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库布里克在《巴里·林登》上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该片在商业上的失败，而且是他从影生涯中输得最惨的一次，的确令他极度沮丧。这部影片的美国国内票房只有950万美元，离华纳公司为赢利而确立的3000万美元目标有很大的差距。
不过，正如他曾经向华纳公司保证的那样，该片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最佳配乐和最佳服装设计在内的7项奥斯卡提名。然而从一开始，获胜的可能性就很渺茫。那一年的大热门是《大白鲨》，虽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这部灾难片获得了最佳影片的提名，但是学院却拒绝给他最佳导演的提名。最终，《飞越疯人院》爆出冷门，包揽了包括杰克·尼科尔逊的最佳男主角奖在内的5项大奖，《巴里·林登》获得了最佳配乐、摄影、美术指导和服装设计奖，而库布里克的个人成就再次受到漠视。
这种冷落，与影片的票房失利一道加深了库布里克的孤独感，而他面对批评和敌意的一贯做法就是不予理睬，然后把自己禁锢得更深，只与少数他信得过的人交往。在这个小圈子里，库布里克过着相当惬意的生活。“斯坦利包办了下厨和洗衣服等家务事，”阿德里安·考瑞说，“克里斯蒂安只管料理花园和作画。”和考瑞在一起，库布里克可以足够放松地谈论他关心的话题。“你怎么确保袜子能一只不少地从洗衣店取回来？”他小心地问她，就像所有的家庭主妇都会对操作程序复杂的洗衣机、烘干机有一种疑虑。从那以后，袜子成了考瑞与库布里克之间的一条纽带。《发条橙》之后的那个圣诞节，考瑞送给他一双红袜子，在她被强奸的那场戏中，库布里克唯一同意她穿的也是一双红袜子。
生活被琐碎小事占据的同时，库布里克偶尔也会对他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公开发表看法。1976年11月，他写信给阿德里安·特纳，对伦敦电影节的门票分配办法提出质疑。他抱怨说，无论是他还是维维安都买不到票，而马路对面的那家人却一下子包了4个座位。像亚历克斯·辛格这样的老熟人开始对库布里克不回信、不接电话等拒绝联络的做法颇有微词。肯·亚当邀请库布里克来他在贝尔格拉维亚的家中吃饭。他接受了邀请，但当客人落座时，信差却送来一只包裹，里面是一套昂贵的照相镜头和库布里克的一封信。在信中，库布里克感谢他参与了《巴里·林登》的拍摄，并要求亚当将这套镜头放在原本属于他的座位上。
1978年，库布里克出人意料地在一封由罗伯特·阿尔特曼、弗朗索瓦·特吕弗等62位导演发起的公开信上签名，对泛美公司收购联艺电影公司后因高层意见不合而导致亚瑟·克里姆、罗伯特·本杰明等5位高管辞职一事表示不满。这封公开信质疑“泛美公司流失人才的做法是否明智”。库布里克此举令人费解，这是因为克里姆和本杰明坐镇联艺时，正是他和哈里斯与这家公司的合作遭遇最多问题的时候。《屠杀》的发行不利与随后联艺以低价收购电视版权都与这两人有直接的关系。尽管如此，库布里克还是签了名，可能是受到了华纳兄弟公司的影响，后者已保证投资一亿美元，帮助克里姆和本杰明创办一家他们自己的独立制片公司——奥利安影片公司。
尽管时间比以往充裕许多，但库布里克接受的采访还是微乎其微。“我不想被问一些概念化的问题，好不好？”他曾对一名记者说，“这是我最痛恨的东西。我总会感到被这些问题缠绕不清，搞得头昏脑涨。真相有太多的层面，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那些试图探究他的生活和生平细节的传记作者也都被他用同样的方法拒之门外。库布里克最初会同意合作，条件是文章必须有他的授权。接着他会在标题获得通过或作者已失去耐心的情况下收回他的承诺。1968年，《书籍》杂志曾录下了8小时他的谈话录音，而最后他只同意发表其中的4句话。
1970年，英国评论家戴维·奥斯汀开始为出版商彼得·考威撰写一本关于库布里克作品的书，并且获准采访库布里克。会面之前，奥斯汀不幸病倒，由尼尔·霍尼克取而代之，库布里克依然很合作，提供了《杀手之吻》和《光荣之路》的拷贝。与此同时，他通过雷伊·洛夫乔伊这个中间人与考威达成协议，如果他发现书中有篡改事实之处，该书将不得出版。
库布里克的律师函随后也到了考威的办公桌上，律师几乎是以强迫的口吻要求考威在协议上签字。霍尼克的手稿最终被库布里克打了回来。“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与事实不符的地方，”考威解释说，“只是因为分章节谈论每部电影的做法令他感到‘有些混乱’。”考威忍无可忍，决定取消出版该书的计划。霍尼克拿着手稿去找别的出版商，但是这些出版商无一不受到对簿公堂的威胁，于是这本书只好流产。此后不久，亚历山大·沃克的《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一书问世了，他用了大量的溢美之词来评价库布里克的每部电影，通篇找不到一个批评的字眼。
片约持续不断地被送到库布里克的办公桌上，大多来自于华纳兄弟公司，该公司对他的作品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热情。库布里克仍想拍《拿破仑》，但他也承认机会越来越渺茫，因为他估算这部电影将耗资5000万到6000万美元，影片的长度为3个小时。没有人忘记谢尔盖·邦达尔丘克于1971年拍摄的多国合作的《滑铁卢》，这部由罗德·斯泰格主演的影片让哥伦比亚公司花掉了2500万美元，只挣回了区区140万美元。
即使闭门不出，库布里克也对在美国发生的任何大事了然于心。每天他都会收到空邮来的《纽约时报》，以及美国电视纪录片、电视节目、橄榄球和棒球比赛的录像带。每天晚上，他则通过短波来收听越南的最新局势。
他又开始驾车，虽然很是小心翼翼。他甚至买了一辆白色的928S型保时捷以取代他原有的奔驰。“有时我在公路上开到每小时80到90英里，”他在1987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过这番话遭到了亚历山大·沃克的质疑，“我认为他在自家院子里不可能开这么快。”没有人看见他出过院子。就像他的收音机、音响、电视和照相机一样，这些都是他收集的战利品：款式新颖、做工精良，但它们很少被投入使用。
如果库布里克斗胆出去冒一冒风险，他也要通过最新的通讯设施与家人保持热线联系，这些设施包括了对讲机和车载电话。朋友们习惯于在本不该有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亚历山大·沃克就曾在夜深人静时分接到他从伦敦打来的电话，批评他出席艾梅尔达·马科斯夫人的马尼拉电影节，在库布里克看来，菲律宾是一个腐败的王国。此后沃克再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直到几年后某一天的凌晨1：15，他从瑞士一家饭店打电话来讨论洛克比空难。
当华纳兄弟公司设在东海岸的公关部漏登了一条在《纽约时报》上发布的《巴里·林登》夜场放映的广告，库布里克马上就发现了，并且给他们打了电话。因为担心自己的电影不能得到最佳的放映效果，他从华纳要了过去几年中在欧洲所有大城市的放映排期表，包括上映周期和票房收入。他坚持在每地放映时都要使用新的拷贝并投放新的广告。任何不符合他要求的举动都不会逃过他的眼睛。许多法国电影院因为没有1．66：1的片孔而使《巴里·林登》的画面变形，于是库布里克就给每家影院送去了一个。简·哈兰被派往欧洲巡视，看他的要求是否得到执行，结果却因为遗失了钥匙而被关在他的奔驰车外。库布里克让他在原地等候。第二天早晨，一副新的钥匙由直升机从巴黎运来，一直送到他下榻的饭店。
电影院的放映机和音响系统的故障令他应接不暇。而美国中西部的放映商总是能接到他的电话。“我是斯坦利·库布里克。你们的2号放映机有问题。技术人员会在今天下午赶到那里，在此之前希望你们不要再用。”当朱利安·塞尼尔试图告诉他《巴里·林登》在巴黎的放映效果奇佳时，库布里克当即打断了他。“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他说，“如果是好消息，我无能为力。只有出了问题时，我才会去干预。”
库布里克甚至有能力干预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影院业主，这一点令其他导演羡慕不已。费德里科·费里尼就曾对美国记者夏洛特·钱德勒说，“我知道库布．里克能够注意到他每部电影的放映情况。他的手可以伸向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影院，如果他发现东京某家影院的第一排坐椅离银幕太近，他就能命令他们撤掉这排坐椅。”不过费里尼自己却不会这么做，这一点令库布里克很失望，但他很崇敬这位意大利导演拒绝拍摄商业片的做法。
1974年，曾经为《巴里·林登》造过镜头的埃德·迪吉乌里奥送给库布里克一本用加瑞特·布朗新发明的斯泰尼康拍摄的35毫米胶片，这种为摄影机配备的稳定装置可以保证摄影师在行走、跑动、甚至爬高拍摄时依然能获得稳定的图像。
库布里克在给迪吉乌里奥发回的电报中挑出了一大堆毛病，包括一些图像的抖动以及嫌这种装置过于笨重和庞大。事实证明，他的这番挑刺纯属吹毛求疵。1978年，布朗的发明获得了奥斯卡奖，后来也帮助库布里克在《闪灵》和《全金属夹克》两部影片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视觉风格。
虽然库布里克拒绝了《驱魔人》，但华纳兄弟公司还是愿意给他执导《驱魔人2：异教徒》的机会。库布里克又一次拒绝了。既然第一集已经达到了巅峰，又何必去狗尾续貂，难道我们用别的颜色去拍吗？他这样问道。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最终由约翰·布尔曼接手导演的续集的确是一个灾难。
然而，这件事情却在库布里克的记忆中扎下了根。早在1966年，他就对朋友说“要拍一部世界上最吓人的电影，包括一系列的续集，以便给观众一连串可怕的噩梦”。像色情片、科幻片和战争片一样，恐怖类型片之所以吸引库布里克，是因为它在情节和视觉上有一套可以沿袭的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怪谈》等一类低级杂志的垮台，恐怖小说一度销声匿迹，直到70年代才又死灰复燃。谢利·杰克逊的《闹鬼的山庄》和雷伊·布拉德伯里的短篇小说给一批新的写手提供了灵感，并且也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布拉姆·斯托克的《吸血鬼》和玛丽-谢莉的《科学怪人》等经典作品的兴趣。
1973~1z，英国作家布莱恩·阿尔迪斯出版了《自由的弗兰肯斯坦》，这部后现代小说以时间旅行的方式将一名现代人送回到玛丽·谢莉的世界，并且卷入到作者的一段情史之中。同年，阿尔迪斯又出版了一部与戴维·温格罗夫合写的科幻小说史著作《10亿年的狂欢》。阿尔迪斯说：“在那本书里，我提到了《奇爱博士》、《发条橙》和《2001年漫游太空》，而且在注解部分我并不是很正式地将斯坦利·库布里克列为‘这个时代伟大的科幻作家’。库布里克在火车站的书报亭里买到了这本书，显然这种提法令他印象深刻，所以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见个面，吃顿饭。’我们有了一次愉快的会面。在那段日子里，斯坦利习惯于把自己打扮成切·格瓦拉的模样：绿色的作战服和贝雷帽，留着邋遢的胡子。后来不久我们又共进午餐。他对我说，‘为什么不把你的书送我一两本？也许我拍电影用得上。’这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实在太慷慨了。”
阿尔迪斯送给库布里克他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1969年他为《哈泼斯与皇后》杂志特刊撰写的《去年整个夏天的超级玩具》。这篇小说只有2000字，讲的是未来世界里实现了严格的生育限制，在等待生孩子的请求得到批准的日子里，一家机器人制造公司的主管将一个名叫戴维的机器男孩带回家陪伴他的妻子。无论读者还是小说中的戴维都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喜欢他，直到最后才知道自己是机器人。阿尔迪斯想不出小说中有什么地方吸引了库布里克，以及他为什么要改编这篇小说，他猜测是母子无法沟通的主题打动了库布里克。他回忆说：“斯坦利沉迷于这个故事，而那时《星球大战》已经问世。我们又在一起吃午饭，显然他对《星球大战》非常嫉妒。他不认为这部影片可以与《2001年漫游太空》相提并论。他说，‘难道我们不能烹制出一部真正的科幻片？’
“他说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整套故事的原型：一个可怜的男孩一心想做一个好人，他必须与可怕的恶魔作战，以赢得公主的芳心。说到这里，我们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在复述《星球大战》。
“但接着他回到了《超级玩具》上。他要与我达成协议，他将买下这篇小说，由我改编成剧本。他甚至让我在一份合同上签字，而这份合同对我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当时的情形是，如果我叫经纪人来修改合同，那么这桩交易也就到此为止。而如果照这份合同执行，那么在完成的影片中，署名将是‘布莱恩·阿尔迪斯和斯坦利·库布里克联合编剧’，我将获得200万美元的酬金。但如果他再找来一个编剧，我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我能预料到未来会有麻烦。他会在剧本杀青之际找人过来，让他们加进几句台词，而我却无能为力。我决定退出，说实话，200万美元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我说，‘这是一篇小东西，我不认为你能把它拍成一部电影。’但他却提醒我《2001太空漫游》也是根据阿瑟·克拉克的短篇小说《哨兵》改编的，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将短的抻长要比将长的缩短容易得多。也许他是想到了《巴里·林登》。”
其实，这时库布里克脑子里想得更多的是斯蒂芬·金的新作《闪灵》，这本小说的版权已被华纳兄弟下属的独立制片公司“制片人联盟”购得，由罗伯特·弗里耶领导的这家公司已经成功地将《苦海余生》、《来自巴西的男孩》等畅销书搬上了银幕。
1977年，金依然处在他辉煌生涯的起步阶段。当时他只出版了《魔女嘉丽》、《午夜行凶》以及署名为“理查德·巴赫曼”的《邪气逼人》。然而，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成为当代恐怖小说的“神童”，一个文学界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甚至即使在最平常不过的郊外生活环境里也能挖掘出令人心惊胆战的故事。“我具有最普通的天性，”金说，“这是我的书能卖出去的原因。而我并不具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布莱恩·德帕尔玛将《魔女嘉丽》改编成了一部成功的电影，与此同时，许多编剧禁不住诱惑要将他那些结合了普通场景与血腥恐怖的故事搬上银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失败了。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很难在小说中使人物血肉饱满的温馨感觉与恐怖之间划一道鸿沟。当他们改编小说时，他们关注的是恶魔张牙舞爪出现的时刻。我不认为人们会对此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