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捷报：****十四年抗战里第一次直接抗日作战的战绩
说到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第一次胜利，大家往往直接想到的会是：1937年9月首战平型关。
实际上，首战平型关都已经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时期的事情，抗战十四年之中的****抗日的第一次胜利明显是此前就已发生于东北的土地上。
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之时，东北的中国共产党人，虽还暂时没有组织起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有若干党员，还是根据抗日的形式和组织上的指示，很快积极投身到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义勇军事业之中。
试举几例最早个人投入东北抗日义勇军，参加武装抗日的党员——
****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李继渊，地下党员身份到马占山部义勇军担任中校秘书，随马占山部义勇军的韩家麟将军一起殉国。
九一八事变时担任呼海铁路海伦火车站站长的陈大凡（建国时曾担任济南铁路局局长），是****地下党员。1931年11月江桥抗战时，“组织松浦机务段和机车段的工人，将全部机车开回北部海伦，并烧毁呼兰河大桥”；“选择几处要害地段线路，加以彻底破坏……敌人推迟一个多月才到达海伦”；海伦失守后，“带领30多名铁路员工，组成宣传队，随军队一起活动”。
以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身份载入抗联军史的李延禄，1932年2月即以地下党员到王德林部救国军参谋长兼补充团团长，参加了王德林部救国军的作战。
救国军中另有若干个人身份参军的党员，例如——
1932年3月，在****汪清县委派李光等十余人到救国军中参加战斗，组成别动队。
还有无名的英雄，例如1947年7月1日松江省政府纪念****诞生26周年大会上，冯仲云的发言中有一段记述：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个悲壮的故事。当一九三二年二月初，日寇进攻哈尔滨，李杜、邢占清部队在双城抵抗日伪军进攻，没几日兵败溃散。当时一位共产党人接受了党的指示，在香坊号召团结了七十多名散兵重赴郊外战场，誓死抗战到底，终于全部为国损躯。英雄无名，豪气长存，永远值得我们后人追悼纪念。
这些地下党员可歌可泣的个人事迹，构成了红色抗战的最早篇章。
那么，东北****党组织自身领导和发动的第一次与日本侵略军直接作战，又究竟是发生在了什么时候呢？
东北党组织直接领导和发动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在1932年上半年逐步开展了起来。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
当时的抗日游击战争分为四大片区域：东满、南满、吉东、北满（哈东）。南满抗日游击武装里，最早组建的是磐石游击队，成立于1932年5月底；
吉东抗日游击武装里，最早组建的是饶河游击队，成立于1932年10月；
北满（哈东）抗日游击武装里，最早组建的抗日武装是巴彦游击队，成立于1932年5月。
更早一些组建的是东满游击区的抗日武装。“1932年年2月，****满洲省委发出指示，要求把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反日游击战争作为东满党的主要任务。****东满特委立即召开党团联系会议，号召党团组织，开展创建反日游击队的竞赛”。吉林省延边地区的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四个县，在1932年的年初先后组建了游击武装，开始了最早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但是在东满的各个游击队成立之初，都是打击伪警察、伪自卫团等以夺取枪支武装自己。有关的文献记录之中，东满地区的上述游击队日期最早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发生在何时呢？
1932年5月，汪清县抗日游击队的李元燮“带领游击队员在吉青岭伏击日寇两辆军车，击毙二十多个敌人，缴获十多支枪和许多子弹”（《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始末》，延边历史研究所编《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论丛（一）》）。吉青岭位于延吉、汪清两县交界处，东北抗战史上还有多次战斗发生在这里。但是这第一次吉青岭伏击战没有更具体的记载，现在也只看到《东北抗联路军发展史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有简略记载，称1932年夏的“吉青岭伏击战毙伤日伪军10余名。”
《汪清文史资料》第4辑则记载了6月份汪清县抗日游击队一次伏击日军的详细情况：
1932年6月22日，“双河镇日军讨伐队窜到龙水洞南沟，杀害了崔仁峰的儿子和二十三名群众。听到这一消息后，县游击队和别动队在龙水洞赤卫队协助下，埋伏在大北沟口，阻击由罗子沟返回双河镇的日军守备队，击毙鬼子二十多人（其中有日军军官，伪县政府日军官各一人），缴获一百发子弹和许多支枪”。
上述两次战斗，是今天可以查到的东北党组织直接领导和发动的游击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最早记录。
实际上，把视野转到城市地下党曾组织武装斗争之中，还会看到有比这些战斗更早的作战记录。那是一次袭击日军军列使其颠覆的战斗，发生在1932年4月12日。这一次袭击，与一位东北抗联的著名将领的名字联在了一起。
这名字就是：赵尚志。
1932年初，赵尚志到哈尔滨和****满洲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留在省委之中工作，不久担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的职务。他在5月上旬担任了满洲省委常委、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在他成为军委书记，负责省委军事事务前半个月，他实施的一次袭击战载入了史册。1932年4月12日，赵尚志和地下党员范廷桂在哈尔滨成高子车站附近袭击日军军列，给予车上的日军以打击。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这一次成高子车站袭击战，是党组织直接领导和发动的首次对日作战。
在内容提到赵尚志抗日事迹的各种书籍之中，这一次成功袭击日军军列的经过，多是浓墨重彩的一段。例如《碧血丹心：哈尔滨人民抗日斗争》（黑龙江省出版社1995年版）：
一次****北满特委宣传部长贺昌炽得知一列日军军用列军通过哈尔滨开往牡丹江，时间紧迫，组织他人炸车已经来不及，贺昌炽就和夫人刘桂清隐藏在离城高子车站不运的火车道旁，离火车到来只有15分钟时，他们迅速埋好炸药，接好雷管，迅速撤到道旁的树林里隐藏起来。这时日军军用列车飞驰过来了，但因雷管失灵，炸车没有成功。这次炸车虽未成功，却积累了经验。
1932年4月，党组织又获得一项情况：4月12日夜，有一列满载日军多门师团官兵的军用列车经过城高子火车站。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破坏日本侵略军的有生力量，党组织派当时担任哈尔滨市反日会负责人赵尚志和范廷桂（商船学校党员、反日会员）完成炸毁列车的任务。为了万无一失，他们采用破坏铁道的办法来摧毁日本侵略军的列车。
贺昌炽夫人刘桂清，1932年初在哈尔滨市和赵尚志、杨靖宇是省委组织的“反帝大同盟”的同事。
据刘桂清于建国后回忆，当时她在“反帝大同盟”负责女工的工作，赵尚志负责军事工作，杨靖宇负责游击队工作。
刘桂清曾详细回忆过第一次没有成功的袭击：
一个月之后，组织上又把我和老贺调回哈尔滨，决定派我做社会活动。以后我便和赵尚志同志一起组织反帝大同盟。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很多，有许多非党爱国群众，党内同志有赵尚志、杨靖宇同志。在省委统一领导下，杨靖宇同志负责搞游击队活动，赵尚志同志负责军事，我负责女工工作。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各界爱国力量共同抗日，组织同盟军（即后来的义勇军游击队）。同时我们也组织进步青年对日寇进行破坏。如炸军火库，炸军用列车。
一次我和老贺根据情报，对即将通过哈市的一列军用火车进行爆炸。我俩秘密走到哈尔滨上号城高子火车站二米远的火车道旁，当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还在头上盘旋，离火车到来只有十五分钟时间了，我俩紧张地按雷管埋炸药，这时已经听见火车的轰鸣了，老贺命令我离开他二十米外隐蔽，只见他迅速地做完最后一道程序，一溜烟撤进道旁小树林里去，这时一列军车过来了。因为雷管失效，爆破没成功，眼看一列满载日本兵的列车开过去，心里多懊恼啊！当我俩回到市区后，我们的行动已被日寇发现了，全市立即张贴捉拿破坏铁路的凶犯布告。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袭击战，在一起共事的赵尚志、杨靖宇和贺昌炽、刘桂清夫妇这历史的亲历人之中，唯一看到了新中国成立的幸存者即是刘桂清（建国时曾是绥远第一届妇代会主席团成员，80年代曾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常委），她应该在建国后口述革命史时，是留下了关于1932年4月12日成高子颠覆日军军车更多细节的回忆。于是，《杨靖宇年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关于此战的来龙去脉才有如此之多的细节介绍。根据《杨靖宇年谱》的叙述，成高子袭击战是赵尚志和杨靖宇（当时化名是张贯一，担任省委直辖的哈尔滨市东区区委书记）这两位未来的抗联名将，在当年联起手来一起策划的战斗：
4月11日，一早上就下淅沥的小雨，张贯一听到门板传来弹指的声音，分明是反帝大同盟的联络暗号。弹指之后又听到一位女子咳嗽的声音，轻轻地叫道：“老张。”张贯一听语音不熟，即让房东老孟（也是地下工作者）出面观察动态。老孟开开门，认出对方是已赴沈阳工作的反帝大同盟成员贺昌炽、刘桂清小两口。装着不认识用暗语问：“你们要修鞋吗？咋不找‘孟鞋匠’啊？”那女子答：“我们是来问问，能不能修？而后再送来要修的鞋。”暗语对上了，才让二人进屋坐。
小两口向老孟说明到这里找关系的原因，是因有要事要赶紧报告军委老张。张贯一立即出面，查明为何不与赵尚志接头的原因。小两口说：
“老赵去江北呼海路，事前没留下接头关系。”张贯一答允：有事报告军委可代转。
贺昌炽报告：“根据‘滨绥铁路’地下党密报，从4月9日至4月15日，关东军第二师团将分乘10列军车返回哈尔滨，据说是同日军第十师团换防。10列军车中有第二师团司令部专车，还有运兵、辎重、押运等车组成，沿途有日本守备队警戒。”
张贯一听过汇报后，问明了二人的联络地点与暗号，要他俩于当晚5时等候联络。随后即派老孟到江北联络赵尚志，自己给省委常委打报告，接着派人给铁路赤卫队队长范廷桂送信，要他准备雷管炸药。当张贯一做完这一切，回到修鞋小屋，见赵尚志已到来并等在那里。张贯一问赵尚志：“见到老孟了吗？”赵回答：“我是向你辞行的，老何（指罗登贤）派我去巴彦张甲洲的抗日义勇军中去搞兵运。临走前，我们再到一毛钱饭馆去坐一会儿，不知多咱才可回来再见面的呀！”张贯一说：“眼下我这里有一桌好宴，是火药味的！你能不能赴宴哪！”两个人斗了几句嘴后，张贯一将贺昌炽的情报一着儿端给了他。
于是赵尚志同张贯一便策划在香坊（上号）至城高子车站区间，炸毁日军第二师团的运兵车。4月12日，多门师团当天的1列兵车，于晚10时50分在哈尔滨以东17公里（城高子附近）处，遭到赵尚志、范廷桂、贺昌炽等埋设的炸药爆破，把军车颠覆脱轨，炸死辎重兵“朝妻”大尉以下14名，炸伤30余人。但多门中将的专车侥幸脱险。这是日军侵入北满以来，在铁路线上，首次遭到的沉重打击；是****满洲省委决策下，取得的第一个辉煌战绩。
城高子附近的一声巨爆，打击了日本关东军的“骄兵”气焰，鼓舞了抗日义勇军的士气。它给马占山、李杜的吉黑义勇军反攻哈尔滨、给辽宁义勇军围攻沈阳城壮了胆。沈北义勇军赵亚洲部，刚刚攻打沈阳未果回到铁岭后，听到日本关东军王牌军第二师团的军车在哈尔滨城高子被颠覆，死伤惨重，便同辽宁义勇军第一军区联络，进一步策划攻打沈阳城。马占山、李杜从《大公报》报道的日兵车倾覆事件，得知日军列车41节，脱轨16节的消息后，即于“拜泉会商”反攻哈尔滨大计。决定江省义勇军与吉林自卫军南北策应，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失地。马占山集中主力由呼海路向南推进，以呼兰为中心，兵分两路向哈埠逼近。李杜、丁超于依兰召开大型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向哈尔滨进军。这次以收复哈尔滨为主要目标的收复失地战役，自4月中旬开始，延续有两个月之久。
这一次赵尚志与杨靖宇联手的战斗，堪称是在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十四年的抗日战争里红色的抗日第一击，实际上应该是在抗战史上带来了第一个“红捷报”。那么，这个“红捷报”记载的日军损失究竟应该是多少呢？
4月14日，伪满《盛京时报》发出了题为《日军由方正向哈凯旋中，列车颠覆死伤者多》的报道：“哈尔滨专电〕多门中将麾下日军兵车，由方正凯旋哈尔滨途中，12日午后10时50分许，驶至离哈东方17公里之地点，被人设计颠覆，致有死者11人，受伤者93人。”还附带发出了“陆军大尉浅妻义行、中尉井上福一、曹长小山武雄”等十一名被击毙日军的名单。
“多门中将麾下日军兵车”一句，证实了此日军军车是载运日军多门二郎中将麾下的第二师团的。然而，几乎不为人知的是，《盛京时报》登出名单上，十一名被击毙日军（名字也有错讹）却没有一个属于第二师团，是日军第一师团派出的“关东军野战自动车队”的官兵，他们当时是给搭载在第二师团使用的军列上。
在日军第一师团侵华的战死者名单上，可以查得到1932年4月12日战死的十一个日军官兵名单（军衔都已追晋了一级）：
少佐：朝妻义之；大尉：井上福市；特务曹长：横山竹雄；上等计手：三木辰巳上等看护长：饭塚一马；上等工长：中野知成、土地久雄；伍长：小川福寿、秋叶孝司、铃木兼道、山本孝经。
遭到袭击而彻底颠覆的是第二师团使用的军用列车，报出的日军战死名单竟都是属于第一师团的。这显示了当时《盛京时报》应该是刻意掩盖了第二师团的损失。第二师团是日军当时在东北与义勇军作战的主力，《盛京时报》的遮掩之举当是害怕使其士气低落，而义勇军士气倍增。于是报道单单提到了当时仍驻扎在日本东京，只有个别小部队来华配属别的师团作战的第一师团的战死名单。
根据上述分析，日军在这一次袭击之中给击毙的应该不止十一名。
著名军事作家萨苏先生，在日本寻访到了1932年出版的日军照片集《满洲事件写真集》，其中有一张照片标题是“军用列车爆破大惨事”，其内容为“四月十X日晚十时四十分，北满东支东X线成高子隧道附近，从长春归来的我军用列车，因俄罗斯兵悄悄挂上炸弹而爆炸起火，出轨后，最终造成五十四名当场死亡，九十三人获轻重伤，照片上即为列车被爆破后的情景”。
日军的这一个记载揭示了史实：伤兵人数确实是九十三名，但是战死的日军是五十四名。并且同时期日军编纂的照片集《满洲事变及上海事变大写真全集》之中，还保留下了另一张关于成高子袭击战的照片。日军在照片的注释上也同样是记载：这次事故共造成“我军五十余人惨死”。
萨苏先生又在1932年发行的一本带有英文内容的日本杂志上，日本方面用英文关于“成高子事件”的注释里也验证了日军的损失：
……near Harbin on April 12th and some 50 soldiers lost their live……（4月12日，接近哈尔滨的地方，约有五十多名士兵被杀害）。
三个当时的日方记载是一致的，这也随之证实了成高子袭击战的战绩是——
击毙日军官兵五十四名，击伤日军官兵九十三名。
红色的抗日第一击，给日军造成了一百四十七人的伤亡。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在十四年的抗战之中，从成高子袭击战起步的一次次红色抗战战绩，将永远彪炳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史册。
抗联也能“水战”：赵尚志曾率部战斗在松花江水面上
东北抗日联军的名将赵尚志，率部纵横于东北的黑土地上，曾给日伪军沉重的打击——这是今天已经家喻户晓的史实了。
但是，几乎不为人知的史实是，赵尚志不满30岁时，也曾率部纵横松花江的水面上，把松花江的江面变成了歼敌的好战场。
1934年8月4日，赵尚志率部于松花江江面，袭击了日军海军防备队“广宁”号江防舰。
日本人在沈阳办的报纸《盛京日报》，1934年8月7日刊出了一篇报道《江防舰广宁号与匪激战》：海军防备队广宁，四日午前九时，在新甸上游十基罗地方与大部分匪贼激战中。广宁因对该大部分匪贼之激战，已陷于苦战，遂急电江防舰队司令部，四日午前十时，急派普民舰前往应援。
出动后，尚无详报。
此新闻报道里“新甸上游十基罗地方”之中使用的“基罗”即“基罗米突”，是kilometer（千米）的音译。“新甸”是松花江上的一个渡口，在今隶属于哈尔滨市的宾县境内。根据清末当地的地方志书《宾州府政书》第二十一章《交通》的第八节《渡船》有记录：“宾境共有渡口六处”，其文中有三处渡口的名称，都出现在《盛京日报》此时期关于赵尚志部在水上袭击日伪的报道里：“一）鸟河；（二）滴打咀子，通江省之巴彦州；……（三）新甸，通木兰县……”
此次袭击战，打击的对象是日军的军舰。以往介绍东北日军情况得到文章多偏重于关东军，鲜有人知晓日本海军在伪满洲国是有专门机构的。
1933年民国《海事月刊》第2期即曾经报道：
“倭夷海军官制之一部，因应环境之需要，业于本年四月公布条正（逐条订正的意思）……增设驻满海军部于长春”。日本的临时“海军防备队”与此同时也在哈尔滨成立，直属于刚成立的日军驻满海军部。
应援的“普民”号则是伪满洲国江防舰队下辖炮艇队的6艘炮艇之一，1933年7月才刚刚下水给编入舰队。
与日伪军海军在江面大战的十天之后，1934年8月14日，赵尚志部再战松花江江面，在准备攻打五常堡等地之余，其麾下有一部官兵于“滴打咀子”渡口附近的江面上，成功袭击了伪满洲国参与运输日伪兵员和物资的“营口轮”。
1937年之前，赵尚志率部在松花江流域频繁袭击日伪的列车和轮船，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当时是游击作战，这样的战绩记录已大半散佚，但是从当年的民国书籍中仍可以查到佐证。例如：“战时文化社”1938年4月出版的《民族英雄剪影》里收录的文章《义勇军领袖赵尚志》即是有记录：“赵尚志）率部渡松花江，活动于中东路（一）带。时常夺获敌人列车航运，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
赵尚志率部打击日伪的铁路运输，是有明确的日伪史料记录的。1934年，据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赵尚志传》转载，伪满哈尔滨市铁路局《内部交通事故统计》记录：“1934年七八月，北满铁路东部线可称名符其实的‘交通地狱’，赤色游击队工作是相当惊人的。”
而打击松花江上的日伪船只，有具体记录的史料则很是稀见了。现在可以查到的上海现实出版社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再版”的《义勇军》一书收录的文章《赵尚志》（根据文章叙述的战斗是赵尚志部转移到汤原一带前发生的，此文有关部分应为1936年之前写成的）也有这样的记载：
“他的游击战术，是在战争实际经验中学会的。再加上民众的热诚拥护，给敌人以最可怕的印象。譬如去年中东路东线牙不力小站，一个月里被袭击劫车在二十五次以上。在松花江上，营口轮往返哈尔滨大黑河线，竟被劫三次。一次是一个‘老太婆便衣队’揣枪上船干的。拉滨线沿途几乎是他的家乡地。在这二年来，冬季白雪遍地的时候，他曾屡次进军到哈市郊外黄山嘴子，帽儿山、老头山一带袭击敌人、捉汉奸等，而使敌人恐慌起来”。
这些应是1935年的时候写成的内容，其提到的“去年”的袭击战斗，则应是1934年发生了的。正是在此段的描述里，提到了伪满的“营口轮”曾三次遭袭，且专门列出了其中一次“老太婆便衣队”袭击的战例——实际上，文中提到“老太婆便衣队”袭击伪满“营口轮”的战斗，根据史实细节则明显是1934年8月14日袭击日伪军运输船的战斗。
《盛京日报》1934年8月17日发出了报道《营口轮船被袭，损害颇巨》：
（八月）十四日午后九时，由木兰出发之工业联合局所有船营口号行至黑龙江省巴彦县滴打咀子附近之际，被大帮匪贼袭击。日满人十数员负重伤，将货物抢掠一空。并将虎林县副参事官岩永静雄氏，又满人二名绑去。
而岩永氏因在途中抵抗，故已被惨杀云。
第二天，8月18日的《盛京日报》的第四版发出后续报道《江防各舰出动歼匪》：
……为击灭此二百凶恶至极之匪团、夺回人票。江防舰“富民号”，接到急报，同时出动矣。但更有该舰队江通、利绥、江安、江顺四舰，亦先后出动，目下在该地，严重搜查中云。
同时在第九版又发出通讯《营口号被帮匪抢劫经过》，其中提到了袭击营口号的具体过程，也透露出来了与中方记录里的“老太婆便衣队”有关的情况：
及抵鸟河，下乘客四名，上者则为四男三女，惨案之根，亦即种于此矣。该四男即胡匪上船，为内应者。枪则由该三女带上，以防护勇之检查。
及船驶出鸟河十余里地方，匪以托护勇补票为借口，将护勇诱至船舱外，即开始夺护勇佩枪。迨护勇反抗时，匪即出枪射出，砰然一声，全船中之枪声皆应之而起，时岸上胡匪亦应声齐出。
携带枪支上船的三名女便衣战士，应是中方记录里的“老太婆便衣队”。她们和男便衣战士一起登船的“鸟河”，是松花江上的一个码头。依据民国时期编纂的《桦川县志》有关“桦川上游水程”的记录，从“新甸”码头坐船到其上游的“鸟河”码头，两地之间的航行距离也仅仅一百一十里。
而鸟河和新甸两地间的松花江河道是蜿蜒曲折的，从陆路行动于两地之间的话，其路程更短。而从“鸟河”码头再航行二十里，即是又到达了“滴打咀子”码头。
可见，赵尚志这十天内的战斗范围，就在这一段长不过百里的江面以及其附近的地区。他敢于周旋在如此狭小的范围内，连续两次到水面与日伪武装的船舰作战，充分显示了一位抗战名将的惊人胆略。
8月18日的《盛京日报》刊登的通讯《营口号被帮匪抢劫经过》妄图污蔑劫船的武装只是图谋财产的“胡匪”，于是其中记录有闪烁其词和尽力遮掩的部分。但是其报道还是记录了这条船的一些真实情况。
报道之中称，“营口轮初由虎林启碇回航时，搭乘客虎林驻在绥宁地区司令部顾问处附坂口氏以下三十余名”——从这一句显可得知，伪满“营口轮”此次起航时，搭载的都是日军官兵。
报道之中还称，“当枪声之乍起，有日人军事教官某，在舱内用所携之手榴弹向岸上轰炸，被在船上之匪瞥见，以枪射之，彼亦还击……同时坂口氏处附伊伊所佩手枪击匪，致被击伤头部”——从这一细节可见，伪满“营口轮”上的日本人是携带了武器的战斗部队。此次袭击发起时抗联部队的准备也显示，赵尚志麾下官兵明显是知道了“营口轮”实际上是日伪军用于运兵的一条船。
《义勇军》一书记录伪满的“营口轮”曾三次遭袭，另两次袭击没有查到，但可以想见也是打击日伪军运输的战斗。
此后，赵尚志率部到依兰、汤原地区开辟新根据地。到了1936年的夏天，回师松花江畔木兰县一带的赵尚志，不仅在江边的陆地上猛烈打击了日伪军，且又一次率部纵横于松花江的水上。
萨苏先生收集到的日伪的史料《满洲国警察小史》记载，1936年6月14日到27日之间，有抗日武装在木兰县摆渡河和日军发生激战。日军不但出动了陆军，而且出动了海军的炮舰广宁号，炮艇小鹰号，以及伪满江防舰队的江平号及其陆战队。
1936年7月8日的伪满《大同报》也曾有报道：
哈尔滨电，倾据某军事机关情报，山田本部队下枝部队属中田部队、江防舰队陆战队协力，三日于木兰县南广利屯附近与赵尚志系“化民”及“一抹脸”合流有力匪五百名激战，由午后四时战十小时之久，匪贼死力抵抗，友军以猛烈之攻击，始将匪团击散。
赵尚志率部甚至曾在截断松花江航运的战斗里，缴获了伪满海军的迫击炮和机枪——《东北抗日联军游击实录》（上海杂志公司1937年12月）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奋斗史》记录：
“于民国廿五年（1936年）春夏之交游击于巴、木、东、庆、铁各县，曾于木兰一带，截断松江航运，击毙日寇江防舰队倭贼五十余名，夺得机关枪两架，迫击炮一门。”
于松花江流域的一次又一次重大胜利的背景下，赵尚志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发布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三军通告》里，以豪迈的语气回顾了此前斗争历程：
本军自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季以来，即在不断战胜强敌下，自身之扩大与千百万反日同胞拥护中，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
幸赖将士用命，努力杀敌，各界臂助，奔走有方，两年来不独扩展数倍之反日行动区域，取得更多同胞信仰，尤其汇合无数抗日友军，打破日寇之各个击破诡计，领导几多作战部队，致使强敌首尾自顾无暇……
又过了五年多，1942年2月，与日寇苦斗了十年的赵尚志将军殉国时，残忍的日寇割下了他的首级，在松花江的冰面上凿开了一块，把将军身体投进了松花江水之中。
就是在这一刻，将军的残躯和他曾经的战场融为了一体。
考证中国“雷锤子”砸碎日本“唐锤子”的战斗
《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七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有一篇《“雷锤子”砸了“唐锤子”》，提到了抗联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雷炎，打仗又猛又准，得了个绰号“雷锤子”。他曾率部伏击叫“唐重”（绰号“唐锤子”）的日军军官的部队，一举歼灭了敌人：
日伪时期，盘据在汤旺河西凤林屯（现在的香兰镇红星村）的日本警备队长唐重，是个凶狠的家伙，外号“唐锤子”。唐锤子经常带着翻译官马连孙，坐汽车运送鬼子兵和枪支弹药，往返在竹帘和凤林屯之间。当时活动在河西的抗日部队是抗联三军九师。九师的政治部主任是雷炎。池带兵打日寇智勇双全，又猛又准，人送外号“雷锤子”。
日本警备队长唐重经常乘汽车往返运送鬼子兵和枪弹这个情况，让雷主任摸准了，敌人的汽车都是上午由竹帘到凤林屯，下午从凤林屯返回竹帘，夜间汽车从不出动。于是雷主任就和参谋长张树勋两人计议好了，要大白天打一仗，狠砸一下唐锤子，消灭鬼子的有生力量，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
一九三九年九月的一天，抗联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雷炎，又得到了日本警备队长唐重带两辆汽车从凤林屯运送二十二个鬼子兵到竹帘去的准确情报。雷锤子狠砸唐锤子的时机到了。雷主任立即作了周密部署。晌午时刻，他亲自率领二百多名骑兵，在凤林屯通往竹帘的必经之路——陈水倌住宅处（即香兰通往保安村角上坎）埋伏起来。战马都拴在道东坎下的柞树林里；选出了四十名精干的战士分别隐蔽在道西的刘老双和道南陈水倌的家里；在道东梁家粉坊墙山上挖了枪眼，架上了机枪；道两旁还构筑了临时工事。一切准备妥当，大家精神抖擞，只等唐锤子和鬼子的两辆汽车一到，就要猛砸猛打，消灭他们。
下午三点多钟，从凤林屯方向传来了汽车的呜呜声音。不一会儿，又隐约地听到日本鬼子兵吱哇乱叫和狂笑声。日本警备队长唐重和鬼子兵万没想到老雷带领抗联战士要在这里狠狠的砸他们一锤子。当两辆汽车开进战士隐蔽的包围圈时，雷炎同志挥手高声喊：“打！狠狠打！”顿时枪声像爆豆似地响了起来。葛景才抱着轻机枪“哒、哒、哒、哒”不断流地扫射，连长战士们打得勇猛顽强，汽车上的鬼子兵被这突然袭击吓坏了，顾命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抵挡。鬼子重机枪手没来得及打一枪就一扬手上西天了。唐锤子吓得掉头转向，没等跳下汽车，就被打死在汽车舵楼里了。战斗不到二十分钟，两辆汽车上的二十二个日本鬼子，除有一个光着脚的和四个伪警察逃命外，其余都被消灭掉。缴获了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小炮一门、长短枪二十六支。
雷炎指挥着战士们把两辆汽车烧毁后，带着战利品扬鞭策马，胜利返回黑通密营。竹帘的鬼子闻讯派兵来增援，赶到这儿，扑了个空，气得哇哇乱叫，放火烧了陈水倌附近九家房子，收拾起二十一具鬼子尸体，缩了同去。
这篇文章的记载是来自于口述回忆记录，其中提到遭伏击的日军警备队长是“唐重”。但是，日本的姓氏之中没有“唐重”，这样的战绩记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究竟是否真的存在通过口述留下的这个战例呢？在没有进行考证之前，这至少成了一个存疑的问题。
还好，此战例并不是只有孤立的中方记录。三道溜屯附近余丰村的村民吴俊侠，他的回忆文章《汤旺河畔余丰村群众抗日活动记》（载于《伊春文史资料》第8辑）里，也记录了雷炎率部成功伏击日军唐重部队的战斗（他的父亲曾配合了这一次战斗）：
（1937年秋后的一天）我和爹去地收拾庄稼，刚开始干活儿，我们东南屯的刘起文（以前他经常到我家来）来了。他们俩人见面先是说了几句有关烧房子的话后，就互相耳语。这时爹让我上豆垛顶上往东张望（东边一里多地是竹帘镇通往“大围子”的“官道”）。刘起文走后，爹对我说：“咱们今天不干了，你跟我到东岗去。”……我跟着爹返回姑家见到妈时，他才说：“今天朦朦亮时，雷主任率领一支队伍伏击并消灭了日军守备队，雷主任让刘起文领人把道挖断，让我找人把电线杆子放倒把电线掐断，让他们的电话联络不上。等它回老窝时消灭它。让小鬼子尝尝‘雷锤子’的厉害罢。”
果然，在当天吃晚饭时，我们在三里多地外听到了爆豆似的枪声，看到了一片滚滚的黑烟，烧起两堆通红的火光（烧毁了它的两辆军车）……第二年（1938）四月，我和弟弟挖野菜来到东岗，在被砍得光秃秃的那片柞树林子西北不远的地方，看到一块刻着“唐重部队奋战之地”的石碑。我见“官道”上没有人、我撒泡尿和泥做了个泥团儿，使足劲摔到了碑上。
两处记载有年份上不一致的情况（《“雷锤子”砸了“唐锤子”》的记录明显不确，1939年初雷炎已牺牲），但是东北抗联当时难以留下详细战斗记录文书，很多战况都需靠回忆才可以复现，日期上的错讹是难免的，这可以通过其他史料进行订正。关键的是战斗概况的叙述是完全一致的，最后验证的工作，则是知道日方的权威战斗记载，进行详细验证了。
中日双方记载同一个事件的史料，往往是分散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细节描述上又多有各自的偏误。
在这种背景下，中日的记载是否可以实现互证互照，于是常常需通过进行艰苦的梳理工作，把双方有关记录都找出。再在此基础上进行进行细致的考证工作，才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笔者经多方努力，查找到了日本“忠勇显彰会”于1939年发行的《支那事变忠勇列传——陆军之部》。编纂此书的“忠勇显彰会”是当时日本“为表彰和宣扬战死的最为忠勇的官兵的突出事迹而专门设立的官方性质社团”，第二卷扉页注明：“本书从第一卷发行开始，每次都表达了向天皇、皇后，皇太后三位陛下进献的愿望，同时也都得到了准许进献的旨意。”可见，此书会受到日本天皇“御览”，其记载无疑是当时日方最权威的官方说法。
这部书中记载了日军一个小队长西协雄一郎（军衔是步兵曹长，战死时追晋准尉）遭击毙的战况：
（西协雄一郎）昭和十二年（1937年）四月为了进行守备工作而前往满洲，之后担任三江省竹莲镇附近的驻屯警备工作……他在十一月二日升为步兵曹长，十一月四日由于龟井部队的命令离开三道溜和田派遣队，进入堂垂讨伐队担任小队长，在返回所属部队的途中与堂垂队长一同搭乘两辆汽车，下午两点半左右在行驶至地局子西北方约一千米左右处时，突然遭到了从正面以及左右两侧发来的攻击。
首先，在前面车上乘坐的堂垂中尉亲自下车作为士兵交战，在后面的车上乘坐的他也亲自下车指挥部下，并作为主要战斗力面对南侧的敌人。
但是敌人从三个方向进行的猛烈攻击不断得到加强，特别是两侧的轻型机关枪的威力十分强大。已经认识到部队危机的他，命令应战中的伪满洲警员向三道溜和田派遣队通报情况，但是此人被突如其来的敌方子弹打死，因此只能派池上伍长手下的一名士兵去送信。
如此一来敌我双方的交火愈加激烈，他指挥部下奋勇战斗，但是从前一辆车方向传来的枪声逐渐微弱，最后枪声终于停止。他因为担心队长堂垂中尉的情况，而将交战对象转为道路北侧的敌人，对其进行扫射。
持枪的士兵包围在他两侧，在枪林弹雨中前进，至前一辆车的附近，因眼见包括堂垂中尉以内的所有人员战死的状况，他悲愤难抑，立即自己拿起机关枪加大对敌人的扫射力度。但是敌人的炮弹攻势猛烈，他的左眼亦不幸被子弹射穿，最终也是壮烈战死。
当初他在遇到突袭时亦不忘保持冷静果敢，做出立即派人与和田派遣队取得联络等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在对己方不利的情况下，以少数兵力面对众多的敌人，并且在失去指挥官时，以悲愤的心境勇于自己拿起机关枪继续进行攻击。最终因在战场上暴露自己的位置而阵亡，这般忠烈勇敢的行为甚至连鬼神也会为之哭泣。
并且在敌人认为他已然失去所有机会之时，和田派遣队收到消息赶来，结果对方受到极大的损伤且最终败退。
此篇文章虽说是充满了美化日军士兵的溢美之词，但是，却也给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一份难得的日军“堂垂”讨伐队遭歼灭的战地记录。
比较中日的记录可以看得出，日方记录的“三江省竹莲镇”，和《“雷锤子”砸了“唐锤子”》“竹帘”是一个地方；日方“池上伍长手下的一名士兵去送信”的记录，也和“一个光着脚的”日军士兵逃脱是一致的。
通过进一步查询得知，三道溜屯附近的余丰村即今天“共和村”，根据《汤原县志》的记录，共和村是在“日本侵占时改为老地局子”。这个“地局子”的地名和日方的记载也完全一致。“地局子”村民于“三里多地外”听到了战斗的枪声，也和日军“堂垂”讨伐队是在“地局子西北方约千米附近”遭到了伏击的记载是一致的。
据此，可以通过考证知道“唐重部队”，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村民认错了字，实际上是“堂垂”部队，而给击毙的堂垂中尉，给中国军民根据谐音称之为“唐（堂）锤（垂）子”的。根据日方记录的印证，也可以知道，此次中国“雷锤子”砸碎日本“唐锤子”的战斗，确实是于1937年进行的。
中日历史文献的互证互照，使得当年抗日英雄在尘封史册中不甚明晰的战斗，又得到了充分验证和进一步复现。日军为其损失发出的一次悲鸣，成为了中国抗日军民辉煌战绩的又一次写照。
雪原铭捷报：中日史料对照下的抗联“上街基战斗”
萨苏先生收集到一张的日军照片，展现了抗联取得击毙板坂大尉等18名日军的战绩，这张历史照片的日文介绍写着：“昭和十三年2月4日，萝北县城上街基附近，第7中队长板坂大尉（所部）与赵尚志匪[骑马匪]交战。队长以下18名壮烈战死。”
从日文介绍中可以看到这样几个汉字关键词：
萝北县城、2月4日、赵尚志、骑兵、板坂大尉在抗战史研究之中，现在常常会提到“中日史料印证”的研究方法。
上面的词语和以下的中方史料比照一下，此方法的效用马上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
王明贵的回忆录《踏破兴安万重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可以摘录出一段话：
“张寿篯决定攻打两处边境据点，以胜利的军事行动迎接赵尚志回国。根据分工：戴鸿宾率领六军保安团，四师二十八团和三军一、九师500余名队伍攻打肇兴镇（萝北县城），张寿篯政委率领六军二师、三军十师200余名队伍攻打鸭蛋河镇，我率领六军三师独立营和六军二十九团百余名骑兵队伍，埋伏在宝泉岭附近阻击鹤岗方面来的敌人援兵。2月4日夜，戴鸿宾指挥进攻肇兴镇的战斗打响了，攻入城内的三、六军部队遭日本关东军援兵的攻击迅速撤出城外。2月5日拂晓，我军在肇兴城外与乘汽车追击的日军板坂部队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日本关东军板坂大尉以下三四十名。”
照片的日文解说上这几个关键词，在这段话之中，一个都不少！
具体比照内容，虽有细节上的区别，但日军的记载和王明贵的回忆，在战斗事实方面，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上街基战斗消灭板坂大尉等18个日军具体经过，军史书籍《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版）有更详细地叙述，照片解说上提到的战斗发生地“上街基”、日军被消灭“十八名”都有明确记载：
戴鸿宾得知日军部队乘汽车赶来解围的消息，便立即下令往城西撤退。我军在上街基抢占了炮台，向日军板坂部队的三辆汽车猛烈射击，击毙板坂大尉等十八名，伤六名，日军处于危急状态。随后虽有日本警尉森岛、日军中尉伊藤以下二十余名前来助阵，但仍受我军强大火力压制，毫无反攻之力，直到下午三时，驻绥滨县福兴屯的伪军乘汽车前来应援，并在公路两侧与我军发生了激烈战斗。在激战中，戴鸿宾察觉我军已处于不利地位，如再战下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便立即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对策……
蔡近葵在这次紧急会议上提议退入苏联，其理由是：（1）我三、六军部队在肇兴镇战斗中消耗子弹过多，如不及时补充难以继续战斗；（2）在突围过程中，我三、六军部队负伤三十余名，如不及时治疗势必造成重大减员；（3）入苏境与赵尚志军长会见，并接他回国领导抗战。与会的全体干部一致赞成蔡近葵的意见。
这段记载之中很多描述的原始出处，是上街基战斗的亲历者王海珍、乔占江的一篇回忆文章《夜袭肇兴镇，激战上街基》（《萝北文史资料》第1辑）：
哨兵报告，从东南富锦方而开来两辆载满日寇的汽车，已进入肇兴镇内，戴军长一寻思，这是敌人增援部队，我军得赶快作新的战斗准备，于是，命令部队西撤。在我军撤退时，日军一辆汽车，拉着十九个日本兵追了上来，眼看要插到我们的队伍中间。战士们立即散开，车上的日军不开枪不开炮，我军打枪，他们也不太还击，汽车拚命朝前开。戴鸿宾军长一看，觉得事情奇怪，眼看快到上街基了，戴鸿宾军长明白了：日军是去上街基占领炮台的，要是他们占领了上街基炮台，和肇兴的敌人两面夹攻，那时我们就将处于极端不利境地。于是，戴军长拉开了雷鸣般的嗓门大声下着命令：“快占领炮台！前面的部队占领上街基炮台！”
同时，他又命令身边的战士向敌人的汽车猛烈射击，最好是把汽车轮子打爆。这时，跑在最前面的是六军二十八团郭团长和一名老机枪射手。他们听到命令，飞也似地跑向上街基东南炮台，这位机枪射手，奋不顾身，跑向炮台的第二层，刚刚架上机枪的时侯，日军的汽车刚停下，日本军官板坂少佐在车上横握战刀，叽哩哇啦，挥军督战。日军冻僵了手脚，刚欲跳下车，机枪子弹像一阵暴雨扫射过来，板坂少佐当场毙命，车上的萝北警务局日本指导官岩崎才刚刚结婚，也抛下他的蜜月新娘和板坂少佐一同归天，其余的日本兵车上车下横七竖八倒成一片，呜呼哀哉，其中只有一个命“大”，他下车太猛，皮带在丰后边，身子还未着地，就活像一个吊着的油瓶被不要命的汽车拖回肇兴去了。……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在上街基村东附近立一石碑，无耻地称“板坂少佐”等侵略者为“十八勇士战殁之地”。此碑文于****期间已佚，尚在残碣只有原碑的四分之一了。
根据这个石碑的记载可知，军衔为大尉的板坂是被追晋为了少佐。
这篇回忆文章《夜袭肇兴镇，激战上街基》的作者王海珍，当时是六军迫击炮连二班班长、乔占江则是六军司令部通讯员。
文中其实还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
其一，消灭板坂等18个日军的我军确实是骑兵部队，和日军记载的“骑马匪”一致：
（凌晨）一点来钟，戴鸿宾军长与蔡近葵师长首先率五百人的马队出发了。马队在夜幕中，只能凭着雪光摸索前进。由于道路不熟，雪大辨路困准，马队只能缓慢前进……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肇兴。
马队到了肇兴西南门外，戴军长下令，每班留一个人打好马桩子，看好马，其余准备战斗。
其二，攻打萝北县城的战斗功败垂成，其原因令人扼腕长叹：
攻城战斗初战告捷，残敌龟缩到了萝北县公署。
戴鸿宾军长“马上命令攻击伪县公署，并命令向县公署院内开炮。谁知炮弹返潮，四十发迫击炮弹，打了三十八发都不响”。于是，“县公署的敌人凭着碉堡、岗楼顽抗”，随后日军开始增援，攻打萝北县城的战斗功败垂成。
三十八发迫击炮炮弹若是都响了，一口气砸到伪县公署上，这次战斗的战果会增加多少啊……
其三，戴鸿宾军长以这样的方法，才得到了苏军这样的“支援”：
余下的两发迫击炮弹，一发扔向了增援的日军，这一炮真没想到打响了，只听‘咣’地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中开了花？这是关键的一炮啊！
日军被炸得懵头转向，不知虚实，连忙龟缩回去了；
另一发……“戴军长一看，天已大亮，望望北面，江面很窄，就命令将最后这一发炮弹向江北苏联打去，很幸运，这一发炮弹又打响了，巨大的响声，把积雪炸飞了起来。戴军长为什么命令将这一发炮弹向苏方打？其目的是：一、鸣炮通知江北赵尚志军长，六军已执行北满省委会议决定；二，让苏联误认为是日军打的，惹起苏方不满，放炮打日本鬼子。果然，不大一会儿，苏联就向肇兴方向打炮，牵制住了南大营日军的暂时行动”（不过可以看出，苏军的炮击，显然也只是警示炮击）。
上街基消灭板坂后，我军的战斗和撤退过程中，“苏联炮兵不断向日军炮击，震慑日军，迫使日军不敢冒险妄动，给了我军很大支援”。
翻开尘封的史料，有多少这样的历史细节，让人心潮澎湃或扼腕长叹。补充：
这次战斗的发生地是萝北县上街基，这个地名不为人熟知。于是有必要解释一下地名“上街基”。
萝北县城的“上街基”，应是根据一片“街基地”的方位而取的一个地名。东北有不少地方“街基”为地名，距萝北不是很远的富锦县城也有“上街基”的地名，其原名为“南街基”，民国元年改称上街基。
那么什么是“街基地”呢？这个词语的理解，首先可以比照一下“宅基地”。
《抚顺市志》的记载：
1936年，伪满抚顺县的土地摊款分三种税率：街基地、园辅地（注：应是园圃地）、农村土地。
通过这种分类，也就可以明白“街基”大体上是什么概念了。
《黑龙江土地资源》有具体的记载：
街基地出现在清末，是各地在丈放荒地过程中“留适中之地，水陆冲要处所，划出地段，以为设置基础，是为街基”。“除划留官道及官署基地以外.各视地方之街僻，分别等次，酌定价目，招户承领”，征收押租（街基价）与年租，并通过清丈发给印照，以凭管业。
这段文言文若是不好理解，也可看明清史专家刘秀生的介绍：
晚清东北解除封禁令以后，地方官员在交通要道，军队驻防区和居民稠密地区建立以工商业为主的规范化聚落，名为“放街基”。即规划出街区的方圆四至及街道布局图，以丈尺为单位招商购买建屋。一般以长宽三点三里为准，面积呈九九之数，中央以街为主干，街两侧为工商铺户，街四周为巷（居民区）。街形成以店铺为主、集市为辅的商业区。晚清至民国初年东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街区，以后逐渐形成街镇，初放的街基大多成为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