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陈独秀、周作人一样，觉得中国人必须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必须对自身有一个大的否定。但他又比陈独秀、周作人等更彻底，更强烈。其所以更彻底，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思想层面上，他发现中国人的罪，是四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罪。这种罪，不是一般的罪，而是大罪，是“吃人”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独特的发现，就是他发现了故国文化传统犯有“吃人罪”，所谓固有中国旧文明，不过是“吃人的筵席”。他把传统的罪判为吃人罪，这是一个极端本质化的表述，但也只有本质化的表述，才具有彻底性：毫无妥协的余地。其次，鲁迅不仅确认祖辈文化、父辈文化有大罪，而且确认承袭祖辈、父辈文化的自我也有罪。父辈吃人，我也参与吃人，我是吃人群体的共谋，吃人宴席的食客之一。这就是说，四千年吃人的罪过，不仅是他人之罪，也是自我之罪。
这种忏悔意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表现得十分强烈。这篇小说，一方面悟到民族集体乃是“食人的民族”，父辈文化已有“四千年吃人履历”，这是民族的共同犯罪。四千年的写满仁义道德的文化所反映的正是一种共犯结构。另一方面则悟到作为个体，“我亦吃人”，即我也进入吃人的共犯结构之中。《狂人日记》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意识到中国的失败、耻辱是中国人自身的罪孽，这是从梁启超到陈独秀这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自觉，而发现传统有吃人的大罪和我亦犯有吃人之罪，却属于鲁迅。如果把“传统吃人”称做第一命题，“我亦吃人”称做第二命题，那么，第二命题的提出则更为重要。第一命题归根到底只是要求父辈文化承担罪责，而第二命题则是个体直接承担罪责。真正的忏悔意识正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
弗洛伊德把文学的发生称为“性发动”，把性压抑视为第一动力源。如果我们也采用文学发生学的语言来表述，那么，也可以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是“良知压抑”的结果，它的发动乃是“良知的发动”。具体地说，就是作家的良知意识到“我亦吃人”并启蒙民众也意识到“我亦吃人”。鲁迅正是在这个向度上表现出忏悔意识。
首先是在启蒙的层面上，鲁迅通过小说启示中国人：我生活在共犯结构之中，既被吃，也吃人。被吃的没有丝毫自我的意识，“我亦吃人”的也乐在其中。这就是集体无意识。所谓启蒙就是道破这种浑浑噩噩的“集体无意识”。以《祝福》为例，祥林嫂的悲剧并不是鲁四老爷这种个别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坏人所造成的。在祥林嫂死了第一个丈夫之后，鲁四老爷收留她做女工，并使她的“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当祥林嫂被迫再嫁又再度失去丈夫和孩子之后，她便成了“不祥之物”，鲁四老爷的妻子开始厌恶她。而使祥林嫂精神崩溃的是一个也在鲁四老爷家做短工的女人柳妈——“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只肯洗器皿。”正是这个女人告诉祥林嫂：“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还建议祥林嫂到土地庙去捐一条门槛，当做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一世的罪名。这个柳妈，并不是坏女人、恶女人，而是“善女人”，然而，这个善女人负载着传统文化的观念，血液里流动着祖先的基因，因此，她在无意识中就参与了对祥林嫂的摧残与谋杀。
祥林嫂的死，不是几个坏人或阶级敌人行为的结果，而是整个社会关系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负面作用的结果。鲁迅想唤起的正是这种意识：造成祥林嫂死亡的凶手，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她周围的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在《药》里，读者也许能感悟到，造成革命者夏瑜死亡的悲剧，也并不是几个反动人物和刽子手，它还包括像华老栓这种吃人血馒头的人。革命者夏瑜为民众的利益奋斗牺牲，而民众却只是戏剧的看客和等待吃人血馒头的人群，这些人群实际上是刽子手的共谋。中国人中最老实、最本分的华老栓，他一面被吃，被压迫被剥削，贫穷得连给得了肺痨病的儿子华小栓治病的钱都没有，另一面又去买“人血馒头”，吃“人血馒头”，参与到“吃烈士”的行列中。吃烈士，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指烈士的牺牲成为他人卑微乃至卑鄙人生的得益物。中国的历史有无数吃烈士的例子，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形式都在吃烈士，吃人血馒头。鲁迅的《药》所写的是吃辛亥革命烈士的血的故事，当时在民国当大官、小官和各种获利者都吃了秋瑾等烈士的血。周作人在1925年所写的杂文《吃烈士》，揭露的便是从上到下吃“五卅”运动烈士血的丑恶。他说：
这些烈士的遗骸当然是都埋葬了，有亲眼见过出丧的人可以为凭，但又有人很有理由地怀疑，以为这恐怕全已被人偷吃了。据说这吃的有两种方法，一曰大嚼，一曰小吃。大嚼是整个的吞，其功效则加官进禄，牛羊繁殖，田地开拓，有此洪福者闻不过一二武士，所吞约占十分七八。下余一两个的烈士供大众知味者之分尝，那些小吃者多不过肘臂，少则一指一甲之微，其利益亦不厚，仅能多卖几顶五卅纱秋，几双五卅弓鞋，或者墙上多标几次字号，博得蝇头之名利而已。呜呼，烈士殉国，于委蜕更有何留恋，苟有利于国人，当不惜举以遗之耳。然则国人此举既得烈士之心，又能废物利用，殊无可以非议之处，而且顺应潮流，改良吃法，尤为可喜，西人尝称中国人为精于吃食的国民，至有道理。我自愧无能，不得染指，但开“吃烈士”一语觉得很有趣味，故作此小文以申论之。见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卷》，第515页。
周作人这里所揭示的烈士死后，上则可加官进禄，下则可买几顶纱秋、几双五卅弓鞋的现象，的确是麻木不仁的参与“吃烈士”的病态现象，然而，中国人一直处于这种“麻木不仁”之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启蒙一番之后，声明吃烈士与自己无关：“我自愧无能，不得染指”。周作人当然没有直接染指五卅烈士的血，这是不用怀疑的。然而，同样也很干净的鲁迅，却从不做这种声明。相反，他一再声明自己也进入吃人的行列，把自我纳入否定与谴责之中。这是鲁迅与周作人的最根本区别。鲁迅的彻底之处与伟大之处也正是在这点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一再声明：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31页。
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鲁迅：《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54页。
承认自己是吃人者的共谋，这是鲁迅伟大精神的所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这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鲁迅比当时所有的传统文化的批判者都更加彻底，就在于他不仅直面传统，也直面自身。他确认自己是传统的批判者，但又承认自己是传统的一部分，传统文化中的毒气和鬼气就在自己身上。鲁迅的散文是最有深度的散文，这与他的散文事实上是灵魂的张力场有关：散文的主体一面是灵魂的审判者，一面又是犯人，即一面是传统的法官，一面又是传统的共谋者。他后来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透露了这种灵魂的张力：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是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是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七卷，第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自觉接受既是审判者又是犯人的双重身份，不仅使鲁迅赢得审判的资格而且使审判获得彻底性，深度就在彻底性之中。当代一些作家在声明自己“永不忏悔”的时候，就是拒绝承认这种双重身份，拒绝承认自己也是犯人。这种拒绝的结果是他们无法叩问被审判对象蕴涵于自己身上的那些最隐秘的部分，这些部分往往不是表现为文化表层的政治文化，而是表现为人性，表现为灵魂。
在鲁迅研究中，对于鲁迅揭示的“吃人”的命题，阐述得非常充分，而对“我亦吃人”这一命题，则未充分地挖掘其内涵。直到汪晖发表《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性认同》才在论述鲁迅精神结构中的两大悖论式的主题（批判主题与认知主题）时指出这是鲁迅精神的根本特点。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