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模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呈快速增长态势，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1996年我国年度投资规模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0%，1996年与1978年相比，年度投资规模翻了近3番，全社会在建投资规模也翻了3番以上。改革开放后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快速增长，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强综合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投资总量膨胀和周期性波动，也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1.年度投资规模膨胀和在建总规模膨胀，引发社会总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改革开放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快于国民经济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1981—1993年我国固定资产年度投资规模年均增长28.9%，在建总规模年均增长18.1%，而同期GDP年均增长只有9.7%，年度投资规模和在建总规模增长速度分别快于GDP增长速度19.2个百分点和8.4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由“六五”时期的25.6%迅速上升到“八五”时期的30.4%。投资总量增长过快，投资率相对偏高，使我国投资总量运行始终面临规模膨胀的压力。
投资规模膨胀尤其是在建总规模膨胀，引起国民收入超分配，并常常与消费膨胀相互促动，形成双膨胀，最终导致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严重威胁宏观经济稳定。据测算，改革开放后我国年度投资增长率、在建规模增长率和投资率与零售物价上涨率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63、0.82和0.62，属高度相关。从实际运行看，我国投资总量增长较快的1985年、1992年、1993年，都分别在当年，和下一年出现了明显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现象。
2.投资运行周期性波动，导致经济形势大起大落，陷入膨胀——调整——再膨胀——再调整的恶性循环。
从1979年以来，我国投资总量运行大体经历了三个波动周期，即1979—1983年、1984～1989年、1990—1995年。与国外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如日本在60、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我国投资波动次数偏多，波动幅度也较大。从“八五”时期看，年度投资规模波动相当激烈，5年环比增长速度最高年份与最低年份之间相差将近40个百分点。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有限，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也是有限的，固定资产投资无疑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投资增长不稳定，波动频繁，最终都要导致经济结构失衡、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无不与此有关。由此可见，投资膨胀和波动频繁，对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是相当有害的。
（二）结构问题投资领域的结构问题，主要反映在行业结构、地区结构、技术和规模结构等方面。
1.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一是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建设滞后，大量已建成的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特别是水利设施十分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不仅造成农业生产的多年徘徊，后续发展能力也很不稳固。二是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经过多年来的大力发展，“瓶颈”制约虽有所缓解，但总体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同时，局部地区在公路、港口、机场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又出现了盲目攀比、重复布点的现象。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来看，相对于庞大的加工工业，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投资仍将进一步加大。三是支柱产业投资力度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机械、电子、石化和汽车工业是十四大以来我国确立的支柱产业，世界各国竞相发展，近年来虽然我国在这些产业增长较快，但因起点低，投资比重不够大，导致投资规模小，项目规模普遍偏小，作为支柱的各产业长期徘徊于幼稚产业阶段，难以发挥带动作用和参与国际竞争。四是第三产业投资力度不够。第三产业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但目前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低，不能满足为生产企业提供社会化服务和增加就业机会的要求；房地产业也因结构问题备受困扰。
2.投资的地区结构不尽合理，东重西轻，加大了东西部地区间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与此同时，地区间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问题难以遏止。
随着我国短缺经济时代的基本结束，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等产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问题日益显现，各地区没有能够按照发挥自身优势建立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的要求，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完整、追求发展轻重加工工业，导致一般加工工业大量重复建设，也给今天的结构调整留下了极大的难题。
地区结构矛盾中的“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现象的蔓延和加剧，也是各种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反映。多年来，纺织工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曾经是利润丰厚的行业，但改革开放以来纺织品生产能力增长过快，纺锭增加过多，近年总锭数已经达到4000多万锭，超过需求1000万锭，纺织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大量停工停产，全行业亏损，被迫采取由大城市向原料产地转移生产能力，销毁纺锭等措施。我国家电行业也是发展迅速、重复建设严重的领域，目前，我国的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电熨斗、电饭锅产量已居世界第一，空调器产量也已进入世界前列，但生产能力利用率仍然过低，1995年主要家电产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分别为：家用电冰箱50.4%，电风扇65.1%，洗衣机43：4%，录音机57.2%，电视机不足50%，空调33.5%。朱镕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到，目前VCD太多了，这么大的生产能力面对有限的市场需求确实是一个难题。在各地区编制的“九五”和2010年规划中，全国将汽车工业、机械工业、电子等列为支柱产业的多达20多个省份。我国现有炼油能力已经达到2.12亿吨，开工率只有70.4%，按照国际上合理开工率。85%计算，等于放空15%的能力，也就是说有3200万吨的能力闲置。但是现在仍有不少新建炼油厂项目跃跃欲试。
1996年全国摩托车市场需求900万辆，而生产能力已达1500万辆，并且仍有扩大趋势。
地区间差距的拉大，影响了国民经济总体效率的提高，也给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难题。而重复建设问题，更加剧了地区间差距和矛盾，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从体制上找出路，新的盲目重复建设还会再次出现。
3.在全部投资使用结构上，企业技改投资不足，投资的技术含量下降，改造乏力。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扩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的转变，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愈来愈突出，技术改造投资的比重应当逐步加大，但实际近年技改投资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这就严重制约了现有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发展乏力的矛盾日益突出。另外，相当一部分的技改投资被用作扩大生产能力，而不是用来提高技术含量、节能降耗、改善产品结构、提高性能和质量。
（三）效益问题投资效益差是我国投资领域的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效益在某些方面虽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不大且不稳定。从宏观效益看，投资系数（也叫资本系数）自1994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表明回报率越来越低。国有单位投资项目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七五”的76.2%下降到“八五”的66.5%。从微观看，投资效益低下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1995年全社会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为67.6%，大大低于1985年的82%，也低于1990年的78.8%，1995年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3.7%，低于1990年的80%；房地产开发施工面积4.7万平方米，竣工率仅31.9%。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八五”期间投产的457个大中型项目的评估调查，投产即亏损的有89个。最近新华社披露的河南省两个重点项目即典型案例，投资数十亿，但却是亏损的开始。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的汽车、家电、氧化铝等一些项目，有的投资许多年仍达不到设计生产能力，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资产负债 率高达100%以上。据国家计委1995年对全国基建大中型项目概算检查，项目超概算的比例平均为91%，其中交通、铁道、煤炭、电力等行业基建大中型项目超概算增加超过100%，石化和化工行业平均达到50%左右，有些项目投资超过原批概算2至3倍；单位生产能力造价大幅度攀升，如电力工业每千瓦造价“七五”期间平均2577元，“八五”期间平均为4780元，上升了85%。另据中国建设银行对30个在建大中型项目进行的贷款评估，在30个项目中有24个属于计划内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其总投资为498亿元。评估的结果，在24个项目中，有14个项目，概算总投资183亿元，占全部项目总投资的36.9%，项目有市场、效益较好；有4个项目存在一定问题，占项目总投资的33.97%；有6个项目产品无市场，占全部项目总投资的29.3%.。投资结构不合理，效益较差，有的项目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据测算“八五”每投资1元，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65元，比“七五”的3.62元下降了30%。很显然，我国投资效益状况极不理想，提高投资效益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四）资本市场我国的资本市场尚处于培育和发展完善阶段，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规模很小。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容量小，1996年中国的证券化率（股票总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只有7%左右，而美国这一比率为70%左右，法国为130%，韩国近150%，马来西亚近120%。可见中国股市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中国的证券化率提高到30%，则一年可实现直接融资的股票总市值就达1.5万亿元，这对那些长期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迫切要求拓宽资本市场渠道的企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需的巨额资金，仅靠财政投资是远不够的，主要靠发展资本市场找出路。
但是，目前直接融资比重还不到企业外部筹措总量的10%，企业外部融资过分依赖贷款，不仅增加了融资成本，也加重了银行的金融风险。另外，目前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比重只有3%左右，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影响能力很弱。
三、现行投融资体制存在的弊端
1998年4月26日，新华社报道了总投资35亿元的河南省两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原制药厂和中州铝厂，因在建设中“求洋”、“贪大”，目前累计负债已达65亿多元，已陷入严重资不抵债的困境，教训深刻，令人深思。类似的投资失误，不仅河南省，其它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造成投资失误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与目前的投资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不改革旧的投资体制，就难以避免这种“失误”。当前投融资领域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的投融资体制尚未真正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一）投资风险责任约束机制
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十多年来虽然进行过多方面的试验和探索，但投资“大锅饭”体制还没有真正被打破，投资行为主要仍是政府行为。
1.政府投资主体不明确，政府投资责任虚化。在国有资产的形成和经营过程中，尽管许多政府部门都参与了管理，但却没有一个部门承担投资主体的全部责任。从属于政府的国有企业和项目建设单位没有获得真正的法人地位，无法行使投资主体职责，也无须对国有投资的效果和风险负责，投资的“大锅饭”由财政吃到银行，“投资饥渴症”仍很严重。
2.由各级政府审批权限构成的项目决策制度，从内部而言缺乏明确的责任约束和足够的风险意识，从外部而言缺乏必要的民主监督，使决策工作极易受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甚至领导者个人意志的影响。表面上集体负责和事实上的无人负责形成决策责任的无追索性。
3.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和国有银行的风险意识淡薄，使国有企业和建设单位缺乏必要的外部约束力。
（二）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尚不健全，调控能力薄弱
1.政企职能不分，造成政府包揽过多，不能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好宏观调控、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改善投资环境上来。
2.投资管理机构重叠，政出多门，综合调控能力差。由于投融资调控权分散于计委、经贸委、财政、银行等多个综合管理单位和多层次的专业管理部门，各部门分头制订政策、分别操作、分散决策项目，政策之间不协调甚至相互掣肘，混乱的管理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
3.国家产业政策过于笼统，重点不突出，缺乏行业发展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和技术经济的有机配合，缺乏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杠杆的有力支持，又不能适时进行调整、修正和补充，不能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
4.投资宏观调控和管理仍以行政手段为主，由实物工作量指标构成的投资计划难以发挥控制资金源头的作用，对政府直接调控范围以外，占全社会投资近2/3的投资活动缺乏引导手段，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三）投融资市场体系发育迟缓，不能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1.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割断了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所得税征收属地原则和信贷资金的切块管理，进一步助长了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行为，限制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资本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合理的商品比价关系难以形成，市场信号不能正确反映一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生产成本，市场优化资源配备的功能被人为阻断，造成地区投资结构趋同、项目规模不经济以及不合理重复建设和不合理重复引进等一系列问题。
2.资本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狭窄，融资工具较少，难以满足企业发展、改组、收购、兼并等对长期资金的需求。
金融结构中的间接融资比重相对过高，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增加了投资的财务成本，也不利于分散投资风险。在融资方式选择上，多以政府和企业融资方式为主，项目融资等有限近索方式较少运用。国有企业资产的不能自由流动，造成资源配置重复和效率低下，难以实现跨地区、跨部门和跨企业的资产重组和优化。
3.投资中介服务体系发展滞后，现在大多数投资中介服务机构，仍未割断与政府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