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其善恶，称为谥或谥号。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图慕虚名的士大夫是很计较、重视谥号的。因为绝大部分谥号都是褒义的，这正应了中国的一个俗语：盖棺论定，人死都死了，还是多说好话。这自然可以流芳千古，庇护儿孙了。所以说谥号有很大的虚伪性。
谥号是固定的一些字，这些字被赋予特定的涵义，用来指称死者的美德、恶德等。谥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表扬的，例如：
经纬天地日文 布义行刚曰景
威强睿德曰武 柔质慈民曰惠
圣闻周达曰昭 圣善闻周日宣
行义悦民日元 安民立政曰成
布纲治纪曰平 照临四方曰明
辟土服远曰恒 聪明睿知曰献
温柔好乐曰康 布德执义曰穆
批评的，例如：
乱而不损曰灵 好内远礼日炀
杀戮无辜曰厉
同情的，例如：
恭仁短折曰哀 在国遭忧曰愍
慈仁短折曰怀
如此等等。
比如三国时蜀丞相诸葛亮，封武乡侯，谥忠武。他的文集称《诸葛忠武侯集》。南朝梁武帝的太子萧统，谥昭明。他主持编辑的一部文学作品选集称《昭明文选》，他的文集称《昭明太子集》。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谥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南宋民族英雄岳飞谥武穆，后人称他武穆王。
除了谥号外，官僚士大夫还盛行私谥，因为这种谥不出于朝廷，而是由亲朋门人评议所定的。如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展禽，死后由他的门徒谥为惠，因居柳下地方，即称柳下惠，这是一个被官场传为佳话的“坐怀不乱”的讲名节、讲廉耻的正人君子。东汉着名士大夫陈寔死后，赴吊者三万余人，谥为文范先生。晋代大文豪陶渊明死后，着名文士颜延年为他作诔（一种纪念性文体），谥为靖节徵士，世称靖节先生，他的诗注称《陶靖节诗注》。
封号是帝王封给臣属爵位或士地时所加的称号。士大夫阶层更是终身追求的。如战国时代卫国人公孙鞅，在秦国执政，因功封商，於十五邑，称为商君，也称商鞅。他的着作称《商君书》。汉高祖刘邦之子刘安，封淮南王。他主持编写的一部书称《淮南子》。唐代的张说，封燕国公。他的文集称《张燕公集》。宋代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封荆国公。他的年谱称《王荆公年谱》。
这样，谥号、私谥、封号无异又成了这些士大夫的又一名号。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号”就成了一种固定的别名，因而又称别号。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家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故号青莲居士。宋代大文豪苏轼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筑室于东坡，因自号东坡居士。又如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都是后人熟知的别号。有的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等），甚至超过了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既不像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也不像谥号、封号要受朝廷的追封。因而可以自由地抒发或标谤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愤世嫉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南宋画家郑思肖在宋亡后自号“所南”（表示心向南方，和文天祥诗“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是同样的意思），又号穴国人”（木穴合写就是“宋”，表示不忘故国）。明代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这四个字竖行连写似“哭之”或“笑之”的字样，寓“哭笑不得”之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为自己取的各种动听别号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罢了。
除了自取的别号外，还有他人所取的别号，这就相当于今日的“绰号”了。春秋时人百里奚沦落楚国为奴，被秦穆公用五张羖（指黑公羊）皮赎回秦国，人称“五羖大夫”。唐代奸相李义府同人说话时，满脸笑容，可是他的内心却非常阴险，被人称为“笑中刀”。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被时人称之“三旨相公”。这两个绰号形象又入木三分地漫画出封建官僚的可憎嘴脸。
在中国古代官场上，还盛行用地名、官爵名等来代替个人姓名的现象：
例如用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来代替的，如东汉孔融，曾任北海相，被人称为孔北海。唐代文学家韩愈，河南河阳人，自谓郡望昌黎，被人称为韩昌黎。柳宗元家居山西河东，世称柳河东，又贬官柳州刺史，又人称柳柳州。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的官场里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清末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相当于宰相）的李鸿章，他是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相当于司农）的翁同龢，他是常熟人，就利用了“地望”，辛辣地讽刺了封建官僚的贪婪。
又如以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来代替名字的。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曾任伏波将军，被人称为马伏波。蔡邕曾任中郎将，被人称为蔡中郎。唐代杜甫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后人就称他为杜工部、杜拾遗。以封号为名的，前有叙述，就不赘述了。
这些起着姓名作用的地点名称、官职名称等，大都是他人、后人使用的，自己并不使用。因而这与自己起的别号是有区别的。
以上所说的谥号、私谥、封号、别号、绰号等，都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官场礼俗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陆游的这阙词道破了封建士大夫追求功名的心态，即以得到封赠，博得“封妻荫子”为终极目的。
封赠是指皇帝给予亲族、功臣及其妻室、父母的荣典。每逢开国之际，皇帝就要大封群臣、亲族，就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刘邦建立汉朝后，不仅封了自己的亲族子弟为王，还分封了许多异姓诸侯王，如封韩信为齐王，封彭越为梁王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登上帝位，为奖赏功臣，专门修建了“凌烟阁”，将开国功臣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徵等人的画像绘在上面，令后来欲立功名者仰慕不已。
当一个朝代进入承平时期，想得到封赠就极不容易了。只有走科举和军功两种途径，先得官而后得封赠。李白有诗云：“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科举满足了中下层知识分子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所以在隋唐以来就成读书人博取功名的一条重要途径。科举主要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考中者再经过吏部的选拔，便可以得官，以后有机会不断地擢升，成为高官便可得封妻荫子。但从来考进士难于考明经，有“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的说法。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二十九岁中进士后，得意洋洋地赋诗道：“十七人中最少年”。而明经考试由于太容易则被人看不起。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就是明经及第，他去拜访李贺时，虽然当时任宰相，李贺还是看不起他，说道：“明经及第，也配来看我。”科举考试，造成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社会观念，于是这条路便挤满了读书人，大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势头，有些人一生都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一些科举失败的人便走向另一条路从军。奖励军功，历史非常久远，那些开国功臣，多是由于军功而受到皇帝的封赠。而在承平时期，从军则多到边塞，所以是非常壮烈而且危险的。东汉时班超投笔从戎，后来出使西域，最终得以封为定远侯。由于从军更易得封赠，所以很多人都不畏危险、从军到边塞去。
李白说：“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高适也说：“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道。”甚至连最文弱的书生李贺都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三位诗人中，只有高适走通了军功之路。他先是“孤剑通万里”地投身于歌舒翰的幕府之中，后来逐渐地腾达，最后得到节度使的高官。但凭军功得封，还是要讲机遇的，汉代飞将军李广，身经数百战，手下兵士都有封侯的，但他一直没有封侯，连皇帝都为他叹息：“使李将军遇到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科举要十年寒窗苦读，军功无疑是刀口舔血，所以这两者被视为正途，但进展速度极慢。官场的钩心斗角，常常使有才之人不得举，有功之人难受禄。于是产生了一条“终南捷径”，即用速成的手段达到封赠的目标。
古代官场中为得封赠而玩的花招千奇百怪，其手段之高明，令人拍案叫绝，瞠目结舌又不寒而栗。司马相如知汉武帝好仙术，为得到高官，通过同乡武帝狗监杨得意，献上自己所作的《子虚赋》，汉武帝读后飘飘然有仙人气，于是大喜，司马相如和杨得意都得到了好处。明世宗时，想任命严嵩为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但恐其年轻不能胜任。于是，让他和原大学士一起知政进行考察，严嵩知道明世宗喜欢扶乩（占卜）之术，在深夜，他点灯夜读扶乩所写的“青词”（即乩仙诗），而原大学士由于年老体衰，早早地睡了。明世宗派人暗中查访，见严嵩夜读“青词”，非常高兴地任命他为大学士执掌朝中大权。如此巧妙地迎合皇帝口味，这个马屁算拍到家了。唐玄宗的要臣房琯也是此中高手，本来是一布衣，“与杜甫布衣交”（《旧唐书》）但二人走了不同的道路，房琯靠引荐张果（即八仙中的张果老）给玄宗，迎合了皇帝而得到高官。杜甫则老老实实地没有走通科举之路，又献赋去讨好唐玄宗也没有成功，只得到参军一类的八九品小官。
要得高官，不但要迎合，而且要善于迎合，见机行事方能飞黄腾达。春秋战国时的纵横家说客们都是见风使舵的高手。商鞅说秦孝公时，先说之以王道，预言行王道几百年就可以成帝业，孝公不悦，认为太过久远。于是，商鞅转而说之以霸道，以武力征服天下，孝公于是大喜，封他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这种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君主得高官的法门，成为后世官场中士大夫们学习的榜样。《三国演义》中的星象占卜家谯周，在劝刘备称帝的时候，他夜观天象说“近有祥风庆云之瑞”。刘备登基后，他得以封高官。后来邓艾兵临城下，谯周又夜观天象，预言汉家寿数已尽，劝降了后主刘阿斗，他自己也被封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