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拜礼”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使用年代最长、最频繁的一种基本礼节。
中国古代社会早期，人们尚不知桌椅为何物，那时帝王、老百姓皆席地而坐，这就是所谓的“两膝着地，以尻着踵而安者为坐。”这种坐姿对于行跪拜礼，是很方便的。所谓“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因跪而益至其恭，以头着地为拜”。以跪拜作为一种礼节，自然而然地得以巩固。这种情景在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甚深的当今的日本还能看到。日本人在“榻榻篾”上两膝着地，以尻着踵而稍安为坐。当他们要表示敬意而欠动身体时，就伸腰及股而势危，以头着地，很自然就构成了一个跪拜动作。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地主阶级的等级制度日益森严，各种礼仪礼节也日益繁冗化、规范化、经典化。仅跪拜礼一节，就被分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膜拜”……等种类。不同社会等级，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以及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所规定使用的跪拜礼都是不同的。对于挤身官场的人来说，更要熟习这些礼节。清谚云：“做此官，行此礼。”下跪、叩头、请安、站班、端茶送客等，是官吏常行的礼节。否则无法做官，更别想升官。清代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有个典吏卜士仁，曾说到叩头等礼节的重要及熟习这些礼节的过程：“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是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得怎么纯熟，初出去的时候，总有点蹑手蹑脚的；等历练得多了，自然纯熟了。”
“稽首”是最隆重的跪拜礼。贾公彦注疏《周礼》说：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礼。”《尚书·舜典传》也说：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礼。”可见，稽首”是臣子对君王表示毕恭毕敬的隆重大礼。要求施礼者跪拜于地，要停留（就是“稽”的意思）一段较长的时间，所以才称“稽首”。如《左传》所记“殽之战”，秦国将领“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被俘的臣子）衅鼓（以血涂战鼓来誓师），使（臣）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永远不忘恩德的意思）！这是为晋国所俘的秦将向晋国国君谢罪，故用稽首之礼。
这种礼节后来发展成“一跪三叩”、“三跪九叩”的国礼。前者是下僚对王侯施行的大礼，并“山呼”吾王千岁，千千岁，如在宫中见皇帝，则要三跪九叩，山呼舞蹈，皇帝万岁，万万岁。到了清代，大臣向皇帝奏事都必须跪着，不叫起则不敢起。光绪时的军机大臣钱应镈就因上了年纪，有一次跪奏后竟病倒多日。为了应付跪礼之苦，大臣们也想出了一些办法。其一是：“无论奏对何事，必以三语为率，并须简浅明白，不须上再问。”其二是用厚棉絮做成护膝裹住膝盖。其三是平时练习下跪，以锻炼耐久力。清书载，军机大臣钱应镈和王文韶皆备有棉絮护膝，每临奏事便裹在膝上。王文韶高龄之时，每天在家里都要练习下跪。光绪末年，慈禧要做寿，李鸿章为准备见“老佛爷”的跪礼作准备，便事先每日在总督署中练习三次跪拜礼。
下跪，叩头，也是下僚对上司表示极为恭敬的礼节。行跪拜礼时，人们俯首低视，双手下垂及地。至于“膜拜”，则是“举两手，伏地而拜”，比之现代的举手投降姿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有的下僚为巴结上司，表明心迹，便在下跪叩头时极尽卑躬屈节，逢迎献媚之能事。有个县令，在知道自己的一个同乡升任巡抚后，便前去巴结，禀见时，他竟从仪门膝行至堂上，然后叩头如捣蒜，直到额上隆起大包。
“顿首”，是地位相等的人们通常用的礼节。南朝梁代丘迟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与陈伯之书》，文章开头道“迟顿首陈将军足下”，结尾又是“丘迟顿首”，引来一些现代人的议论，认为身为临川王的谘议参军兼领记室（相当于秘书）的丘迟，在劝叛将陈伯之投降的劝降书中，一再口称叩头，未免过于卑躬屈节，也与信中斥责对方忘恩负义并晓以大义的内容不相称，慨叹这是文章美中不足之处。
其实丘迟这种措辞相当得体，认为顿首就是“叩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顿首与大礼“稽首”就不同了，施礼者拜跪于地，引头至地，只作短暂的接触，就立即举起，由于头触地面的时间很短暂（也即“顿”的意思），在古代官场的跪拜礼中是较轻的，属于地位相等或平辈间相交的一般礼节。丘迟信中这样用，表示普通的礼貌，是恰当的，保持了不卑不亢的态度。
“空首”，所谓“空”就是头并没有真正叩到地面上。行礼的方法是拜跪在地上后，先以两手拱至地，然后引头至手，这是先秦时国君回答臣下的拜礼。发展到后来，至尊无上的皇上怎么会屈尊给臣下“空首”呢？
跪拜礼发展到清代，又出现了被称为“打千”的旗礼。所谓“打千”，要求左腿抢前一步，屈右腿半跪，右手半握拳下伸。这种礼节原为满族八旗兵所用，因而称为旗礼。后来发展成奴才向主子请安，衙役向官吏回事或下属向上司禀安常用的跪拜礼。如《官场现形记》就形象地描写了彭知府怎样给上司黄观察打千请安的：“彭知府是久仰（黄观察）大名的，究竟他是本省的上司，不敢怠慢，立刻放下袖子，走上一步，请了一个安，口称‘卑府今天早上到大人公馆里禀安。
中国古代官场的跪拜礼节是很繁冗的，除了上文所谈那几种主要形式外，为官的坐主位，下属叩头，身不动，只嘴上说“罢了”等等，为“受礼侧身起立还一揖，为“受半礼同僚对请安，对作揖，对叩头，为“还礼”；躲开为“拒礼”、辞礼”，表示谦让，坚决不敢受礼。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繁冗的礼节在世界文化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作为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是用来明尊卑，别贵贱，序长幼，分宾主的。在官场上，这些繁冗的礼节才真的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跪拜礼外，下面再介绍几种官场礼俗。
有一些特定的场合，奴才、衙役、下官要遵照法律的规定或传统习惯，用“趋”，即快步走的方式向主子、官吏、上司表示恭敬。
作为一种礼仪，“趋”在吉、凶、嘉、宾、军等“五礼”中，是屡见不鲜的。据《论语·乡党》记载：有一次，孔子应鲁国国君之召去接待外国的贵宾，他神色庄重，不但拱手弯腰，而且“趋进，翼如也”。意思是快步前行，姿态漂亮得像舒展翅膀的鸟儿。这是迎宾礼中的“趋”。另一次，孔子去朝见鲁君，他上殿跪拜后，又“趋进，翼如也”，退归班位。进一步说明了用“趋”的场合。作为军礼的“趋”，便带有武士风度，据《左传》载，晋、楚鄢陵之战时，晋国将领郤至遇见楚君，他立刻跳下战车，“免胄而趋风”，即摘下头盔，快步如飞地走向楚君致敬。而战国时的触龙去见盛怒之下的赵太后时，他的“趋”，却既不儒雅，也不英武，而是“徐趋”，话画出一副步履维艰，老态龙钟的模样。
《史记叔孙通列传》还描写了百官的群“趋”情景。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在殿上大晏功臣，他的将领们乘醉喧闹，甚至拔剑砍柱，弄得刘邦下不了台。于是，那位老谋深算的老儒叔孙通便出来制定“朝仪”了。使“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把汉高祖喜的心花怒放，不禁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在这个庄严隆重的朝仪中也有“趋”。当皇帝出后宫登宝座之前，赞礼者高喊一声“趋”，郎中们便执兵器夹陛而立，大臣们便在殿门内循序而进，按文东武西排列好，恭侯皇帝到来。在这里，“趋”不仅是动作，而且是口令。
随着封建皇权的加强，“趋”的内涵更加大了，还要求加上低头弯腰，用小步快走呢。
“趋”作为官场的礼仪，士大夫们都必须遵循，如果“入朝不趋”，那就是皇帝给臣子的特殊优待了。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就受到过皇帝这种礼遇。此后，汉末的曹操，曹魏末的司马师，东晋末的刘裕，北周末的杨坚，唐末的朱温等人，也都享有“入朝不趋”的特权。不过已失去礼敬功臣的初衷，而变成权臣夺位的前奏了。自宋以后，君权愈尊，臣位愈卑，“入朝不趋”的特例更属罕见。到了清朝，仍然保持“趋”这种礼仪，属下要见上司，臣下朝见君王，都要放下马蹄袖，急行数步，再跪下参拜。
请安又叫禀安，这也是官场常见的礼节，除了“跪安”“打千”外，还有一种叫“请圣安”。凡遇钦差大臣过省，该省的凡够得上请圣安的文武官员都集于署衙，望阙行礼，恭请圣安。这时，官僚们一齐跪定，巡抚、将军居首，口报：“某官臣某人，率领某某人，恭请圣安。”然后叩头下去。钦差照例回答过。
官吏们还常常给皇帝写请安折。折中不呈公事，独问“安好”而己。其实这些请圣安的官僚们的个人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站班”也是官场一个重要礼节。清朝有下属定期谒拜上司的规定，到时，下属赶早赴上司官衙，专候长官升堂，下属便侍立西侧，称为行“站班礼”。官场也常常有庆贺、祭祀、迎送等礼仪活动，下属就必须先到上司所到之处作准备，等候上司来后行站班礼。官员们常为站班礼而奔忙，十分辛苦。有一副对联专咏站班：“寒城跑路，满面尘风；古庙站班，一身明月。”这写的是上司要到庙宇祭祀，官员得起早赴庙站班，披一身明月，染满面尘灰。清朝有个官员将形容翰林生活的诗句“一年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只早朝”，改为“终朝事业惟跑路，毕竟功名只站班”。道出了这种礼俗的辛苦和无谓。
端茶送客是一种起于宋代，盛行于清代的官场中通行的一种送客礼节。上司接见属吏时，如觉得没有必要再谈下去，或嫌其久坐，又不好下逐客令，便端起茶碗略啜一口，表示自己所言已毕，客人该走了。此时侍役见长官茶碗一端，就高呼“送客”，下属就应立即告辞。如果长官不举杯，属吏即使已白事毕，也不敢告辞，清代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就形象地描绘了这种官场礼节：胡镜孙求见藩台，“见面之后，藩台心上本不高兴，胡镜孙又嚅嚅嗫嗫的说了些不相干话。藩台气极了，便说‘老兄有甚么公事快些说。兄弟事情忙，没有工夫陪着你闲谈。’胡镜孙碰了这个钉子，面孔一红，咳嗽了一声，然后硬着胆子说出话来。才说了‘卑职前头办的那个戒烟善会’一句话，藩台已把茶端在手中，说了声‘我知道了’，端茶送客，胡镜孙不好再说下去，只得退了出来。”这实则端茶逐客，由此可见这种礼俗的一斑。
送礼是一门学问。不仅名目繁多，且有一定的规矩和诀窍。在古代官场中不懂送礼之道是不可想象的。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礼物有轻重。估量厚薄，权衔轻重，这中间大有讲究。俗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送礼是两方面的事，有送的，有收的。不但要权衡送出去的，而且要估计人家送来的。自己又该如何回礼，这中间大有学问。送礼在古代官场中极为盛行，一般来说，主要有朋友间的馈赠、红白喜事的贺仪、过年过节的礼物和钻营结纳的送礼等，各类礼品的赠送视不同情况又有差别。
纯属友谊情感的馈赠最为常见。古代官员们常常互赠小礼品，或一首诗，或一本书，或自己心爱的佩玉……这些小心意，小馈赠，本谈不上什么礼物。但俗谚：“千里送鹅毛，礼轻情谊重。”哪怕是屑小玩物，不值一提的，只要能表衷曲，也就可以了。这种馈赠在朋友间广泛流行。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送钱未免就太俗气了。因而相知好友只要聊表心意，那份深情厚意，尽在不言中。
红白喜事的送礼较为复杂，也较为慎重，中间有非常繁琐的规定。在古代，娶亲、嫁女，祝寿是喜事，叫作“红喜事”。死人是丧事，也当喜事办，叫“白喜事”。遇到这些“喜事”，亲戚朋友、同僚下属都要送礼。但不同的人送的礼不同。亲戚有远近，朋友有亲疏，甚至品级的大小也有影响。下属的礼是不能超过上司的，否则上司给比了下去岂不很丢面子？送礼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娶亲嫁女的贺客多送些画屏、玉器之类的东西，祝寿时寿面寿桃是必需的，而且都要成双成对，以示吉祥。古代官场中举也是喜事，“同年”或老乡绅都要送礼。《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乡绅们纷纷前来贺喜，有送银子的，有送房子的。当然，这些送礼，“礼”的成分多，而“情”的成分少。
古代官场过年过节要送礼，而且非常复杂。亲友之间要送，上下级之间要送，甚至宫廷中也要向王公贵戚家送，不过不叫“送”，叫“赏”。《红楼梦》中袭人告诉宝玉“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还有端午节的礼也赏了。”官员间年节的馈送有一定的“尺寸”。《官场现形记》写州县衙门馈送上司的规矩：“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可见当时送礼不但是习俗，而且形成了规矩。有的上司甚至还利用过年过节送礼来打下属的“秋风”，送一点不值钱的玩意儿，换来丰厚的回礼，送礼为名，图利是实。这就把送礼庸俗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