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汤因比期望中的以“和谐”、“一统”为其几千年诉求的中华文明，能否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真正从自身肌体出发，为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找到新的出路，则无妨当作他对人类文明的美好祝福（类似的寄语，德语文豪黑塞也曾有过），毕竟中华文明在艰难融人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还有太多的险阻需要亲历与跨越。
最后补充一个细节。虽然汤因比的学说在中国产生效应，是在1980年代，但其名著《历史研究》的三卷节选本（全书应为十一卷）却早在1959—1964年便被陆续译介。大约其内容与当时国内的大环境隔膜，在历次历史剧变中疲于奔命的文化人们，甚少有闲暇顾及吧。这是一大遗憾，却也可说是一百多年来国外新锐学说到中国后命运的缩影。
《人·岁月·生活》在我看来，内地人在启蒙年代的阅读是由三部分构成的：一、对东西传统经典的接续；二、对曾经吸引过我们的一些国外作家、读物的翻生与详读；三、对全新的作者以及全新领域著述的吸纳。
对的译介和阅读就属于第二种情况。
第一次翻阅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是在大学图书馆落满灰尘的书架上。浅黄色的封面，多卷本，忘了是几套，总之在书架上狠狠占据了一大排。封底神秘地印着“内部交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看来像是较早的一个版本。当时读书没有留意出版日期的习惯，遇到此书的时间似乎应该是在1985年或1986年。多年以后，读到一位作家的文章，说1970年代初见过“蓝色封皮的六卷本爱伦堡”，俄苏文学翻译家蓝英年在文章里也提到1970年代的版本，也许我在大学见到的“内部出版”，是后来某个扩大发行了的“内部”版本吧。本书译者冯南江、秦顺新两位先生，在1999年正式版的“译后记”里交待，“文革”前，曾经出版过本书的前四卷，“尽管是内部发行，但它在国内读书界的影响却不胫而走”。
我最初知道爱伦堡，是因为《解冻》。教我们写作的大学老师是个很怪的北京人，原先编过辞典，对学生作业的点评莫名其妙，当时向大家盛赞的两本书，一是欧茨的《奇境》，一是爱伦堡的《解冻》。文学史评价说，后者在1950年代俄苏文学的转型期那段有一定的社会时效意义（怀疑类似国内的一些改革小说），我读了一遍，实在没留下什么有力的印象。所以读《人·岁月·生活》之初，不是因为爱伦堡的魅力，而是他写的那些人：莫迪利亚尼、叶赛宁、茨韦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布洛克、毕加索、巴别尔、别雷、德斯诺斯、纪德、海明威、爱因斯坦、马蒂斯、聂鲁达、艾吕雅……总之，关于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以及1930年代前的巴黎文艺活动，当时国内再没有一本书比《人·岁月·生活》叙述得更详尽、更直观、更激动人心。
我大学时的一个朋友甚至还为这套书写过一首诗！
关于此书，曾看过一些资料，有的说，爱伦堡是俄苏时代作家保有良知的一个代表；也有人说，作者是个喜欢在文字中修饰真相的伪君子。不过对于中国读者，只要你不用书里的材料去写俄苏文化史论文，这两种议论就暂时没有意义。《人·岁月·生活》的价值不过是一只渡船，载我们去贴近那个动荡时代里艺术大师们的呼吸而已。这种贴近在如饥似渴的1980年代，对一代文艺青年的精神构成了滋养。至于爱伦堡，只要明白一点就可以了：他不仅是一个写作的人，还曾是一位有着微妙身份的官方文化活动家。对于时代，这样的人有着自己的喜怒与好恶，也同样有着难以言说的隐痛。或许也正是这隐痛，使他在今天仅仅成为了一部著名的回忆录的作者，而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最后补充个小花絮：《人·岁月·生活》在内地正式公开出版是在1991年，花城出版社出的一个35万字的节选本，主要选定在作者对51个同时代人的回忆，印数1490册，定价7．8元。转年春天在王府井书店见到，当即买下。1999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全译修订本，近140万字，三卷本，印数6000册，定价高了十倍——88元。嫌贵，作罢。又过了五年，在天津和平路周末降价书市花15元买下。
萨特热1985年我在进入北京师范大学读中文系本科伊始，便体验到“萨特热”的热度。当时，只要是文学或文化性质的学生聚会，萨特的名字以及诸如“他人即地狱”一类的命题，会不时作为学生口头的时髦词，煞有介事地脱口而出，而且历史、外语、物理各系的学生，概莫能外。当然，时隔多年后才知道，那时正值始于1980年的中国内地“萨特热”的顶峰。
关于“萨特热”，这些年披露了一些数字上的界定：比如中国较早介绍萨特作品的时间应该推至1943年11月，当时《明日文艺》刊载了他的（当时名字译为“萨尔脱”）的短篇小说《房间》。
1947～1948年，翻译界对存在主义作品做过一些“集中介绍”。
1949年以后，商务印书馆曾推出过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徐懋庸，1964年）。．1978年，《外国文艺》发表林青翻译的《肮脏的手》。目前被看作是萨特著述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界的一个标志。而1980年，萨特逝世，学者柳鸣九应《读书》之约，撰文《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则是中国内地“萨特热”正式引爆的一个起点。转年，一本厚达562页的《萨特研究》（含文论选、文学作品选、作家批评家论萨特、关于萨特戏剧创作的文学背景资料、生平与文学创作资料、附录等几部分）的出版，把“萨特热”推向了整个知识界。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也被《外国文艺》先行刊发，几年后又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列入“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推出单行本。
这期间，诸如《厌恶及其他》《萨特戏剧集》《理智之年》《魔鬼与上帝》《存在与虚无》《文字生涯》等书的翻译出版，给整个文化界注入了持久的“萨特影响”。
凡一种人、一种学说，尤其是舶来的，能受到整个文化界、读书界的瞩目，其动因必是复杂的。比如近年有钩沉性文章提到柳鸣九当初编选《萨特研究》及之后陆续出版的若干种“法国现当代文。
学研究资料”的初衷，意在以文本说话，消解苏联日丹诺夫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艺术所持彻底否定论断在中国所起的影响，也许对当时学界、出版界和创作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来说，他们确有过这种考虑。但对于更广泛的萨特学说与作品的读者而言，许多人却可能是率先从萨特的左翼知识分子身份、学说和文学中所蕴藏的书生干预社会的激情、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轶闻乃至身后数万人自发送葬的壮观场面，来走人敏感与冷漠相间、谬误与真理参半的萨特文字世界的。
“萨特热”唤起了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行动意识。在这一热潮的背后，中国内地的人们如何理解“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究竟是不是如萨特本人所说的“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些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们对“孤独”“异化”“冷漠”“自我”“他人”这些人类生存基本元素与状况（在中国的“文革”里它们并不陌生）的重新关注和思考；重要的是大家都起来改变他（她）们所看到的自己时代的不合理……总之，“萨特热”以及萨特的学说和著述，对当时国人最现实的意义，首先是为广大内地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宣泄激情与理想的载体。至于学理上的浸润作用，可能倒还是其次的事。李泽厚就说，“萨特热所表现的不是说人们对萨特有多少真正的了解，而是由萨特传来的那点信息所造成的……‘四人帮，倒台以后，二些人又像回到五四时一样，萨特强调的一些问题，大家发生兴趣。很清楚，特别是经过十年苦难，人们要强调自己选择，强调我自己决定”。这一表述颇为精确。
“萨特热”也从微观到宏观地引发了当时内地社会的一系列争鸣：1981年出过一个引起全社会讨论的“冯大兴事件”。在今天媒体的追述中，时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四年级学习尖子的冯大兴，因凌晨人书店盗窃，与人发生肢体争斗，致一老人死亡，最终被判死刑。事后有人在冯的日记中发现了一些与萨特有关的“印记”，于是，冯大兴在被一些学校与舆论当作大学生道德品质变质的例子的同时，也被作为了被存在主义思想毒害精神的例证。萨特作品也一度与喇叭裤、熊猫镜一道，被视为“精神污染”的具体内容。1983年，中国思想界曾掀起一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大争论。萨特的学说，那时也在争鸣之列。
当年的“萨特热”究竟给后来岁月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多少遗产，暂时无从知晓。正如我们暂时无从知晓当初热衷萨特“介入文学”理念的中国作家中，有几个还能在创作中恪守一份与当年近似的热忱而又不致蜕化成激愤的“理念动物”。乌托邦的指向总是通往复杂的路径。但，也许时代会给我们遗留下一些岁月的残金？
希望如此。
马克斯·韦伯想了一下，还是觉得应该提一下马克斯·韦伯。虽然其著作在启蒙岁月里的流布，只局限于小众，但它毕竟改变了人们对“资本主义”这个词的理解。
我最早知道韦伯，是因为看到母校布告栏上的讲座题目。忘了是经济系还是法律系组织的了，总之是知道了卡尔·马克思之外，还有另一个马克斯，也跟经济有关，也研究资本主义。可因为与文学离得尚远，就没怎么特别留意。
这种求知上的“偏科”导致了一些好笑的花絮：因为没有特别关注韦伯，我过了许久才知道他的本行竟是社会学（这样一来，又跟文学多少有点关系了）；因为过于贪读自以为与文学有关的东西，反而先于韦伯的著作，去读了与韦伯齐名的德国另一位社会学家齐美尔的东西。
马克斯·韦伯，德国人，生于1864年。一生集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于一身。但研究和著述范围遍及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音乐、艺术诸学科。他是德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最重要的社科领域思想家，有人把他的学说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力与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
韦伯的生平有传奇性，几乎不逊色于尼采。他父亲是法学家，母亲是正统加尔文教派信徒，两人的趣味影响到韦伯日后的事业。
年轻时韦伯服过兵役，取得过律师开业资格，当过大学教授，一战时还曾短暂入伍，供职于后备野战医院。韦伯34～39岁出现神经衰退，一度发展到精神分裂住院，直到54岁才开始重新回到大学。
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大多数重要论著，都是在他精神患病之后开始完成的。据说中国早在1920年代，就曾翻译过韦伯的重要著作《经济史一社会一经济通史纲要》，当时译做《社会经济史》。此书1981年以《世界经济通史》的书名，在上海出版；他的《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一一对大学生的两篇演讲》中译本，则在1988年由北京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推出。
不过整个启蒙年代中，韦伯对内地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仍属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的一些著名论述和理念，如对“资本一资本主义一资本主义精神”这三个关联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辨别区分；“资本主义”不止作为经济、政治上的分类，更是一种整体性的文明；勤勉刻苦、创造财富不仅仅是人们追求物欲的体现，同时也是人们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恩宠的手段，它构成了一种严谨，甚至带有神圣意味的“资本主义精神”；宗教伦理中的禁欲观念在资本主义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它在“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扮演的角色；资本主义在许多时候是一种理性的对人类非理性欲望的抑制……这些都给人带来耳目一新之感。而此前，绝大多数的内地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思考，可以说还局限在技术和道德层面，而忽略了物欲社会中的理性与宗教因素在其日常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更很少站到研究社会和文化的中性立场来考察它。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阐发的理论固然令人耳目一新，实质上，仍是一种基于唯心观念作为平台的思考。不过，这样的评价，本身就犯了一种先人之见的错误：重复了内地半个多世纪来“唯物优于唯心”的老生常谈，以捍卫唯物观的圣洁外表，对思想进行武断、粗暴的宪兵式干预。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低下、反唯物的思维方式，所以在当时，并没引起太多读者的共鸣。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只反映了韦伯学说中“宗教社会学”这一分支里非常重要却终归有限的一个部分，这一切随着日后他的《儒教与道教》《经济与社会》等作品的翻译，将不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新》只是为韦伯学说在内地知识界的普及，打开了一扇窗子，其作用与弗洛伊德、萨特、尼采等人学说的流行相仿，既充填了当时人们文化上的无知与空白，也冲淡了笼罩内地人们已三十多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当代内地出版史上，一共出现过两种冠以“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名称的丛书。一套是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80年代前期联合推出的，另一套则是两社1998年以后重新调整书目和书名后再版的。本书所说的，是前一套。
1980年代版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各册的封面风格一致，都是用一个上圆下方的四角线框来框住书名，色彩清淡，给以有象征意味的简约图案。印象中，这套书好像绵延了十多年，一直出到1990年代初，不知有没有出到它计划中的200种。该书系总体上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对那套始于1970年代中期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在当代部分的延续与扩大化，同时，也构成了对1980年开始的那套“外国文艺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衔接。虽然本丛书推出后，上述那两种丛书中仍不时有少量选题被推出。
从1983或1984年开始，“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承担并行使了向国内读者推介20世纪外国文学（不包括诗歌）的主体职能。
它以及漓江出版社稍后一两年推出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构成了此后十多年间，国内20世纪外国文学译介的一条中轴线，尤为难得的是，译者多为当时翻译界权威与资深名家，译本水准之精，有许多堪称“后无来者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