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姆的视域中，诗歌的影响即诗歌的误读，因而一部诗歌的影响史即是一部诗歌的误读史。他从受前代诗人影响的现代强者诗人中得出结论：“诗的影响——当它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显然，布鲁姆的研究重心仍然没有放过影响这一传统话题，然而他的出发点和得出的结论与传统影响研究迥异。在传统影响研究看来，前辈诗人处于中心地位，以知识导师的地位对后来者施加影响，使后来者处于附庸地位，后来者只能被动地跟随其后，听从其摆布，后来者的知识范畴走不出前人的阴影。布鲁姆则将主动权交给了迟来的诗人，认为整个文学史是由后来者的误读、修正构成的，是迟到者支配了前代诗人。在名为“阿·波弗里达斯”的修正比中，布鲁姆说：“……我们又一次来到了迟来的诗人被前驱光辉所淹没的学徒期而后他的诗才借助于修正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但是，这首诗现在是被认作向前躯敞开的(而过去它确曾是敞开过的)，并且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效果：新诗成就使前驱诗在我们眼中，仿佛不是前驱者在写，倒是迟来的诗人自己写出了前驱诗人那颇具特色的作品。”
诗歌的误读来自于阅读对原初意义的不可还原性，阅读是一种延迟的、几乎不可能的行为，阅读即是误读。与克里斯蒂娃用文本间性消解主体间性不同，布鲁姆依然坚持主体的存在，他的互文性是基于人这个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影响而造成的，他所阐释的影响的焦虑就是从心理层面对互文性进行的诠释。通过主体间影响的必然存在，布鲁姆将文本的主体归咎为互文性。为此，他将主体间的影响过渡到了文本的互文性：“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如果对这段话作精要的概括，那就是误读即互文性。在《影响的焦虑》第五章“‘阿斯克西斯’或净化和唯我主义”中，布鲁姆再一次强调误读即互文性的观点：每一首诗不仅仅是对另一首诗的回避，而且也是对这首诗本身的回避。换句话说，每一首诗都是对它曾经有可能成为的另一首诗的误译。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实际上是在心理层面上给互文性提出了依据。
为了证明影响的无处不在及由此引起的焦虑不安，布鲁姆援引了王尔德、马尔罗、约翰逊、歌德、雪莱等人的言辞来论证，焦虑是包括诗人在内的作家群体的集体症候。我们有必要对布鲁姆的援引加以回顾：
王尔德在其《W·H·先生画像》中感叹：“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形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每一位门徒都会从大师身上拿走一点东西。”
影响无处不在。艺术家马尔罗(Malraux)说：“每一个年轻人的心都是一块墓地，上边铭刻着一千位已故艺术家的姓名。但其中有正式户口的仅仅是少数强有力的而且往往是水火不容的鬼魂。”他又接着说：“诗人总是被一个声音所困扰，他的一切诗句必须与这个声音协调。”诗人约翰逊也曾说过：“由于上一位统治者的政绩，王子的治国之责被加重了。”他还说：“一个著名的作家的后来者面临着同样的困难。”相似的体验出现在以下人物中。歌德曾对爱克曼(Eckermann)说过一段话：“人们总是谈论独创性，但独创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从我们呱呱堕地时起，世界就开始对我们施加影响，这影响一直持续到我们生命的终止。试问：除了精力、魄力和意志外，还有什么可以被称作我们自身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诗人都要受制于人，受制于生活于他所处的时代的前驱。雪莱说：“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受到自然的和艺术的一切客体的影响和改变，受到一切他允许作用于他自己的意识的语词和暗示的影响和改变。”，第110页。
在《对抗：修正理论与批评的个性》一文中，布鲁姆指出最强有力的文本是爱默生的《论无助》，他引用了他迷恋的诗人爱默生的两段阔论：“我们总不能永远对几篇经文、几篇传记顶那么高的价。我们就像死记硬背老奶奶、家庭教师的语句的小孩子，等长大以后，又死记硬背他们碰巧看到的有才气、有个性的人们的语句——不辞辛苦地回忆人家说过的原话……”布鲁姆引用这段话表明我们从出生起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受他人的影响而生活着的，而等到我们能够从他人意识中独立出来，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我们又将对他人实施影响，影响于是便陷入代代相替的循环之中。
《影响的焦虑》是布鲁姆的名著，讲的是诗的影响的理论，也就是诗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在绪论中，布鲁姆反复强调他的对象即诗人中的强者：“本书的着眼点仅限于诗人中的强者。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并进而提出强者诗人生命循环的六种修正比。布鲁姆说这六种修正比可以用其他名称命名，也可以更多，只是他认为这六种是必需的，即“克里纳门”(Clinamen)、“苔瑟拉”(Tessera)、“克诺西斯”(Kenosis)、“魔鬼化”(Daemonization)、“阿斯克西斯”(Askesis)、“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这六种名称晦涩难懂。布鲁姆有意为之，他从故纸堆里挖掘出许多艰涩难懂的术语，行文以晦涩著名，布鲁姆意在以此取胜。但为了便于理解，他还是对它们作了注解，它们分别与诗的误读、续完和对偶、重复和不连续、逆崇高、净化和唯我主义、死者的回归相对应。在这六种类型中凝聚了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的交融，它们的实质接触到了互文性的心理学内涵。
布鲁姆认为死了的强者诗人还会回归，回归在诗歌里、生活里，并能够对现存的诗人造成阴影，产生影响。他反复强调他的研究对象是势均力敌的强者之间的斗争，一如强大起来的儿子与强者父亲之间的斗争，可以联想拉伊俄斯和俄狄浦斯在十字路口狭路相逢情景，二者凭着自己的强势力量而彼此不让，从而剑拔弩张。类似的经历还存在于古希腊亚历山大王身上。国内学者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就援引了这个例子。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国外打胜仗的消息，就会闷闷不乐，生怕全世界都给他父亲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没有了用武之地。钱先生由亚历山大王的焦虑症引出他对宋诗的看法，认为紧跟着唐这个伟大的诗歌时代之后的宋诗也必然面临这种精神上的不安，继承前人已经困难，要想超越谈何容易，在守成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疆界，便颇费功力。前代伟大的诗人与后代诗人之间的关系恰似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儿子有着弑父娶母的原始冲动，这种主体间的关系体现在文本上便是后文本对前文本的借用、破坏、僭越与重构。
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引用了史蒂文斯的一段话来反证影响的无处不在及其对作者造成的不安：“我非常同情你对我这方面的任何影响之否认。提起这类事总会使我感到刺耳。因为，就我本人而言，我从来没有感到曾经受到过任何人的影响；何况我总是有意识地不去阅读被人们拱若泰斗者如艾略特和庞德的作品——目的就是不想从他们的作品里吸收任何东西，哪怕是无意中吸收。可是，总是有那么一些批评家，闲了没事干就千方百计地把读到的作品进行解剖分析，一定要找到其中对他人作品的呼应、摹仿和受他人影响的地方。似乎世界上就找不到一个独立存在的人，似乎每一个人都是别的许多人的化合物。”这段话摘自诗人史蒂文斯给诗人理查德·埃伯哈特的信，这种猛烈抨击诗的影响的观点已经在诗人史蒂文斯及理查德·埃伯哈特之间达成共识，他们反感批评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找其他作品的影子，认为根本不存在诗的影响。布鲁姆回击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否认诗的影响的观点，恰恰证明了诗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忧郁症或焦虑原则。与以往影响/独创二元对立观不同，布鲁姆消解了影响与独创之间的尖锐对立，他认为诗的影响并不一定会影响诗人的独创力；相反，诗的影响往往使诗人更加富有独创精神。这就要从诗的影响这一关键词本身入手了解布鲁姆所赋予它的含义。在布鲁姆看来，诗的影响就是诗的误读，他反复强调的一点是：“诗的影响——在本文中我将更多地称之为‘诗的有意误读’(misprision)——必须是对作为诗人的生命循环的研究。”
布鲁姆说：“诗的影响——当它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这既是从心理层面又是从文学的历史性来强调互文性，从误读中可以看出文学的线性历史性，在时间的长河中经由一系列的误读，不断地对旧有文学传统进行修补与更新。文学的这种时间感同样出现在罗兰·巴特的《批评文集》中，他将文学比喻为一条大船，在海上航行了上千年，经历无数次修补、加固，以至于船体内外没剩下任何原装部件。这是一种将变换寓于时间性的做法，不但表明了文学的历代变更，还透露了文学是一种不断修补的复合体的理念。历史性构成了文学层面的线性互文，这种线性互文类似于我们以往所说的影响研究，这种研究的模式来源于自然科学实证主义。
要之，布鲁姆正是通过对强者诗人的心理机制的考察，提出了本源意义上诗歌是不存在的，现有诗歌只能是对已然存在的诗歌的拼接，所有文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互文的大网之中。然而，他的互文性与克里斯蒂娃、德里达、保罗·德曼的互文性不同，他将互文性引入作家心理层面，在这个层面云集了多方力量，前辈诗人与后辈诗人为了各自的不朽展开殊死的较量。阅读生来就是误读，创作历来就是互文性，诗歌如此，其他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对于解构主义来说，生产就意味着接受影响及在影响基础上的模仿、抄袭。罗兰·巴特说：“……人们抄袭一个角色，然后通过一种换喻来抄袭一种艺术。我在复制我很想成为的那个人的同时，我开始生产。这第一种愿望(我希望，我全力以赴)为一种神秘的幻觉系统奠定了基础，该系统一代又一代地继续存在，而且经常独立于所热爱的作者的作品。”［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自述》，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57页。这似乎表明了写作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于巴特而言，模仿纪德就是他创作的开始。为此，他坦言：“纪德式的渊源(abgrund)，即纪德式的持久性，还在我的大脑中形成了一种顽固的麇集。纪德是我的原始语言，是我的原始起点(ursuppe)，是我的文学饭汤。”除了纪德外，巴特在尼采的影响下的创作直接体现在其作品的题目上，从巴特的《作者之死》、《罗兰·巴特自述》、《文之悦》，读者可以发现尼采的《上帝之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快乐哲学》影子的投射，而《S/Z》的写作方式与尼采的《苏鲁支语录》有着共同的片段式钟爱。但是，布鲁姆并不排除独创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天赋较逊者把前人理想化，而具有较丰富想象力者则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除了布鲁姆外，保罗·德·曼(Paul De Man)、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的某些思想也体现了互文性向解构主义嬗变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