的路会是无比漫长。
于是，这个在鬼子腹地抢钱、抢枪、抢人、抢粮食的行动就开始谋划了。
整个过程谋划得相当周密。
情报和保密都需要地下党的支持。首先王明贵联系上了假扮夫妻的纳河县委伊子奎和陈静X（各方资料不一，谨用X代替）。
陈静X和王明贵他们沟通有个麻烦，她是朝鲜人，说汉语没问题，认字不行，因此主要的工作是由曾担任北满特支书记的陈冰玉负责。王明贵要求能为三支队提供这么几个方面的情报：
1.部队要从根据地出发攻打县城，必须过讷谟尔河，此河甚宽，需要船只。
2.克山县城的敌人兵力部署、工事构筑、敌人机构的防御情况。
3.敌人各要点的准确位置、交通情况。
王明贵的部队7月从朝阳山老窝出发，一路潜行距离克山县城两百里的地方，到了8月中旬，第二次和地下党接上了头。通报了敌人的情况：伪军一个团，团部在城里西门内，大营在城西门外二里地；日军一百多人，在城西门外；县公署在城东南，里面有个一百多人的警察学校；伪警察有一百多人，分散在城门、监狱等处；城墙已经加高，护城河也加深了；好的地方是护城河里面还没有水，而且城墙有个豁口。
听完汇报，王明贵又要了几方面的情报：部队的行军路线，路上的隐蔽点，进城前的隐蔽点，多要一个向导，还有伪军和鬼子的增援路线、时间。
随后，王均就带着一部分人员，离开大部队开始佯动。他们隔三差五打个据点，打下来就开群众大会，然后请老百姓去报告（匪情过夜的话惩罚很重的），终于鬼子被调动了。到了9月中旬，确切的情报到了，伪军大营已经基本空了，人数方面伪军50人、日军58人、伪警察50人、自卫团40人（这个情报准确程度很高，从后来的情况看，人数可能低了，但低得不多）。从鬼子接到报警到集中队伍坐车进城大约是20分钟。
9月21日，王明贵带部队到了前进基地侯家屯，这里距离县城还有一百五六十里。入夜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和九支队偶然相遇。原来两支队伍都恰好住在了这一个屯子，只不过三支队住后屯、九支队住前屯。要不是三支队整队出发动静有点大，两边就互相错过去了。****的保密很厉害，这个会师的方式很是出人意料。
会师之后，王明贵等人向冯仲云汇报了打克山的计划，并请冯仲云指挥。冯仲云回答很明确，方案是三支队定的，还是三支队指挥、九支队协助，他负总责。在地下党的要求下，冯仲云做主带上了一支十几人的红枪会和少数农民自卫队。其中红枪会冯仲云在回忆录专门提到，这是五年来他知道的唯一一支非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北满地区）。
当夜他们重新谋划了整个行动：
进攻县城方式选择化装成伪军，从北门城墙的豁口大摇大摆进城，这里护城河没挖好，只有小水沟。因为好的伪军军装只有三支队的，所以由三支队在前，九支队在后。
伪军团部由九支队负责；
县公署大院由三支队七大队（也就一个排）负责，王明贵、冯仲云随三支队行动；
伪银行和敌人炮台由三支队负责；
县城外放三支小部队，每支十人左右，一支攻打种马场，一支割电话线，一支负责阻击增援。
夺取敌人炮台后，以枪声为信号，各部分同时行动，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九支队的对伪军团部的缴械。
行动时间控制在20分钟，随后由东门撤出，到城外五里的一个屯子集合，以免被敌人堵在城里。
战前的潜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敌人城外七八里的一块高粱地里，两百多抗联战士在这里开始了敌前一整天的潜伏。东面紧靠着高粱地外面就是一条公路，汽车、大车、日伪军、行人的声音清晰可辨；附近地里有人在收庄稼，抽烟叹气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西面是几个放猪的，别的还好办，最怕的是猪跑进来。最让他们感到恐怖的是，居然有个小孩子骑着马进了高粱地，然后掰高粱穗子喂马，而那棵高粱穗子边上就是哨兵，也许小孩看见了，但是装看不见。
冯仲云和王明贵两个人的回忆录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这个难熬的白天。从回忆录来看，王明贵要更加沉得住气一些，冯仲云要更加紧张一些。
傍晚时分，侦察员终于回来了。随后，所有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出发。
排成两列纵队，从城墙豁口扛着枪就刚进城。没想到的是一进城路灯就亮了，险些把这几位指挥员吓死。走到一个路口，大家开始分头行动。
行动的核心是九支队边凤祥、郭铁坚攻打伪军的团部。他们的进展最顺利，耗费的时间也最长。不是他们干活不麻利，实在是老鼠掉到米缸里，发了大财了。他们衣衫破烂，到了亮处行人都用很奇异的眼光看着他们，还给他们指示了正确的地点。到了团部一枪没放，用手枪逼住哨兵，然后大队人马就进了敌人营房。一边把伪军给关起来，一边砸开仓库抢枪，大门口放了两挺机枪，专门负责阻击增援的鬼子。砸开仓库，缴了一百多条枪，子弹无数，迫击炮五门，枪实在带不走的，就地给他毁了。因为东西太多，炮实在带不动了，还是伪军帮他们捆在马上，边捆边说，你们好，你们是中国的军队，都像你们一样，中国就有希望了。可惜马过不了护城河，迫击炮还是没带走。一路上无一伤亡。
说起来，相当多的伪军是很不错的，尤其年龄偏大的，包括军官。有一次三支队和伪军遭遇，为了夺路冲着伪军开枪射击。不料伪军非但没还击，给他们让开路，还对他们喊：“不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吗？你们干嘛这么狠？”
另一路是拿下中心炮台，中心炮台的机枪可以控制各条大街。一旦这里打成胶着，抗联在城里就给困住了。十多个抗联士兵悄没声摸过去，居然炮台下面的门还是开的，天助我也。进门以后，他们缴了底下十几个伪军的械。就在此时，顶上哨兵放了两枪，省掉了抗联士兵发信号这项工作。下面的人立刻冲上去，收拾掉哨兵，然后架上两挺机枪，专等增援的鬼子。
炮台已拿下，三支队参谋长王均带着十几个人就奔了伪银行，开始抢钱。在银行有伪军警卫想顽抗，他们收拾掉警卫才发现。伪银行行长下班把金库的钥匙带家里去了。他们用斧子砸了金库好一会儿，金库毫无反应。算算从银行抽屉里抢的钱也差不多，外面枪声又紧，他们就撤了。
仅有的伤亡发生在县公署这一路、没办法，就这地方有值班鬼子，而且铁杆汉奸多。县公署不是一个小地方，里面有伪警察学校、伪法院、警察局、监狱等。他们从后门跳墙进去，潜伏在伪警校里，等着其他地方打响。
炮台枪一响，这边立刻开始攻击。伪警校还有几十人，他们没有缴枪，而是开始剧烈反抗。这些汉奸的反抗拖了他们打了二十多分钟。
本来计划是二十分钟结束，但是时间拖长了，巧的是他们对鬼子的行动速度估计过高，增援鬼子的汽车慢腾腾从鬼子兵营往城里开，而不是像预期的着急忙活地跑过来。
利用这个时间，他们砸开了监狱，干掉了正在枪毙犯人的看守，立刻开始了释放囚犯和招兵买马的工作。这里就看出犯人的不同了。带着手铐脚镣的“刑事犯”冒死反抗，终于擒住了看守；长袍马褂的几十个“经济犯”非但不反抗，还在那里哆嗦。冯仲云带人要释放他们，他们反而说：“我们都是商人，是经济犯，太君不会杀我们的，我们不走。”冯仲云也没干涉他们，找仓库和文件是正经。
他们还在折腾文件，鬼子的增援已经突破了三道封锁，到了县公署大门口了。说是三道封锁，实际上也没多长，就是城门外、西门、十字街口炮台三个地方。
鬼子一共来了三辆车（两大一小，所以有回忆录是说两辆车）。城门外鬼子先被一挺机枪阻击了一下，鬼子没和他们认真交火，就进了城。他们的成果是打掉了第一辆车上的机枪。
一进城就路过伪军团部，这里九支队放了两挺机枪，还有几个神枪手。鬼子汽车开着大灯，反而看不到暗处的埋伏（外面枪一响，他们就开枪把灯泡给灭了），他们一直把鬼子放到20多米，才开始扫射。鬼子跳下车想打，发现这里抗联位置好，枪法准，只好跳上车，继续走。
再往前就是炮台，这里抗联还有两挺机枪。他们更狠，因为他们在炮台里面，鬼子打不着；鬼子在大街上，连个掩体都没有，路灯还亮着，抗联在里面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打坏了鬼子汽车，待鬼子冲锋的时候，竟然把鬼子放到十多米才开枪。这一下死伤惨重的鬼子们只得绕道小街，步行赶往县公署大门。
县公署大门这里门口还有两挺机枪，第一波来增援的鬼子在这里彻底郁闷了。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进攻大门呢？因为这时候围墙上的电网已经通电了，院里面的抗联战士可不知道。
阻击完了，他们就纷纷撤出。
打掉了鬼子的进攻，王明贵就带着门口的人也撤了，按计划从东门出城。他没预料到的是，后面的冯仲云耽误了太长的时间，差点被鬼子堵在大院里。
冯仲云在干什么呢？他这时候正在仓库里搬东西呢。仓库里枪支弹药、粮食、军装、手榴弹，让砸开仓库的抗联战士顿时有了一种发洋财的感觉。这时门口危急，他们立刻把枪发给那些犯人，让他们去抵抗。犯人里面恰好有几个索利人，那都是百发百中的猎人。
打了一会，鬼子增援更多，大门出不去了，他们边打边退。当他们退向后院的时候，正看到已经冲进监狱的鬼子们，不分青红皂白，对着那些下跪的“经济犯”连刺带砍。
多亏了那些犯人，他们早就琢磨了越狱的方法。他们用枪打断了铁丝网，把枪插在墙上蹬脚，所有人从后墙跳了出来，冯仲云甚至还有时间点下战士的人数。随后他们打灭电灯，隔着墙往里扔手榴弹。
他们本想按计划走东门出城，但是听东城那边已经出不去了，他们就翻城墙出了城到预定集合点去了。
他们是最后出城的，但不是最后到集合点的，最后到集合点的是进攻伪军团部的那些人。他们利用鬼子第一波和第二波增援的间隙，撤出了伪军团部。带着迫击炮怕出城东门拖长了时间出不去，他们回到进城的豁口。可惜这里也已经有敌人增援，马又不能上下护城河，只好把炮给毁了。
进攻是战术，撤退则是艺术。
冯仲云他们撤出县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没有马！每一路都很成功，可是军马场那边的情报不清晰，吃亏了。那边没有日军，但是有退役关东军，比现役的日军还难打。马没有搞到。
夜间，可以清晰的听见火车的声音，很可能增援的鬼子已经来了。
天亮了，没有马，怎么办？为了能够逃出日军的围捕，冯仲云做了一个决定，抓马。本计划是只抓富人的马，问题是不光有抗联战士，还有刚解放的囚犯，再说马也不会和你说它家里有没有钱。这一下就抓乱了，因为这件事冯仲云内疚了一辈子，并且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直背到他去世。
他们占领了一个小山头，然后就被鬼子给困在山头上饿了一天。他们几次试图下山，都被鬼子打了回来，牺牲了好几个人。马是普通马，枪一响就乱跑。天黑之后，才偷偷撤下来。
一路上路过几个屯子，在老百姓的帮助和地下党的掩护下，他们在一个浅滩偷渡过了河。可惜的是红枪会的大法师牺牲在了鬼子的炮弹下，当时他正要对着追击鬼子做法，剩余的红枪会员则直接转成了抗联战士。
过了河进了山，他们又被鬼子飞机发现。好在他们经验充足，虽然甩不掉飞机，但是飞机也没能炸到他们，而且巧妙地利用飞机误导了追兵。在朝阳山，他们决定分兵，三支队去大兴安岭游击，九支队带粮食过铁路去三路军指挥部。
这里，冯仲云救了李兆麟一命。当他赶到三路军指挥部的时候，李兆麟已经断粮五十六天了。指挥部被掏了老窝，他们计划去找冯仲云他们，不料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把他们阻在了河边。平常天气水很快就下去了，可是那年水就是不下去，李兆麟带领的指挥部就给困在了河边。万幸那年榛子收成大好，否则真是要给饿死一个指挥部了。
很快，讨伐队就追上了三路军，他们收集柴草，利用浓烟烈火吸引讨伐队的注意力，随后悄悄绕道敌人背后，撤离朝阳山。
10月中旬他们又打了关东军的霍龙门车站，这里是一个铁路总供应站。13日晚上，三支队给它来了个扫荡，但是对日本平民还是严守政策，几十名工程人员和家属都释放了。
11月他们计划打到李运昌那里去，不过在阿荣旗因汉奸告密被偷袭，减员到60余人，遂越境进入苏联。
两支波波莎对32支三八大盖
我们看老人的回忆录，往往是我们在武器上大大落后于对手，无论是哪个时期。其实穷人也有阔的时候，抗联也有拿着波波莎欺负三八大盖的时候，而且很爽。当然这是在苏联进军东北前期，也就是中国旅在苏联休整、训练了两年之后。
中国旅不全是中国人，有朝鲜人崔庸建、金日成，还有一些苏联人，各军事主官副职则全是苏联教官。
他们在苏联远东，基本上是把他们当成特工队来训练的，连周保中、周保中的妻子都要跳伞，其他的收发报、侦查、暗杀、防化就更不用说了，就这样到后来人还不够用。他们刚去的时候，主食是黑面包，肉和黄油也能得到稳定的供应。唯一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瘦得打晃的中国人实在是太能吃了。
到了1945年5月，饮食上突然有变化了：肉增加了，香烟也敞开供应了。一打听，这是苏军二线作战军队的配置。7月，斯大林接见了周保中、崔庸建。7月下旬，抗联教导旅侦察分队的28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秘密空降中国东北境内，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将日本关东军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三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送到中国旅情报中心，还多次完成了暗杀、破坏等任务。以至于日军的防御体系资料，远东苏军可以做到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
不计算7月之前的，到苏联进军东北为止，一共空投了160人负责情报、爆破等工作，这160人最后有一多半没有活到日本投降。到了苏军进军东北后，人员不敷使用，有些没练过跳伞的也要被空投。于是，这个故事就开始了。
8月9日，24名抗联战士分成六个小组，空投到牡丹江。其中有一个小组是团长李明顺、电报员姜德，还有两人赵魁梧、孙曾有，这四位都没跳过伞。为了方便，跳伞前把便衣和苏军制服都收了起来，换上了日军制服。
武器则是三支波波莎，一支手枪（电报员）。
跳伞后孙曾有未能开伞而牺牲。其余三人集结后，李明顺找到村民，告诉他们，自己是抗联的，已经和苏联红军打回来了，村民喜极而泣。
有一天上午，有32个日本鬼子败退到村子。村民在抗联战士的安排下，把鬼子安排到一个有两个门房间里大吃大喝去了。然后三个人，一支手枪一个门，一支波波莎一个门，一个窗户一支波波莎，就准备下手了。
守门的两个踢开门，大吼一声“不许动！”按照我们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常理应该是鬼子举手投降，或者蠢蠢欲动被杀掉一个。不过他们没有看过我们这么多电影，所以他们没有按照我们的常理做事情。
让鬼子不动，只不过打起来方便一点而已。两支波波莎，142发子弹，三个百战余生的老兵，对付猝不及防的32个三八大盖，可以想象到战果。手枪最多只用补两枪。然后他们把枪分给了村民。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仅仅几天，到8月15日，32支枪发展到了400多支。
这个是他们的副业，主业是指示目标炸掉牡丹江上的一座大桥。主业当然也完成了，事后他们都回到了苏联授勋。
关外关内齐杀敌：八年全面抗战里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佐官
从1937年卢沟桥“七七”抗战开始，中华民族进入了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时期。同样也正是从“七七”抗战开始，在白山黑水已坚持抗日多年的东北抗日联军，他们的局部抗战也汇入到了全面抗战的伟大进程之中。
******主席于1938年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人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更急于完成其在东北的“治安肃正”计划，进一步巩固“满洲”这个战略后方基地。以利于抽出兵力投入关内的战场。而东北抗日战场的一直存在，有效牵制了日军可以入山海关作战的兵力，也打击了日军把东北作为其扩大侵华战争的大后方的计划。
东北抗日联军也正是在1937年的7月投入了新阶段的斗争，开始以实际行动支援关内战场。7月25日，抗联第一路军即发表了《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同胞们与关内一同抗日：
同胞们，中日大战业正式爆发了！我全国陆海空军业实行对日下总******了！……你们我们关里同胞全系中国人民的子弟，全系生长中国，在全国总******之下，你们还袖手旁观吗？
《告东北同胞书》最后发出呼吁：“全体同胞，精诚团结共杀日寇，恢复中国人之东北。”实际上，在这份《告东北同胞书》还在草创之时，抗联第一路军一部已取得里程碑式的战果：
1937年7月18日，八年全面抗战开始的第十天，日军第七师团步兵少佐冈田茂率部到清原县“讨伐”东北抗日联军时，被杨靖宇将军麾下的抗联一路军的第一军第三师部分官兵，在七道河子伏击战中一举击毙。军衔从少佐追晋为中佐的冈田茂，成为了八年全面抗战里中国军队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佐级军官。
这一个胜仗，是关外关内抗日战场在“七七”抗战时连为了一体的鲜明写照。
查询日军军史文献里在当时表彰冈田茂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记载，这个日军军官其实早就是侵华的老手了——冈田茂于“大正八年（1919年）九月开始的大约一年的时间中，在青岛守备步兵队中执行勤务”。此时，正值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不久，日本洋洋得意之下，继续占领着中国的青岛地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冈田茂已参加了日本军队的侵华行动。
且早在九一八事变的次年，冈田茂即又成为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日军之中的一员，文章也记载冈田茂“从昭和七年（1932年）八月开始至昭和十年（1935年）十一月为止，在满洲事变之时出动并立下了战功，且被授予旭日小绶章、满洲从军纪念章和满洲建国功劳章”。
在“满洲”替军国主义立下了战功的冈田茂，于1937年再次来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与东北抗日联军作战，企图为日军的关内战场巩固后方，结果反倒成为了中国军队的战果。日军表彰冈田茂的文章于此有详尽的描述——
昭和十二年七月北支风云变幻，且奉天省内敌人横行，扰乱“满洲”国的治安。他的部队知晓敌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于是组成了冈田讨伐队。为了彻底消灭在奉天省清原县内的敌人，讨伐队将总部设在清原城内，开始进行了讨伐。
七月十七日那一天，他为了指导湾甸子部队讨伐敌人的工作，而前往兴京县湾甸子。第二天，即十八日从当地出发踏上归途之时，于上午十点三十分，在七道河子附近，与敌军首领王师长所率领的共产党军队以及保国军所组成的百余人的敌方联军相遇了。
他所乘坐的汽车由于停在谷底，所以情况非常不利。他希望以一股作气的方式快速突破包围圈，所以向部队下达了前进的命令。但是敌人用自动枪炮以及手枪进行了疯狂地扫射。
突然，司机的胸部被子弹射穿，汽车因此无法继续行驶。此时他勇敢地作出对敌人发动攻击的决定，并命令十二名部下下车攻击。
于是，包括斋藤军曹在内的人员守住左侧，跟随着亲自作战的坂本大尉等人，奋然一边攻击一边前进。然而敌人利用了处在高出的优势，一边顽强抵抗一边集中火力攻击。反之我方人员则处在最不利的地点，且以极少的兵力应战，渐渐陷入困境之中……
作为“支那事变”里面第一个被击毙的日军佐官，冈田茂得到了日本军方毫不吝啬的吹捧，认为冈田茂“他那伟大的牺牲是有价值的，是为陛下做出的奉献，并成为了奠基东洋永远和平的基石”。甚至还有这样的词句：
称冈田茂为“皇军将校的榜样也不为过”，“他的功绩在满洲守备战队史上大放异彩”。
日军的这些“赞美”词句，以敌方的视角，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抗联战绩的不朽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日军表彰冈田茂的这篇文章是这么描述战斗结束的，“他拿出传家宝刀冲入敌群之中奋力斩杀敌人，继续英勇奋战。但还是因为敌人密集的炮弹攻击而负伤，最终战死。死前还高喊天皇陛下万岁……敌人被此等悲壮的英勇姿态所震慑，向东南方逃走”。
日军的吹捧到此已明显不顾常识，竟说抗联部队是被战死的冈田茂“震慑”住了，才从战场撤退的。这样荒诞的描述，反倒是多少体现出了日军的心虚，企图以战事的“僵持”来遮掩抗联的战斗力，凸显日军官兵的“勇猛”。
实际上，从一个伪满的战场当事人的回忆里，可以看得出日军的描述都不过是吹嘘而已。消灭冈田茂及其部下的战斗，其实是一次干净利落的伏击战。
日军提到冈田讨伐队是驻扎在清原县，那么查看一下《清原县文史资料》，即可在第2辑找到一篇回忆文章，是冈田茂当时座车的司机张振邦（即日军记载的“胸部被子弹射穿”的司机）回想战斗的记录：
（17日）8点准时出发去湾甸子，视察驻湾甸子日军，我们在湾甸子街上日军兵营住一宿。（18日）早8点多钟，我开车从湾甸子出发，冈田少佐、坂本大尉坐在驾驶楼里，冈田坐在中间。汽车从湾甸子出发后，行驶得很缓慢。当汽车到东松木岭南坡山下时，冈田命令日军全部下车步行上山。到岭顶上时，冈田、坂本用望远镜向四处窥视，又命令鬼子兵向远处山沟里、树林中放了一阵机枪，打了几发小钢炮（掷弹筒），结果仍未发现可疑情况。这时冈田高兴了，命令日军全部上汽车。
我开的是福特牌新车，箱板是新钢板，马力大、速度快，还有20多里就到清原了。这些鬼子兵全部上车后，高兴地唱起鬼子歌。汽车下岭后，当行驶道穴沟口时，不知从哪“叭！叭！”响了清脆的两枪。
我发觉车一动，汽车前轮胎被击中。冈田少佐坐在我旁边，命令我停车。当时我想加大油门冲过去，冈田拔出手枪顶住我的头，命令我停车。
这时，汽车停了，冈田、坂本开车门跳出去，我在驾驶楼里往外看，有几个红军端着枪，向汽车跑来，为首的一人端着机枪高喊：“鬼子，跪下。”
这时，冈田也慌了手脚，急令车上鬼子射击。红军的机枪对准冈田、坂本就是一梭子，这两个鬼子官应声倒下。这时，我觉着胸前一阵剧痛，也负伤了。就在这时，手榴弹、步枪、机枪大作。我醒过来时，已躺在蒿塘子里了……大约10点半钟左右，车上20名鬼子官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满一地。
从司机张振邦的回忆细节里面，也可以看得出：当时的日伪军把东北抗日联军仍是称作“红军”。
鲜为人知的是，一举消灭冈田茂及其部下的这一支“红军”部队，是曾在八个月前试图冲进关内，寻找红军主力的一支抗联的部队。
1936年杨靖宇将军从日伪报纸上得到了红军东征的短消息，似乎红军已有部队到达了热河省附近。为了打通与关内红军的联系，杨靖宇将军抱着“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西征大军，夹攻日寇，赶快来会面”的想法，又组织了第二次西征，刚刚组建不久的第一军第三师奉令出征，打通与红军主力的联络。
第三师虽是师的编制，但是在当时严酷的斗争形势下，该师组建时只设了四个连，实际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师也只辖有一个机枪班，仅有第一军军部发给的一挺九六式机枪和一挺歪把子机枪。
第二次西征前，杨靖宇用缴获的日伪军马匹，把第一军第三师改编为一支400多人的骑兵部队，准备利用骑兵的速度，趁日伪军不备之时，昼伏夜出连续行军，一举从辽宁东部冲过南满铁路和冬季封冻的辽河，至热河省境内再入关寻找红军主力。
经过短暂的培训，1936年11月，第三师官兵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的带领下，从兴京县一带出发，纵马奔腾一个月，迅速冲杀到了法库县石佛寺辽河东岸的平原地带。
按照东北正常的气候，此时的河面应该已彻底封冻，骑兵可以直接骑马踏着冰面渡河。而从这里一旦渡过了辽河，很快即到了彰武、阜新一带与热河省交界的地区。但是那一年气候异常，辽河在年底的深冬时节仍是水流湍急。第三师官兵困在了辽河东岸。
三师参谋长杨俊恒身形与杨靖宇将军接近，日伪军当时误以为是杨靖宇亲自带队，集结了重兵围追堵截。为阻挡“杨靖宇”率部渡过辽河，日伪军又控制了沿岸各个渡口。在平原地形之上，骑兵部队很难隐蔽。以至于第三师在渡河不成的情况下，连续与追兵展开激战，一路又突围冲回了辽宁东部的根据地。
这一次在抗联军史上少有的集团骑兵作战，终于是在辽河岸边功亏一篑。在辽宁省的腹地打了一个来回的第三师骑兵，结局是悲壮的：损失四分之三以上，1937年春返回根据地时已不足百人了。
第三师虽没有冲得进关内，仅仅余下的这几十人留在东北的战场上，还是在继续与日军战斗。师长王仁斋率领一部分官兵，师政委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率领另一部分官兵，在1937年的夏季兵分两路，在清原及附近一带展开了抗日游击战。这样的分工或许是考虑到：王仁斋当时是31岁，战斗经验多一些，可以独当一面；周建华和柳万熙则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彼此可以照应一些。
日军的记录称1937年7月18日击毙冈田茂的是“敌军首领王师长所率领的共产党军队”。实际上，日军的情报明显是没有掌握第三师兵分两路的情况。伏击了冈田茂的抗联部队，是第三师政委周建华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率领的三十几人。
虽然周建华当时刚24岁，柳万熙才21岁，但是他们俩都是杰出的政工干部。据记载，“三师在与敌人作战中，常常是边打边喊口号，宣传党的政策，讲抗日救国道理”，他们带领的部队还在战斗时会唱起劝告伪满军队投降的歌：“满洲士兵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中国人还打中国人？日本鬼，强迫你们出来打仗，伤亡回去，问你们伤心不伤心？……”有不甘心当日军傀儡的伪满军官兵，会被这样的政治攻势打动，想法设法放弃与抗联的作战。
而七道河子伏击战，也显现了这两位年青抗联军官的军事才能。
七月十六日冈田少佐等乘坐清原县公署的汽车，到南山城、甘井子等地巡视防务指导讨伐，加紧进行镇压人民等罪恶活动。抗联一军的三师精悍的小部队三十余人，在政委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的领导下，活动在清原三十道河子一带。这时，我军侦察员在清原县城内获悉，冈田少佐、坂本大尉等要去兴京巡视防务。连夜将情报送到三十道河子。周政委、柳主任得到情报后，将部队从三十道河子带到七道河子新沟一带山上露宿，准备打一场伏击日寇的战斗。
十七日早，哨兵报告，发现一辆军车，车上坐满鬼子，往南驶去。这时周政委、柳主任闻讯，立刻到公路上查看，确有汽车轮胎向南驶去的痕迹，断定情报的可靠，决定选择适当地点伏击日寇汽车。
十八日晨，经仔细研究后，便周密布置这次伏击战。伏击地点，是今清原道穴沟口，东松木岭下，距清原县二十五里。
从布置侦察员提前入城，到当机立断把握住了战机，再到准确判断冈田茂的行程，每一个环节都显出了久经沙场的老将风范。更不用说周密选取伏击战场，实现了一击必胜。这两位抗联的年青军官以战场的实际表现，显示了他们俩不愧是一代名将杨靖宇的部下。
周建华和柳万熙率部击毙了冈田茂，日本控制的伪满报纸《盛京时报》随即替日军发出了悲鸣。战斗发生的第三天，1937年7月20日的《盛京时报》，即于第二版刊发了标题《东边剿匪工作中，冈田队长等战死》的新闻，其中记述了日军第七师团（即报道之中的“园部部队”，当时的师团长是园部和一郎中将）关于此次战斗的通报。第七师团使用的措辞，充分显示了这一部日军已被这次战斗震动了：
从事东边肃清工作之冈田讨伐队本部长，十八日遭遇十倍之共产匪，在激战中，部队长冈田少佐，坂本大尉以下七名遂壮烈战死。由园部部队幕僚急赴清源，督励各部队、现正追击共产匪中。关于该剿匪工作，园部部队发表内容如左：
树木繁茂，在各地潜伏之匪团，有将蠢动之兆。园部部队为剪除该匪之蠡起，前者乘着手恶性匪团根据地之清源及兴京县北部地区治安肃清工作，从事该工作之布施部队冈田少佐，本月七旬讨伐队本部向清源前进，自统率坂本大尉以下本部，虽在溽暑下无片刻之休养巡视第一战部队，以任讨伐肃正工作。
七月十八日，任在兴京县王湾甸子某某部队之讨伐指导。午前八时，有该地出发，向清源前进之际，午前十时三十分许，在清源东南方十二基罗（注：公里）之地，在东松木岭遭遇共产匪约百名，立即开始攻击。冈田少佐以下十四名，及通译一名之少数兵士，克压倒敌匪，交战二时间三十分，对敌兴以多大之损害，向东北方击退。然敌亦有自动火机数挺，顽强抵抗，匪团逆袭，在阵头指挥部下之部队冈田少佐等，毅然向该匪团突入，冈田少佐、坂本大尉、饮田曹长、斋藤伍长以下七名，遂壮烈战死，于本战斗对敌兴以多大损害，使向东北方溃走。
第七师团的通报为了遮掩失败，缩小了日军损失。中日的史料记叙都很明确，日军近乎覆灭，最多仅有一名报信的日军带伤逃脱。但是《盛京时报》这一篇《东边剿匪工作中，冈田队长等战死》的报道里，第七师团却称冈田茂等十四个日军官兵只战死了七个，这显然是企图造成这样自欺欺人的舆论：在日军的抵抗下，抗联部队没有歼灭这股日军即已撤退了。
这和承认了冈田茂和部下覆灭的表彰文章里，自欺欺人称战死的冈田茂“震慑”住抗联的荒谬情节一样，都不过是日军心虚的体现。
园部和一郎中将当时刚刚调任第七师团担任师团长。这一战无疑是给了他当头一棒，一次有佐一级军官遭到击毙的败仗，也无疑刺激了日军第七师团。《盛京时报》报道的结尾记录，该师团立即向清源县出动重兵，企图实施一次“复仇战”：
接受该情报之布施部队长，企图复仇战，期该匪团之歼灭，统帅主力，即向清源前进中。园部部队本部指挥布施部队、铃木部队、木越部队、小田部队之各部队主力，且区处所在关系警卫机关，十八日以来，举总力开始猛烈的追击战云。
日军的上述兵力调动也充分显示，在七七抗战刚发生十天时的伏击战，已成功牵制了日军一个甲等师团的大股兵力。而抗联各个部队在此时的主动出击，也给日军以“在各地潜伏之匪团，有将蠢动之兆”的印象，更使得日军不得不在关内战场急需抽调兵力增援的情况下，仍不得不继续把重兵投入到东三省的土地上面。
然而，这样的压力也让抗联付出了牺牲——
1937年冬，周建华在与日伪军激战之中殉国，同一个时期，率领另一部分官兵作战的师长王仁斋也在战斗中牺牲。柳万熙独自率领着第三师余部不屈不挠战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继续支援着关内的抗日战场，直到1940年3月24****被叛徒杀害。
柳万熙牺牲时，杨靖宇也已壮烈殉国。1937年7月18日，周建华和柳万熙率部在打扫战场时，缴获了日军少佐冈田茂的佩枪。过了七天，在第一军部分军官开会、又一次讨论西征时，他们把这一把佩枪作为礼物交给杨靖宇将军。《杨靖宇年谱》有这样的记载：
（1937年）7月26日，杨靖宇会同大病初愈的纪儒林，还有伤愈归队的韩仁和，在独四师的驻地狗奶甸子，召集王仁斋、周建华、阚子祥、田麟、杨俊衡等第三师与独四师领导人会议，深入细致地讨论再度西征的任务及行军路线。
这次会结束时，第三师政委周建华将清原松木岭（又称七道河子）伏击战所获的机密文件包，上交总司令部，同时将缴获冈田少佐的毛瑟尔小手枪一只，献给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做护身用。
柳万熙和周建华缴获的这一把毛瑟尔手枪，一直随着杨靖宇将军战斗到了殉国之时。日伪“讨伐队员”益子理雄回忆过1940年2月16日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杨靖宇将军只身与日伪军作战的战绩：
那天在杨的毛瑟尔手枪下战死者一名，负伤者六名。
担任伪满通化省警务厅长的岸谷隆一郎回忆了杨靖宇将军用毛瑟尔手枪远距离射击的情景：
终于在那个山顶追上了。杨利用地物连续射击，我们也伏下应战。
这时队副伊藤警尉补在距300米远的前方，对杨的方向大声喊道：“归顺吧！”对方喊道：“要归顺，立即停止射击。”接着又说：“在归顺前我有话要说，你一个人上来吧。”“好，马上就去！”
这样喊着，伊藤警尉补就站了起来，就在这瞬间，哒哒哒射来几枪，伊藤“啊”的叫了一声，三发枪弹接连命中胸部，他向前一探身“扑通”倒了下去。
杨靖宇和柳万熙牺牲的1940年，是全面抗战的第四个年头了。一直没有与关内战场联络上，得不到有效支援的东北抗日联军，仍在千难万险之中让东北的抗日战场继续存在着，继续呼应着全面抗战的内地主战场。
他们没有放弃与全面抗战主战场联络的尝试。此前的1938年5月中下旬，抗联第一路军曾计划重建第一军第三师，由原参谋长杨俊恒担任师长，“执行西征热河与关内八路军沟通联系的先遣任务”。很可惜的是，随着日军发现了抗联的部署，这样的计划在7月份被迫取消。1938年8月份，作为杨靖宇将军助手的杨俊恒，在集安老岭的长岗战斗之中，也倒在了抗日的战场上。杨靖宇把他的遗体安葬在一个黄柏树下，为了抗战胜利时可以找到墓地，在树干上面刻下了记号。至今，这棵带着杨靖宇将军留下的记号的黄柏树，如同纪念碑一样，仍巍然耸立在这片当年曾是战场的黑土地上。
曾经热望着可以与红军主力会师的第一军第三师，在其四名领导人师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都壮烈殉国时，也终究没有握到关内主力部队的手。
但是，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之时，已立下了里程碑式战绩的第一军第三师官兵，他们却是知道，在山海关的那一边，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在几千里的战线上展开着。而他们在东北的每一次战斗，也都是拯救民族危亡的这全面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和一直策划西征的杨靖宇将军一样，被隔绝在东北抗日战场的抗联官兵们一直默默争取着用血肉之躯多拖住一个敌人不让其入关。他们一直奋战着，直到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流尽最后一滴血。
奇袭嫩江一号机场
这一仗简直是特种作战的典范，而且是没有任何外来援助之下的特种作战：出动仅仅百人（有一多半负责警戒），在日本人的防御要地，自己不伤一人，毁掉8架飞机，给日本人来个全灭（留了两个军妓），最后还给鬼子留言而去，实在是太过瘾了。这场战斗如果能拍成电影，绝对可以灭掉很多大片。
发生这场战斗的机场是嫩江一号机场。这个机场现在还在用，归林业部东北航空护林局管理。
抗战期间，嫩江是日本人的重要军事基地。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光飞机场就修了十个。咱们这里要讨论的，就是其中最大的嫩江一号机场，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日本人对这个机场确实是下了苦功，跑道修成了边长2400米的正方形，无论风向如何，飞机的起飞降落都不受影响；排水设施优良，不论多大雨水，都能立即排走；机窝和跑道有地下通道相联系；建有“九八三”大型后勤供应仓库。附近有一个日军旅团（136旅团）和两个伪军混成旅团，日军旅团部离机场不到10公里（西南），伪军旅团部不到7公里（东南），其他方向日军也可随时增援。机场除飞行员外，还有一个中队（三个小队）的日军，没有伪军。除此以外，附近还有10个日本武装开拓团、18个朝鲜集团部落的准军事组织。
作战主力是抗联第六军第十二团，团指挥员为政治部主任王均。听着好听，他这个骑兵团不比骑兵连大多少，也就百多人。虽然只有百多人，但是王均打仗经常挑着鬼子的痛处打。1938年年底，横扫嫩江，在136旅团部附近出没游击，在两个伪军旅团防区内横冲直撞。虽然敌人人多，但是以快打慢，王均招招抢先。打着打着，这就到了1939年年初了。
接到命令以后，王均就派侦察英雄史化鹏打入敌人机场，着手开始工作。
史化鹏胆大心细，到日伪据点，花了20块买了一张良民证，以劳工身份就混进了机场施工队。他干活认真踏实，不怕苦不怕累，很快就混到了小队长，并且摸清了机场的飞机数量、类型、位置、鬼子兵力部署等情况。因为表现出色，鬼子还安排他学爆破。多次开山炸石之后，鬼子认为他不怕苦、不怕危险、尽职尽责，给了他自己带队爆破作业的机会。于是他不光完成了侦察任务，还顺便带出了一支队伍，抗联奇袭机场的时候他们都加入了抗联。
7月份，有两个日军小队押送劳工去装卸建材。机不可失，王均立刻带着部队从200公里以外到了机场附近。当日午夜，他带着一百人左右的战斗部队进入了战场，这么少的人他还兵分了四路。一个连负责卡住机场到县城的公路，一个班负责阻击伪军，团主力在机场北部作预备队，他自己带一个加强排主攻。就这一个排又分兵四路，一个机枪班王均自己带领，作预备队；会合后由史化鹏带一个班，干掉营房里的敌人（飞行员在飞行员宿舍）；龚副官带一个班，负责破坏飞机；齐排长带一个班，破坏机场设施。
战斗自然首先从史化鹏开始，他带着自己发展的队员，干掉了哨兵、切断了电话线，到壕沟外和王均会合。确认无异常后，战斗开始。
最顺利的是史化鹏，他带一个班提着一袋手榴弹去包围营房。抗联一枪没开，鬼子也一枪没开，30多个鬼子全部毙命于手榴弹下。
其次顺利的是王均。机枪班的位置在营房与跑道中间。飞行员宿舍在营房附近，所以那边手榴弹一响，这边飞行员就发现不对，冲着跑道就过去了，迎头撞上了王均带着的机枪班，当场干掉两个，剩下的四散逃命。
再次顺利的是破坏设施的那一路。因为日本兵三去其二，所以这边几乎没有抵抗，炸油库、炸发电机、烧物资，没法带走的能毁全给毁了。
比较麻烦的是破坏飞机这一路。为什么呢？抗联们没玩过这个，不知道怎么破坏。用枪托砸，一个坑；用枪打，一个洞；用刀捅，一个印；扔手榴弹，弹回来了，麻烦了。无奈之际，有两个日本飞行员跑到了最外面那架飞机边，开始发动飞机。这两个一个弄螺旋桨，一个进驾驶舱，这飞机就开始滑行了。龚副官干掉了地上那一个，飞机还是强行起飞，已经离地了。抗联战士急了，这不是煮熟的鸭子飞了吗？不管三七二十一，开枪再说，有一枪就打到油箱上了。乱枪之下，飞机可就落地烧起来了。一下子点醒了破坏飞机这拨人，大家开始找汽油，泼上以后打油箱，扔手榴弹。这样八架飞机才全部搞定。
最令人吃惊的是抗联甚至还有时间确认核实战果。战果是：破坏飞机8架，毁坏设施一批，所有日军全灭（不含军妓二人）；日军机场司令官战斗中自尽；我方无一伤亡，还扩充队伍13人。
一切搞定之后，王均发信号弹通知阻击队伍撤离，顺便在日军机场司令官尸体边题了两句留言：
今日折尔翅膀，来日平原再战。
后记：王均和史化鹏都平安渡过了抗联最艰苦的年代，活到了解放后。王均在抗联期间曾经腿骨被打成三截，送到苏联后准备截肢，在苏联军官的咆哮和王均的坚持下，苏联军医多方施救，他在床上躺了一年半，竟然又站了起来，后曾任黑龙江政协副主席。
史化鹏则在东北战场上几乎无役不与，长期做警卫和侦察工作，1955年授衔上尉后因身体原因转业，六十年代去世。
一个类似洪太尉的监狱头头
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才引出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108将啸聚水泊梁山的一段佳话。这里呢咱们也说一件和这位洪太尉差不多的人物。正如洪太尉我不知道他叫什么，这位我也不知道。
这位，是1931年12月到1932年1月沈阳监狱部门的掌权人物。这短短一月之间，在他管辖的监狱里，走出了这么几位人物，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是两个南方人，是湖北老乡。一个是有点方脸膛的文化人，英语比较熟练，大家管他叫老徐；另一个个子挺高，比较瘦，有个头疼的老毛病，称呼是老林。另外有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朝鲜人，在这些人里面他的名气最小。还有两个人一个个子特高，一个个子特矮。高个子说自己是一个山东来的生意人，可是第一次被放出去三天就给当共党嫌疑又抓回来了，还老说抓错了，灌马尿弄得他鼻子老流鼻涕，他还说监狱里面在诱供；另外那个小个子最倔了，受刑弄得他浑身是伤还是不听话，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非说自己是国民党，还好他家里还能给活动活动。这么几个人，就这个小个子用的是真名，他叫赵尚志。
除了他们几个，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当了不到20天满洲********的李子芬。那个高个子第二次进去就是因为营救他；另外一个则是饶漱石。
那个老徐，真名陈潭秋，乃是****建党十三元老之一。详细的介绍实在太多啦，就不多说了。
1930年8月末，陈潭秋受命来东北担任满洲********。但是1930年12月，陈潭秋在哈尔滨参加北满特委会议时，同李坚、王鹤寿一起被捕。出狱之后，他去了上海，1933年去了苏区，妻子因分娩未能同行，不久被捕后在雨花台就义。红军长征后，陈潭秋留在南方，因负伤去上海治疗，后去共产国际工作。把这条蛟龙放了出来，我想监狱长会有一些后悔的。
那个挺瘦的湖北人叫林仲丹，是个化名，他的原名叫林育英，另一个化名更有名一些，叫张浩。没错，就是那个死后毛主席为之抬棺的张浩，他还有个堂弟叫****。仅仅过了十几年，东北这块地上就没有不知道****的了。
1930年11月9日林仲丹去抚顺巡视工作回沈途中被捕入狱。他被逮捕后，日军有怀疑但无根据，多次用刑要他承认自己是林育英，但他就是不承认，最后弄得手肿得像带了棉手套。在找不到依据的情况下，判了他5年有期徒刑，不久被营救出狱，但身体已经是伤上加伤。
1933年1月，林育英赴莫斯科，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35年，早已与****中央失去联系的共产国际指派他回国与****中央接洽。林育英化名张浩，由外蒙入境，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在瓦窑堡见到了******及弟弟****。
回来后，林育英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从此****团结在了******的周围，从此才有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38年春，林育英由于伤病被调回中央，接替他的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后来，因为张浩病重，苏联专门派飞机接他回去，张浩自知已是不治，拒绝乘机返回苏联。为了不让飞机空驶回去，一批英雄子女上了这架飞机。
1941年8月，他的病情恶化，又被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1942年3月6日，他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轮流为林育英守灵。******为林育英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3月9日，在林育英下葬时，******、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亲自把林育英的棺柩抬到安葬地，******还为他的墓碑题写“张浩同志之墓”。
考虑到张浩对共产党的影响，不知道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司令们后来有没有“怀念”这位监狱长。
那个脾气有点暴躁的朝鲜人叫许亨植，又叫李熙山。赵尚志被苏联扣留后，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第三军军长兼第十二支队政治委员。
换句话说赵尚志去苏联后军事上主要由他负责。如果不是他，可能部队会打得更惨。许亨植后来担任中国旅的营长，和金日成一样，可惜在1942年牺牲了。
矮个子是赵尚志，高个子自然就是杨靖宇了。杨靖宇在监狱里很鬼的，他是被当做共党分子张贯一抓进来的，但是在监狱里点名张贯一，他从未回应。看守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要是回应了不就说明你们抓对了人吗？
赵尚志在监狱里有个外号，叫馋猫。因为赵尚志好动，而且因为监狱里供应的吃的太差，赵尚志带头找到了咸鱼，被看守们送了这么一个雅号。
能把南杨北赵一块从监狱里放出来，不知道后来关东军的日本官兵们有没有问候过这位监狱长的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