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比多、自我、本我、梦与性欲的对应关系……这些在今天被许多人熟视无睹的名词和原理，对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既是必须了解和掌握的学识，也是他们试图打破身边社会道德清教主义禁忌的绝好借口。《弗洛伊德理论20年前进中国被当作庸俗的性读物》——这是2006年6月6日《北京青年报》一篇专稿的标题，它很形象地表明了后来人是如何看待当年“弗氏热”中的某些怪诞成分的。但需要矫正的是——虽然1980年代读弗洛伊德的人中，有不少把它们当成性读物，但很少人将这些书视为“庸俗”。
“庸俗”大多出自没读过弗洛伊德的人之口。
弗洛伊德热的全盛时期应为1980年代的中后期。到了1989年，热度在北京已呈退潮之势（其他地区可能时间会稍微推后）。
这一点大约能从在人头攒动的北京特价书市上，弗氏著述的出现不再导致顾客的疯抢，得到细节上的验证。同样，从这时起，直到1990年代初，如果谁还在一篇文学论文里大肆利用弗氏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那实在是一件让听众觉得很落伍和尴尬的事。我大学时的一位老师堪称是这方面改良的“先知”，他老人家把他混用弗洛伊德学说中有关性欲的部分，和新批评某些原理重新分析现代文学经典的做法，偷梁换柱地命名为“解构”。此人也曾是我的朋友朱枫、伊沙、桑克等一度欣赏的一位教师。记得当我的不少同学在其选修课上为其十足中国特色的“解构”听得如醉如痴时，我没忍心告诉我的朋友们，我的心情却简直坏透了：那讲台上站的是一个骗子！原来知名学者竟也是可以靠这种十三不靠的低层次障眼法当成的！也许潜意识里，我对“知识分子”品行的最初怀疑的起点中，也包括了那一天。
回到弗洛伊德本身。弗洛伊德热的出现，在内地构成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大概是学术界、医学界的接续和补缺，这种弥补固然比世界落伍了半个世纪，但影响是深远的，构成了一个意识追赶上的起点。第二是对文艺创作的松绑。梦境、性与欲、潜意识…一艺术家们终于可以不必再冒着被进行道德审判的危险，稍许自如地进入到自己的创造中去了。同样，诸如劳伦斯这样一度被视为“有色情嫌疑”的作家，也开始以进两步退一步的速度，渐渐得以被译介。劳伦斯之后，大约又是亨利·米勒、阿·米克勒…一再以后，又是作为导演的贝托鲁奇、帕索里尼…一所有世界的门都是这样被打开的，它起源于一条缝，一个针尖大的窟窿。
弗洛伊德，是人们捅开窟窿的最初的那些个借口之。
《麦Itl里的守望者》1980年12月8日晚，马克·大卫·查普曼走近纽约曼哈顿达科他大厦，用盖在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下面的手枪，向刚刚给过他签名的约翰·列侬打了五枪，四枪中的。开枪后，查普曼在不远的街边坐下，边继续看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边等警察到来。事后他多次声称，他做这一切的答案，有不少在这本书中。
三个多月后，一个叫小约翰·辛克利的年轻人为了向自己崇拜的女星朱迪·福斯特示爱，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希尔顿饭店外向美国总统里根开枪。辛克利被捕后，警察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被翻旧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1989年7月18日晚，二十一岁的美国肥皂剧演员丽贝卡·沙伊弗尔在自己家门前，被一患精神病的崇拜者罗伯特·约翰·巴多射杀。当夜，警察在现场找到凶手沾血的衬衫和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
整个1980年代，三起全美带有轰动效应的枪击案都跟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有关，这至少说明了这本在当时已问世三十多年的小说，在普通读者中是多么的普及。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内地最早推出的公开译本是漓江出版社1983年的版本，译者是著名翻译家施咸荣。据施先生自己的文章追述，他这个译本其实早在1960年代就出过（当时是作为“内部参考书”出的），所以也可以说，直到《麦田里的守望者》漓江版问世之前，它已然在对中国大陆的一部分读者产生了影响，这其中，就有朦胧诗那一拨作者，也有像刘索拉、徐星这茬先锋小说家中的某些人，而这些人的作品又给了更年轻的读者以养分。如果这样追究的话，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完整的十年中，曾给过中国文学界与读书界以持久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恐怕都算少说了。
《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什么了不起？今天站在理论的高度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它的创作本身带有着某种“身体性”。如果用当年人们习惯的说法，则可以表述为，这本小说对于成长期少年的心理描写，具有惊人的切入现实的力度。霍尔顿这样的少年世界各地都有，各国的作家或多或少，也都拿过这样的人物原型写过小说，但只有塞林格笔下的主人公最具天然，无论是其躁动、苦恼还是忧伤。如果再以塞林格稍后于本书两年后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作比，技巧更成熟的《九故事》，显然在“作者感知与所塑造人物的合一”方面，更具有雕琢感。对于创作态度严谨的作家来说，作品精致的雕琢感相对容易达到，使人物浑然天成却是看似简单、实则太难的一个大工作。想想比塞林格更著名的海明威笔下，除了尼克·亚当斯以外，不靠硬较劲塑造出来的主人公有多少？再往远里想想，比塞林格境界更好几档的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你就会明白《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出名以及塞林格后来越来越不愿意发表新作，道理都既不神秘也不偶然。
但《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什么在它诞生二三十年后，在中国内地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原因却并不简单。还记得刘心武在《班主任》写的差学生宋宝琦吗？有太长的时间，在中国当代小说里，连出现宋宝琦这类“受害者”性质的人物形象都会引起争议，更不要说把霍尔顿这类“开始学坏”的少年作为小说主人公，来展示他的内心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经做过几天不同程度的“霍尔顿”的，而我们的文学视野里却没有，或者禁止产生“霍尔顿”——这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获得共鸣的一个大前提。
“霍尔顿”的问题，直到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文学在普遍性的观念与意识上，也依然没有解决。
《情爱论》
性与爱，在任何时代都是公众关心的话题，何况是清教色彩日渐退去的1980年代。这一时期，内地这方面最著名的两本读物都是三联书店出的：保加利亚学者瓦西列夫的《情爱论》（陈行慧译）；英国学者霭里士的《性心理学》（潘光旦译）。两书中，后者的专业性更强，社会辐射面略小；前者则因为引用了大量文学名著和哲人的论述，显得颇具文学性，也因之风行社会，总印数竟达百万之巨！
本质上说，《情爱论》很像一部是在写法上文艺化了、有时显得有些过于东拉西扯的“爱情心理学”。全书共分为六章：“‘肉体’
获得了灵性”讨论了柏拉图式的爱情、肉体与精神的结合、动物是否有爱情等内容；“男人和女人”重点探讨男女两性各自的价值与优劣；“疯狂和理智”论述了性爱的结构、性本能、情绪、性爱的种类等；“关系的审美化”涉及爱与美、文学艺术跟爱的关系、心灵的解放等方面；“对象的选择”和“爱情和一个人的命运”两章，顾名思义，对标题下的一些具体话题进行了宏观的讨论。
《情爱论》大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两个前提：一、该书公开出版的1984年，正处于全社会年轻人由“慎谈爱情”到“热谈爱情”的转折关口；二、信息量颇大——作者具有深厚的欧洲文化和艺术素养，并触及到了一些国内作者不敢谈也谈不好的情感话题，即便不是为了通过本书去学习“情与爱”的人，也可以把它看作一本与爱情主题有关的艺术鉴赏和名人格言集。
当然，此书也有不足：一是出自于东欧学者之手，说教味道在所难免。二是根据俄译本转译，语言传递上隔了一层。三是鉴于当时的出版氛围，推出的是删节本。当时的三联出版社负责人沈昌文回忆说，作为当时的出‘版者，他“既重视作者强调肉欲的论点但又不得不删去论证这论点的不少论据”，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饭碗就砸了。一旦砸了饭碗，书便随之丧失了抵达读者视野的可能。
从事文化启蒙的人有时生活得像战争中的地下工作者，这不是中国文化的专利，全世界皆然。中国文化的尴尬在于，出现在世人眼中的“新思潮”（严格说，《情爱论》离这个其实还很远），往往是打了折扣的，有时甚至会一折再折。这些，都将导致日后本土文化复兴时，众多领域出现程度不同的“缺钙”。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三联学术文库“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以出版经典学术和辞书类书籍著称的商务印书馆的招牌性丛书品牌。该丛书创牌于1950年代，从1981年到1991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分六辑，重印并新推出了学术名著近260种，是整个1980年代，对学术界整体贡献最大的一套经典丛书。
该丛书中最具普泛影响的著述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上下），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四册）、《哲学史讲演录》（四卷），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下），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鲍桑葵《美学史》，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核心选题范围，多倾向于从古代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大学术经典，这些书在各领域学者的书架上，有着不亚于工具书的重要分量。但是，由于对“名著”二字有着过于严谨和更倾向传统意义的理解，该丛书对从“二战”前后开始的众多蜚声世界的当代学术名著，包容性不强。这个问题，由于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的问世，得到了及时的弥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常被读者简称为“三联学术文库”，其所涉及学科范围之广，与“汉译世界学术文库”近似，但所收录书目多是20世纪以来的经典学术著作。
脍炙人口的有：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卡西尔《语言与神话》、萨特《存在与虚无》、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尼采《悲剧的诞生》、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等。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与三联学术文库一样，也是1980年代中期推出，持续时间则不像后者那么漫长，选题范围也更单一和集中化，个别书目还与三联的重复，但著述者的量级犹有过之，比如卡西尔的《人论》、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概念》、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波普尔《猜想与反驳》、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等。
整个1980年代的学术经典类丛书繁多，尚有以下几种具有一定影响：
1．“美学译文丛书”
李泽厚主编，较早的一套西方美学丛书，发行量很大。中国社科出版社1980年开始推出，代表书目有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乔治·罗宾·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霍埃的《批评的循环》等。
2．新知文库三联书店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几乎同时推出的一套国际32开本学术文库，影响巨大。代表书目有加缪《西西弗的神话》、马丁·布伯《我与你》、今道友信《关于爱》、约翰·希克《宗教哲学》、霍尔特胡森《里尔克》等。
3．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著名思想家、科学家、作家的大型丛书，32开本。曾计划推出百种以上。由工人出版社、中国社科出版社先后推出。实际推出六十余种。代表书目有乔治·勃兰兑斯《尼采》、克洛德·莫里亚克《普鲁斯特》、汉弗雷·卡本特《耶稣》、安东尼·肯尼《阿奎那》、H．P里克曼《狄尔泰》等。
4．猫头鹰文库上海三联书店1980年代后期推出，32开本社科名家类文丛。
代表书目有《汤因比论汤因比》《艺术与生活——莫洛亚箴言与对话集》《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集》《存在与超越——雅斯贝尔斯文集》《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掉忠夫文集》等。
此外，尚有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文化哲学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西方学术译丛”、湖南人民出版社“西方著名学人丛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比较文化丛书”等。
汤因比阿诺德·汤因比，英国人，几乎是1980年代唯一带给内地读书界巨大影响的西方史学家。，其所著《历史研究》，一度广为人知，而他另一本出自上海三联书店的小册子——《汤因比论汤因比》（1989年），则以对话体的形式通俗阐述了其学说的核心部分。汤因比的著述，内地后来还译介过他与日本佛学家池田大作探讨国际问题和人类文明走向为主的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对时弊颇多针砭，但严格说来已不是史学的范畴了。
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界以及学界的启发，是方法论上的。他极具天才地提出了一个从“共时”而非“历时”视角，来看待全世界不同类型文明的理论。在汤因比之前，无论是欧美史学界，还是中国的史学界，千百年来大都延续了一种对历史的“历时性”研究，即把主要精力用来讨论王国的兴衰，朝代的沿革，不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推动的社会制度的更替以及其间必然要发生的革命……这样一种依托于进化论的线性思维，使得人们在看待过去那些辉煌过的文明形态，尤其是辉煌过但业已消失了的文明时，只把它们置于我们今天文明来源的过程中予以审视。而汤因比认为：无论是对业已消失的文明形态，还是现在仍处于发展中的文明形态，研究者在研究时不妨平等视之，这样更便于看清既往文明中合理的一面，发现现有文明的弊端。
“共时”地去审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既符合一种多元的看待文明的态度，也是史学研究回归到了“为今天所用”的思路上。尤其是对于中国史学，司马迁的《史记》之后，很难说哪一部历史名著的作者，写作时的潜意识里没有渗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意愿（这一点到乏味之极的《资治通鉴》达到了巅峰）。汤因比理论给人的冲击，最根本的一条在于它为史学研究的目的正本清源：研究历史，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生存，而不是政治的生存。
在学说的具体内容上，汤因比的创见同样可观：他把强力型统一国家的出现，视为一种文明类型解体的象征，这是前无古人，来者也未必有多少的高论；在关于中国课题上，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文明时段：商代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5世纪），远东文明主体部分（公元5世纪至20世纪，远东文明还有日本一朝鲜分支），有其合理且以往被本土学者忽视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