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投资融资体制主要是行政审批制度，不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产生了许多重复建设，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使之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朱镕基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新一届政府的任务时曾经指出，现在的投融资体制主要是行政审批制度，不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产生了许多重复建设，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使之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融资体制是当前的五项重点改革之一，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投融资体制一般是指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的总称，它主要包括投资主体行为、资金筹措途径、投资使用方式、项目决定程序、建设实施管理和宏观调控制度等内容。
投融资体制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对加快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一、我国投融资体制的沿革
我国的投资体制，基本上是伴随着建国初期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而逐步形成的。从建国初期开始到70年代末的30余年间，我国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投资体制是其核心内容之一。
传统的投资体制的基本特征是：
1.以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为单一投资主体，地方政府和广大的企、事业单位，不具备投资能力，因而不能成为独立的投资主体，个人投资主体（无论是国内还是境外投资者）则完全被排斥；
2.投资决策权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无论是投资总量、投资结构，还是单个建设项目的决策都集中在政府手中，中央和省级政府按照一定限额，对建设项目进行行政性审批；
3.单一财政投资渠道并采用无偿的拨款制方式。1978年以前，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的80%以上来源于财政拨款，因为银行信贷资金很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国外信贷资金流人也十分有限；
4.政府各个部门对投资分别进行管理，即政府部门直接管项目，管分钱分物、管企业（包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管理方式以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为手段，行政命令为中介，是一种直接管理模式；
5.投资责任主体缺位，传统投资体制是一种从上到下缺乏责任约束的“大锅饭”体制，投资无偿使用，任何决策失误，都无法明确责任者，也难于追究决策的责任。
传统投资体制就是由政府包揽一切，以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为投资主体，操作投资活动全过程的体制。传统投资体制在现代化工业建设初期和现代化企业基础十分薄弱，企业、个人投资能力十分微弱的情况下，国家集中全社会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战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唯一可行选择，应该说，传统投资体制对我国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立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由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即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也需要继承和坚持的原则。虽然传统体制有其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投资体制高度集中、资金渠道狭窄、责任约束以及低效率的行政管理方法，严重地压抑了各方面的投资积极性，成为造成我国投资波动频繁、投资损失浪费严重和投资效益低下的根据之一，传统投资体制愈来愈显示出它已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为解决传统投资体制的弊端，从1979年开始，我国开始尝试对传统投资体制进行一些改革和探索。1988年以前，投资体制或投融资领域的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
1.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体制，改变了建国以来由中央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分配体制，出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利益主体，包括投资事权在内的两级事权得到初步划分。随着国有企业实行经营承包制、乡镇企业的崛起和三资企业的出现，以往单一投资主体的局面开始被打破。
2.中央财政预算内基建拨款实行“拨改贷”，地方财政利用机动财力和预算外收入扩大基建投入，国内银行逐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业务，开征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建筑税，企业用自身积累资金和折旧基金扩大投入，发行重点建设债券和企业债券，借入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外商直接投资涌入等，使建设资金渠道迅速拓展，有偿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
3.改进投资计划管理体制，开始编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对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进行分类计划和指导，下放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简化了项目审批程序（五道改二道），进一步扩大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决策自主权。
4.借鉴目际上先进的技术经济评价方法，重视建设项目前期的程序、内容和深度，将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评估工作正式纳入项目决策程序。
5.在建设施工领域全面推行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对勘察设计单位推行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促进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单位实行企业化经营，试行建筑安装工程招标投标和工程承包制，在建设实施领域率先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1988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在总结前些年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投融资领域的新旧问题，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投资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推进改革的措施：
1.对重大的长期的建设投资实行分层次管理，初步划分中央和地方投资的范围。面向全国的重要的建设工程，由中央或中央为主承担；区域性的重点工程和一般性的建设工程，由地方承担。
即实行中央、省区市两级配置，两级调控，中央和地方可以相互参股。
2.扩大企业投资决策权，使企业成为一般性建设的投资主体。企业的技术改造工程和必要的服务设施，主要由企业投资建设，资金有富余的企业还可以进行基本建设。
3.从1988年起建立中央基本建设基金制。这是考虑到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以及一些重大社会发展项目的建设，需要的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建立基金制可以使这些项目的资金来源保持稳定，能够按照合理工期组织建设。基金制的建立和基础产品价格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电力、石油、铁道、交通、邮电、民航等基础产业部门的资金来源。
4.成立投资公司，用经济办法对投资进行管理。中央一级成立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轻纺、农业、林业六个国家专业投资公司，负责管理和经营本行业中央投资的经营性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
5.简政放权，改进投资计划管理。对投资活动实行多种计划管理形式，减少国家计委对投资活动的直接管理，调整国务院主管部委和地方计委在投资方面的管理职能，国家专业投资公司进行自主经营。
6.强化投资主体自我约束机制，改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建设项目领导体制；实行包干责任制；经营性投资实行有偿使用；实行年度投资规模和在建总规模的双重控制；在财政、外汇实行中央、地方“分灶”以后，电力、煤炭、原材料等，也实行“分灶”供应；改进建筑税征收办法，按照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调整差别税率。
7.实行招标投标制，充分发挥市场和竞争机制的作用。
由于1988年的《近期方案》是作为“七五”后三年的改革方案，不可避免带有阶段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对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还不明确；对非中央政府投资的指导和调控失之于抽象，难以操作实施；对不同地区的投资管理体制还缺乏区别对待的措施；对管理投资建设活动的各类政府机构职能分工和相互关系还未理顺。归根到底，当时还缺乏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投资体制模式的深层次认识。
在1988年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实施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第一次用产业政策的形式明确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支持和限制发展的重点，提出产业发展序列，并以此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进行宏观调控的依据。这表明，产业政策已经成为指导投资方向的重要依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进一步扩大了建设债券的发行规模，以此筹措建设资金；1990年建立了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市场，发行股票，为直接融资开辟了新渠道。
1992年以后，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党的十四大召开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投融资领域陆续推出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
1.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描绘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从1994年开始，按照总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对财政、税收、金融、外汇、外贸、投资、商品流通、价格、企业体制等各项改革顺利推出。在投融资体制方面，主要是确定企业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本主体。根据效益、市场需求和投资活动的性质，将建设项目分为竞争性投资项目、基础性投资项目和公益性投资项目，并重新确定投融资方式。即竞争性投资项目由企业通过市场筹资、建设和经营，商业银行贷款是竞争性项目投融资的重要渠道，银行贷款实行企业（项目）与商业银行之间实行双向自主选择。基础性投资项目大部分通过政策性投融资渠道提供资金，由经济实体组织建设。社会公益性投资项目，主要由政府通过财政统筹安排。同时建立风险约束机制，明确由企业法人对建设项目全过程负责，并承担投资风险，相应改变以往的项目立项办法和审批程序，实行先有法人、后定项目的办法。中央加强投资的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从资金源头人手控制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
2.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开始实行经常性预算和建设预算相分离的复式预算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实行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并介入投融资活动；3.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建立和规范投资主体的风险约束机制，开展了“贷改投”试点工作；4.《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企业依法享有包括投资决策权在内的一系列权益做出了具体规定；5.上市公司迅速增加，股票、债券发行规模扩大，资本市场发育与发展明显加快；6.在治理通货膨胀和实现“软着陆”过程中，形成以国家产业政策为核心，以资金源头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
纵观近20年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我国投融资领域发生的变化主要有：
1.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并存和分层次决策的建设项目管理模式。
单一中央政府投资主体格局被打破，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外商投资者都成为直接投资的重要主体。为适应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政府项目决策审批制度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提高中央政府审批项目限额、下放项目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等。
2.开辟了多种经济成份的多种融资渠道，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投资建设的积极性，为更多地筹集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财政投资比重均明显下降。银行贷款、各类投资主体自筹资金、利用外资和债券、股票等证券投资，已成为重要的投资来源。
3.探索了建立投资主体自我约束的途径和方法，先后提出“拨改贷”、投资包干制和政府投资企业化经营、项目业主责任制、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等，这些探索和试验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投资主体自我约束机制提供了经验。
4.在工程项目决策、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物资供应管理等方面，引入了一些市场经济的做法，如实行项目评估论证、工程招标投标与承包、建立物资市场、设计施工单位企业化等改革措施，市场机制在投资领域的作用增强。
5.政府间接宏观调控机制已经初步形成。政府逐步缩小了指令性计划范围，引入了指导性计划方式，运用产业政策、差别利率、税率（建筑税和投资方向调节税等）、补贴、价格（如新法新价）等经济杠杆调节投资流向等，间接投资宏观调控已成为目前政府投资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投融资领域的改革与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投融资体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旧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尚未触及。十多年投融资改革的不足与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认识，造成了一些改革实践的目的性、系统性和配套性较差。
2.投融资体制的深层次矛盾尚未真正触及，如自我约束的微观基础未能建立，政府职能没有大的转变，投资要素市场仍受条块分割的影响等。
3.投融资体制改革与其它方面相关改革（如财政、金融、国有企业改革等）的内在联系和配合性差。
4.宏观管理中运用直接手段多，间接手段少，在加强对全社会投资的调控和引导方面效应不明显。
5.改革思路在空间上展开不够，改革措施过多集中于投资计划管理和项目审批权限方面，涉及融资结构、资本市场和盘活存量方面较少。
6.投资管理工作和方法滞后，往往是先破后立，先乱后治。
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已经充分暴露，进一步深化改革成为客观形势发展的内在和必然的要求。
二、当前投融资领域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投资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外乎是规模、结构和效益三大症结。从规模看，投资总规模过大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而结构方面，改革开放以前，长期偏重重工业，改革开放以来，一般加工工业迅速发展并逐渐演化成重复建设，结构不合理，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使投资的地区结构长期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投资效益差则更是顽疾，其原因出自多方面。尽管投资体制经过多次变革，但这些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在新形势下，更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