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大胆实践、大胆探索，不断丰富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容，尤其是提出了“两个务必”思想。这一时期，党的作风建设获得了新发展，许多经验和做法给今天党的作风建设带来了新启示。
一、西柏坡时期党的作风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历史充分证明，执政党的党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从中国共产党90多年发展历程来看，西柏坡时期和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一样，是党的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也是党的自身建设，包括作风建设较为成功的时期。
1.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根基，就会有什么样的作风表现。古人强调“修身正己”“志正则众邪不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作风建设，一直把作风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特别是毛泽东很好地解决了着重从思想上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可以说，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所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西柏坡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坚持和发展。
第一，把思想建设放在执政党建设的首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一条基本经验，就是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注重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依然沿用这一思路。特别是在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之际，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适时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多个方面提出了执政党建设问题，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同时，他告诫全党，必须预防因为胜利党内可能生长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和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针对这“四种情绪”，提出要坚持“两个务必”，防止“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时期仍然把思想建设放在执政党建设的首位。
第二，通过整党解决思想作风不纯问题。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革命队伍越来越壮大，党员数量猛增。1945年4月党员人数只有121万，1947年12月就达到了270万，其中农村党员占了很大比例。由于党员发展速度较快，导致党员队伍出现了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土改中很快暴露出来。如一些地富分子混进党内，把持了一部分农村基层党、政和群众团体组织；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地主富农思想影响，贯彻土改政策不力，特别是一些干部在作风上存在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作风，甚至有的干部利用职权多分多占胜利果实，假公济私，严重脱离农村群众。这些问题的存在有着较为深刻的思想原因，不但直接影响了农村土改工作，更影响了支前工作的开展。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我们党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决定，在解放区结合土改进行整党。
一是明确整党的内容。通过“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体来讲，查阶级、整顿组织，主要是将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流氓分子、特务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及蜕化变质分子等清查出来，目的是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查思想、整顿思想，主要是批评和肃清党员中的地主、富农思想以及背离党的路线的其他错误思想。查作风、整顿作风，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形式主义及部队中军阀主义等不良风气，树立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作风。整党的基本方针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二是抓住整党的重点。整党的重点是农村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这是因为，自抗战胜利以来，党员人数猛增，党的组织获得较大发展，到1947年党员人数就达到了270万名，其中新党员的人数占了一半以上，新党员中农民党员又占了相当大比例。因此，就有一个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是否相匹配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战争和土改激烈进行的条件下，一些党组织，特别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环节”。基于此，党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并确定了整党的重点。
三是讲究整党的方法。首先，开门整党，这是这次整党的基本方法。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老区与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出整党的方法是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党的支部，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干部的成分和作风，也就是学习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其次，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即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制定不同政策，绝不搞“一刀切”。1948年5月25日，党中央指示：“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比如，在老区，由于阶级关系比较清楚，整党侧重于查思想、查作风，清洗变质分子；在半老区，封建制度尚有残余，阶级关系比较模糊，整党侧重于查阶级，解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在新区，由于党的工作刚刚开展，不具备整党条件，因此暂不进行整党，此阶段主要工作是改进作风，深入群众，加强纪律，待条件具备后再进行整党。再比如，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整党也各有侧重。领导干部侧重于查工作，以提高思想，弄通政策，改进工作；一般党员以教育和提高觉悟为主。最后，整党与建党相结合。土改整党紧紧抓住提高思想，改进作风的中心环节，把整党和建党紧密结合起来。在整党过程中，党中央思路明晰，其指导思想是“领导机关所要注意的，不应该是很多很重地处分党员，而应该是发扬民主，正确利用批评自我批评武器来达到原则上的分清是非，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领导作风的目的。”
四是突出整党的特点。这次整党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央领导亲自指挥、领导了这次整党运动。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提出结合土改和依靠群众整党的正确方针，并亲自深入实际总结出“平山县整党经验”。所谓“平山县整党经验”就是把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采取邀请党外群众列席党的会议，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经验。刘少奇向毛泽东推荐了这一经验，被毛泽东肯定为“平山经验”，周恩来也称这一经验是最健全的整党方法，“应为各地所取法”。不久，毛泽东在制定《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的文件中吸取了平山经验，并于1949年l月27日致刘少奇电中指出：“少奇同志：子养电关于党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意见极好，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不日转发各地照做。”二是具备整党条件的基层党组织率先行动。毛主席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了开展土地改革地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在上述三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当进行土地改革。在这类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工作和支援前线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对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是十分慎重的。而且，为了搞好这次整党运动，从1947年底至1948年初，在具备了整党条件的农村基层组织开始了普遍整党运动，各解放区也相继派出工作团，深入基层领导整党。
五是保证整党的效果。1947年至1948年的土改整党取得了巨大成效。通过整党，在思想上，肃清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组织上，使党的基层组织掌握在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手中；在作风上，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得到有效的纠正，改变了党群关系，使解放区的广大农民得以充分发动起来。他们踊跃参军参战，从人力、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前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全党全军团结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使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执行着我党中央所规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胜利地进行着人民的解放战争。”这次整党，从l947年冬开始，到1949年春，约一年半时间，基本完成了整党任务。历史证明，这次整党，为争取土地改革深入开展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保证，同时也为新中国建立及建国以来党的建设尤其是作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地分析敌情、我情、友情，适时作出战略决战的决策；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对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建设新中国的路线方针政策。比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即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果断决定胜利之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据此，实事求是地选择了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问题上，实事求是地制定了一系列建设新中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既是我们党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关键，也是我们党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关键。
2.加强党的学风建设，把勤奋学习作为成事之基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一条基本经验：非学无以立党兴党，非学无以治国安邦，树立正确的学风至关重要。所以，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虽然是十七届四中全会才明确提出的，但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前，加强学习、端正学风却是我们党一直大力倡导的，尤其是西柏坡时期，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全党兴起了学习新高潮。当时新高潮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面临“三个转变”，即实现党的历史方位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变；革命性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要想成功实现这“三个转变”，首先，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下的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其次，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同时还要科学回答“怎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这样一个历史性课题，这些都有赖于学习。只有把不懂的弄懂，不会的学会，由外行变内行，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好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第一，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对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有过论述。毛泽东指出：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刘少奇认为：“要提高理论水平，要熟悉马列主义，特别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是增强全党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前提条件。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对全党学习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善于学习的任务，大力提倡干部要读马列著作。1949年，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中央决定干部要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等12本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在这12本书的目录前面还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给七届二中全会。这就是由毛泽东命名的《干部必读》12本书。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干部提出了“在三年之内要看一遍到两遍”的具体要求。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的领导干部学习的重视程度。这12本书，在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硬性规定，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在读懂、读通马列原著，吃透马列原著精髓上下了功夫，从而对党的干部教育和实际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吸取的重要经验。
第二，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总路线、总政策，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制定具体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做了较为充分地阐述。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又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路线具体化，提出了三大经济纲领，制定和阐发了西柏坡时期的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任务、对象、目的。毛泽东之所以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作为全党学习的重点内容，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作为全党学习和干部教育、训练的基本内容，是因为这些总政策、总路线是对中国共产党各项具体方针政策的系统概括和精心阐发。正是基于此，毛泽东指出：“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