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上尔虞我诈，危机四伏。不少追逐名利的人陷身其中，不能自拔，连身家性命都赔了进去。但如果能幸运地杀出重围，全身而退，就可以光荣退休、衣锦还乡。古代官员的退休叫“致仕”。据何休说：致仕，还禄位于君。”（《公羊传宣公元年》注）可见是把国君交与的职务归还给国君而退休。与罢官不一样。《白虎通义》上明确划分两者的界限：“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贤也。”白居易就是“以刑部尚书致仕”，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退休。
“致仕”又叫“乞骸骨”。这是谦词，意思是留下一把老骨头养老。楚汉战争时范增屡次劝项羽杀了刘邦，项羽反疑他有异心。范增一气之下对项羽说：“天下大事定矣，君王自为主，愿赐骸骨归卒伍。”《史记项羽》本纪）辞职不干了。
致仕之制始萌于商朝，《尚书》中已有关于伊尹告老退休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致仕已是普遍现象。《左传》中有个“祁奚请老”的故事。祁奚退体后，晋侯要他推荐接班人，他先推荐自己的仇敌解狐，不料解狐没上任就死了；于是他又推荐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国古代有名的“举贤不避亲”的佳话。其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都说明先秦的官员们勇于让贤，为后世退休开了一个好头。
官员致仕之后，朝廷一般都要发给一定的退休津贴。在汉代前期，退休津贴还没有具体的规定，由皇帝根据不同情况赐予，往往是一次性发给很高的赏赐，以示养老尊贤。如汉宣帝时，丞相韦贤多岁请求致仕，皇帝特赐“黄金百斤”，另“赐第一区”。就是给了一所住宅。到了汉平帝时才作出统一规定：凡是年俸二千石粟以上的官员退体后，可以终身享受原俸禄三分之一的退休津贴，二千石以下的官员没有固定的退休津贴，仍由皇帝视情况不同赏赐。唐代退休官员的生活待遇比汉代更高。凡五品以上官员可终身得半禄，一些有功之臣如房玄龄、宋璟等退休后还享受全禄。另外，有不少人退休前都先升官一级，然后才俸禄减半。不过，唐代俸禄并不多，所以除了津贴之外，唐代均田制专门为退休官员设了一条规定：大小官员都要授与永业田，“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这样，官员在退休之后仍可享受这一部分田产的收入。宋代在我国古代素以官冗费冗、百弊丛生而着名，退休制度却相当严密。它明确规定“给半禄”和若干赏赐的标准，而且把凡退休者均晋升一级的作法定为定制。仅就制度而言，宋代皇帝对退休官员们可以说是优厚有加，无微不至的了。明清时期，官吏们都想当官捞钱，不愿退休。为了鼓励退休，明代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退休照领原俸，三品以下晋升一级再酌减；清代则规定世袭官员不论大小，都拿原俸，其他官员凡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要求退休的，可以拿一半的俸禄。各朝退休制度对政治局面的清明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官吏的队伍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更新。一方面优厚的退休津贴使得一批年老体弱的官员心甘情愿地回到家乡安度晚年；另一方面，一些年轻有为的人才得以选拔提升，建功立业。
我国古代还涌现了众多的贤臣，为了使国家官僚机制年轻化，自动退休，主动让贤，为后世树立典范。唐朝开国元勋魏徵就主动提出致仕，上奏皇帝说官吏应以“天下之兴衰”为己任，“非一人之穷达”。为了让有报国之志的英才都能从政，他自己带头让贤。退休之后，他仍以顾问的身份经常向唐太宗进谏，“拾遗补阙”。另一位元老李靖也随唐高祖打天下南征北讨，功高盖世。到年老时腿脚不便，就请求退休。唐太宗李世民称赞他“身居富贵而能知止”，能识达大体”。李靖身为开国功臣，不惜禄位之举，被后世引为“一代楷模”。当然，像魏徵、李靖这样德高望重的权臣致仕，内中不乏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皇帝为了保持政府官吏的活力与朝气，不断的更新换代，从而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尤其是创业的马上皇帝更深深懂得官吏的年轻活力对于新政权的深远影响。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典范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皇帝唐太宗和唐玄宗都非常重视官吏的退休问题。着名诗人贺知章以秘书监退休时，唐玄宗亲率百官为之饯行，赋诗赠别，不仅向天下人表明自己尊重有德行的老人，而且还表示鼓励其他老臣也能光荣退休。
可惜的是历朝中晚期，朋党纷争，宦官专权，法制废止，致仕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大诗人白居易在《秦中呤·不致仕》中形象地讽喻那些老官吏：“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官吏贪恋禄位，竞相搜刮民脂民膏，想方设法躲避退休。众所周知，政局是否稳定，吏治是否清明，与致仕大有关系。官吏老化得像白居易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还能干什么事？唐以后各朝官吏老死不退的事例不胜枚举。其中又以晚清一位高龄的京官“鞠躬尽瘁”的趣事最为典型。据何刚德《春明梦录》记载，这位老臣上朝“步履稍差，每过一门，必蹲下一歇，方再行”。朝见皇帝时，“起立时一跌，几有两足朝天之势”。晚清之所以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最腐朽、最黑暗时期之一，由此可见一斑。
还要再提一下官冗费冗、机构臃肿的宋朝。宋朝的官员退休制度有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对于大批年老不能管事或因其他原因不能或暂时不宜执掌军政事务的官吏，宋代有一大发明，就是挂名管理道教宫观，仍旧领取高额俸禄。称作“祠禄官”，停职留薪，不问政事，“优游山水，吟咏自乐。”据说是王安石变法时，“欲去异议者。彼皆先朝旧臣，素有名望。一旦去之无名，乃为祠禄处之”。（《池北偶谈》）宋代许多名臣如李纲、张浚都当过祠禄官。可见祠禄官既是一种退休的方式，同时又暗含“靠边站”的意思。宋代这种退休方式考虑得十分周全，名、利都照顾到了。唯独没考虑官冗费冗的恶果，终致亡国，为后世所不取。祠禄官是“空前”的创举，也是“绝后”的败棋。
我国古代官场还有所谓“丁忧”制度“。丁忧”，就是辞官回乡为死去的父母或祖父母奔丧守制。《尚书》中记载殷王要在墓旁草庐中为死去的父亲忧伤守孝三年，沉默少语。丁忧”的“丁”是正当或正在的意思。丁忧期为三年。起源于商周，定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重孝，主张长期守孝；墨家注重节敛，认为三年太久，费时费力。所以直到董仲舒提出儒教“大一统”思想，并被汉武帝采纳后才固定下来。三年其实也只是个概数，实际上只有两年多，第三年就可复职上班。
古代官吏“丁忧”有许多繁琐的礼仪规定。据叶梦珠《阅世编》记载：“守制乡绅谒当事，见宾客，必麻冠丧服，轿伞俱用白布。”在汉代，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去世，官吏都要辞官回乡，穿孝服，不婚娶，不问政事，不能参加各种喜庆活动和歌舞活动。即《礼记》中所说的“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这一制度在后世得到沿袭。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病死一节，当时正值贾宝玉成亲，全家人都去祝贺，唯独寡妇李纨未去。可见当时丁忧已成习俗，在民间广泛流行。
但丁忧的对象自汉以后从父母和祖父母发展到叔伯、兄弟、姐妹、从兄弟、伯母……乃至妻儿，而且一去三年，“旷官废事”，官员们忙于丁忧守孝，根本无瑕政事。所以隋唐以后各朝纷纷采取灵活措施，比如“夺情”。“夺情”是指官吏本应丁忧回乡的，但因公务需要又确实不能离开，可以由朝廷命令其留任。但在守孝期间只能穿素服办公，尽量少会客，不得参加吉庆典礼。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没能尽人情孝道的，故称“夺情”。清末大臣曾国藩、林则徐等人因军务需要，都被“夺情”，未能回乡守孝。另外，丁忧在家的官员，如果守孝期没满时，朝廷就因公务需要命令其离家赴任的，也属于“夺情”，不过又有一个专门的名称“起复”。历代的丞相由于身负重任，大多在丁忧时都被召回朝廷。像北宋的丞相富弼，在皇帝下诏起复六七次的情况下，都坚请守孝不出，在古代是极为少见的。
我国古代长期实行官吏休假制度。前面提到的“丁忧”就是为父母或祖父母奔丧守孝的休假制度，属于事假类。另外还有病假。汉代病假称作“赐告”。因为汉朝法律规定，官吏请病假不得超过三个月，超过三个月就要免官；但是，当时皇帝在官吏满三个月前让他再继续休病假，这样，就可以不被免官，这叫“赐告”。《汉书》中记载琅玡郡太守冯野王生了病，满了三月后由皇帝批准“赐告”，他这才带着妻小回乡养病。皇帝不“赐告”，满了三月就要免官。不过到了后代，“赐告”实际上名存实亡了。像辛亥革命时袁世凯正在老家“养病”，每天悠游山水，钓鱼为乐。皇帝三番四次诏令他出山，他还讨价还价。“赐告”只能约束那些小官，手握重权的大臣们随时都可以打个招呼就自去休病假。
日常的固定例假称作“休沐”。《汉律》中说：吏五日得一休沐。”另外王先谦在注解《汉书》时也说：“汉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所谓“休沐”，就是休息洗澡的意思。可见在汉代官员五天休息一次已成为制度。汉代除了这种周日休息制外，还有一年一度的节假日休息制度，每年夏至、冬至日为固定节日休假。当时有个主管水火盗贼的官员张扶不肯休息，仍旧照常坐衙办公。他的上司教导他说：至，吏以令休，所由来久。你虽有公职事，家里人亦盼望你团聚欢乐。所以你应该随大家一起，回家和妻子儿女在一块儿，摆上酒席宴请乡亲父老，纵情欢笑。”可见，“休沐”实际上并不一定只是洗澡，而是为了让官员在公务操劳之余休息，与家人团聚，相会亲朋好友娱乐而设定的休假。在唐代，规定官员每月上、中、下旬每十天休假一日，利用这个时间搞个人卫生，整理家务。官员们则利用节假日趁闲探亲访友。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就有当时“十旬休假，胜友如云”的热闹场面的描写。
明清时期有了类似于今天过春节的休假规定，称作“封印”和“开印”。明朝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提到：除夕官府封印，至新正三日始开。”所谓“封印”，就是把印信、关防等加封条锁起来，停止办公。“开印”就是启开封条，恢复办公。清代的封印休假时间很长，假日多达一个月。每年腊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封印，到第二年的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才开印，三天中具体哪一天封印或开印由钦天监选出吉日，奏明皇帝后颁示各官署遵行。
每年封印和开印官府都要举行非常隆重盛大的典礼。届时衙门四处都张灯结彩，粉饰一新。官员们身穿朝服，喜气洋洋地互相拜贺，“望阙行九拜礼”。孙宝瑄在日记中记录了光绪年间某衙门的开印盛况：“是日正午开印，内外皆张幕结彩，朱绿辉映，焕然改观。”典礼之后还要举行团拜会，吃喝庆贺一番。清代上海知县叶廷眷在每年的封印和开印日都要大办鱼翅席，会宴众官，其间还要燃放大量鞭炮，以求吉利。京师的衙门甚至在开印之后仍然玩兴不止，还要举行各种团拜演戏活动来娱乐。其筵席之豪华，费用惊人，可窥见平日里这些官吏贪污所获之一斑。往往是一席之费够养活一村百姓一年，甚至还要多。
从封印到开印，为期一个月，这是清代官员们最逍遥自在的日子。一封印，就表示一年的公事完毕了，天大的事也得等来年开印后再办。清人蓝鼎元《鹿州公案》写到有件人命案需要开棺验尸，但当时恰值腊月十八，只好等到明年开印后再验。一个月后尸体腐烂根本无法检查，只得草草了事。封印后的一个月，官吏们不问政事，可以自由自在地休息、玩乐、探亲访友。但一到开印之日，各衙门就必须恢复办公。《官场现形记》中写道：“官场上一到（正月）二十又要开印，各官有事，便不能任情玩耍了。”于是大小官吏都趁此良机恣意玩乐，通宵达旦地吃酒看戏，携妓狎游。而且清代“自交正月，例不禁赌”。使得那些嗜赌成性的官员们放心大胆地大赌而特赌。《官场现形记》里写一个官员“天天在公馆里请朋友吃喝。吃完之后，前两天还只是‘摇摊’，后嫌‘摇摊’气闷，就改为‘牌九’，已经痛痛快快地赌过几夜。”另一位官员也熬战了两夜，次日清早上衙门拜贺上司，揣着筹码就去磕头。不料旁边的人不留神踩住的他的官服。他“起来的匆忙，也是一个不当心，被衣服一顿，身子一歪。究竟两夜未睡，人是虚的，一个斤斗，就跌了下去”，筹码撒了一地，出尽了洋相。这些官吏一年到头勾心斗角，活得担惊受怕，战战兢兢的，到了封印休假可以全部解脱，尽情放松，玩得忘乎所以了。
封印开印之间恰值年关，所以休假期间豪门大族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除夕日祭祖宗。《红楼梦》中专门有一章描述这一隆重的仪式。贾府从封印就开始筹备：“开了宗祠，着人打扫，收拾供器，请神主，又打扫上房，以备悬供遗真影像。”到腊月二十九，“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对联、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除夕日，合家老小身穿朝服，挨次排站好，然后是上供酒食，跪拜祝告，感谢列祖列宗的保佑，希望来年再加官进禄，老小平安。仪式相当庄重肃穆，礼节非常繁琐。清代封印休假期长达一月之久，也正是注重这些礼仪，多给时间筹备。
但是，封印休假在某些地方衙署就远不如京城严格，封印期间仍有办公活动。如四川的一些衙门在封印后仍旧照常启用印信，只是在印外加盖一个“预用空白”或“遵印空白”的戳记，以示区别。《官场现形记》中河南按察使贾筱芝的一顿牢骚很说明问题：“我一年到头，只有封了印空两天，你们还不叫我闲……你们晓得我这几天里头，又要过年，又要拜客，哪有一天空。我做官也算得做得勤了，今天还是大年初五，不等开印，我就出来问案，还说我耽误百姓。”可见当时不少外省官员并没有严格遵行封印制度，完全凭个人意愿开门办公。因而外省自有一套与京城不同的习俗，每年只象征性休息两天表示一下。名义上仍遵照中央定出封印和开印日，实际上印信在休假期间照用不误。
封印和开印本是朝廷让大小官员们在工作一年之余休闲，探亲访友，与民同乐；但有些官吏玩得太“过火”，纵情淫乐，大肆挥霍，为所欲为。尤其是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比下，更受到老百姓的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