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报》的主笔潘达微是广州地面上受人尊敬的社会贤达，历任地方长官督抚道台们履新时，都有拜望本乡着名乡绅的规矩，潘达微总是有这份殊荣的。
黄兴指示徐宗汉请他出面来料理烈士的后事，当然是找对人了，他有面子，连官府也会让他三分。
潘达微带着徐宗汉、黄扶庸首先来到广仁善堂，这是一家有名的慈善机构。
善董徐树堂接待了他们。
潘达微说：“在下潘达微来打扰徐善董了。”
徐树堂说：“快请坐，我久仰大名，你是为民请命的主笔呀。”
潘达微说：“烈士们暴尸街头，我不敢坐。”
善董徐树堂道：“先生是为掩埋这些人而来？”
徐宗汉说：“请善堂做善事。”
徐树堂十分为难：“这个……”
潘达微说：“你知道这些捐躯者都是什么人吗？他们是孙中山先生的门徒，都是立志报国的义士。他们为国捐躯，真诚为民谋福，他们和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我们怎能忍心把他们草草埋葬呢？”他说得声泪俱下，老泪纵横。
徐宗汉告诉他，方便医院总理陈惠普先生已经答应出资买棺材了，现请广仁善堂能成全。
徐树堂很受感动，他说：“我也顾不了官府说三道四了，这样吧，我把城东红花冈一段地拨给你，作为七十二烈士的墓地。”
潘达微跪了下去，徐宗汉和黄扶庸也跪了下去。潘达微说：“我替七十二烈士的亡灵谢谢广仁善堂，谢谢徐善董。”
徐树堂双手扶起潘老先生，说：“你们真是感天地泣鬼神啊。”
烈士们下葬那天，潘达微先生动员了几个慈善堂的人出面，将烈士一个个盛殓起来，有的烈士几个人捆在一起，需用铁锯把铁链子锯开。
那是个阴云低垂的日子，下葬工作进行了5个小时，徐宗汉和黄扶庸一直在场，为每位烈士洗去污血，她们的泪水都哭干了。
在微风中，潘达微举目四望，对红花冈一带的地势很满意，他说：“这些仁人志士，个个都是傲霜的菊花，高贵而崇高，红花冈莫不如改叫黄花冈，岂不更好！”
黄花冈的名字就这样与烈士们一样不朽了。
埋葬了烈士，黄扶庸到香港总部告了假，坐船到汕头，再取陆路北行，她要到林觉民的老家福建闽侯县去了却她的、也是林觉民的最后一个心愿。
林觉民的家在闽侯县的城郊，周围全是甘蔗林和荔枝树，此时正是荔枝压满枝头红得诱人的季节，乡村里好静。黄扶庸走着、思忖着、想像着林觉民曾经怎样生活在这安静的小城，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仿佛有感情。
黄扶庸一路打听着，来到林宅门外。
她正犹豫着，听院里有人说话，她站在院外听着。
一个老女人的声音：“你都快生了，觉民还不回来。”
回答的显然是林觉民的妻子陈意映：“妈，他把儿子的名字都起好了，叫继志，他说他无论走得多远，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儿子降生时的啼哭声他都能听见。”
娘的声音：“你呀，你就宠着他满天飞吧，扔下你守空房。”
陈意映的声音：“他会回来的，他说，等孩子降生了，他来接我们娘俩……”
黄扶庸在门外听得泪洒衣襟，她实在没有勇气进去了，她掏出林觉民的遗书，又往信封里塞了一沓钱，把遗书从大门底下塞了进去，然后悄然离去。
她想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可这口气怎么也吐不出来，她反而更惆怅了。
在香港养伤的黄兴心情更为沉重，他的伤其实在心上，徐宗汉清清楚楚。
这天，胡汉民、赵声，还有挎着打了石膏上了绷带的胳膊的朱执信来看黄兴了，徐宗汉热情端茶倒水招呼客人。
黄兴一语不发闷坐窗前，见众人进来也不打招呼。胡汉民问：“手上的伤怎么样了？可要及时换药，别感染了。”
“我伤及二指算什么？”黄兴一甩手，竟大吼起来，“可七十二烈士却以身殉国了！我对不起他们啊！”说到这里又泪出痛肠了。胡汉民安慰道：“他们的血不白流，广州百姓都同情我们，黄花冈烈士下葬那天，人山人海，去送葬的人们都自动胸佩白花，连清兵也没敢管，这就是民心！”
徐宗汉说：“中山先生电报里不是说了吗？不要灰心，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黑暗一过，曙光就到了。”
胡汉民又说：“七十二烈士也激励了各地的同志，武汉共进会和文学社已经联合起来，居正来信说，他们接着干。”
黄兴长叹一声：“我还用得着你们安慰吗？我只是心里难过，愧对英烈。我已经想好了，我要亲手去暗杀张鸣岐、凤山、李准，为烈士报仇雪恨。”
胡汉民有些诧异，黄兴和中山先生历来都是不主张暗杀的呀。
“你们不要劝我，不愿干的可以走开。”他说，“我要组织暗杀团，我当团长。”他转对胡汉民，“你给中山先生发报，让他迅速募集两万美金邮给我。”
胡汉民不愿这时伤他心，勉强说：“好吧。”
孙中山接到胡汉民的电报时正在美国的旧金山。他本想发封电报指正黄兴，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黄花冈之败，对黄兴的打击太大了，他有些心理失衡，这当然在所难免。可是作为个指挥者，却必须排除感情因素的干扰才行，他怎么也想组织暗杀团了？
但孙中山这时不能伤害他，他还是尽量想满足他的要求，为他筹款。
孙中山把冯自由找到他下榻的致公堂的二楼上，对他分析了时局。孙中山认为这次广州起义，其英勇、壮烈的程度是空前的，已经起到了号角的作用，为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做出了榜样，他认为更大的高潮会马上到来。
这些天，孙中山深入做洪门的工作，甚至成功地使旧金山的致公堂与同盟会实行了联合，并将联合的消息登在了《大同日报》上。
冯自由是在温哥华看到的报纸，他现在是温哥华分会的负责人。
孙中山说：“这样一来，在我提议下已设立了洪门筹饷局。”他在沙加免度、汪古鲁等地，讲了几场三民主义，座无虚席，看来三民主义越来越得人心了。
冯自由问：“邓泽如那里怎么样？”
孙中山说：“我已嘱他努力筹划，预备下一次更大的起义。广州起义，尽管我们损失了大批英杰，可影响播于海外，效果不可胜量。”
这时朱卓文送来一封信，对孙中山说，是他夫人从槟榔屿寄来的，先寄到芝加哥，又转到洛杉矶，耽搁太久了。
孙中山拿过信皮磨损的信反复看了一会儿，放到桌上，用手盖住，叹了口气。
冯自由问：“怎么不拆？”
孙中山说：“我常常是没有勇气拆家书，一见有家书到，心里就难过。”
冯自由说：“先生四海奔波，苦了家里人了。”
孙中山明白，有了难处，卢慕贞从来不说，每封家书总是报平安，他总是从字缝里看出她的艰难。有一段时间，是南洋支部每月送去100元生活费，有时经费不足，送的不及时，卢慕贞也不要，她包揽洗衣服的活，连孩子也成了帮工，学业都荒疏了，这是令孙中山最难过的。
冯自由说：“我给邓泽如写封信，不能让先生有后顾之忧啊。”
“你不要多事。”孙中山说，“我相信我的夫人，她是个可以守寒窑守上一世而无半句怨言的人。”
冯自由也为之叹息。他问：“听说上海中部同盟会支部也建立了？”
“是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在主持，他们已陆续在长江流域两湖、川皖赣各省建立了分会，势同燎原之火，我看，革命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冯自由笑道：“我从没见先生气馁过。依先生看，距革命成功还有多久？”
“我不是算命先生。”孙中山说，“可我是革命的预言家，我可以告诉你，寒冬已尽，就要听到隆隆的春雷声了。”
一艘轮船刚刚靠上旧金山港码头，在闹闹嚷嚷的人群中，孙中山出现了，他是来接儿子的，他在张望。
19岁的儿子孙科下了轮船，见到孙中山说：“我没想到爸爸会亲自来接我。”
孙中山替他提了一件小行李，问：“为什么？”
孙科笑而不答。
“因为你爸爸是个海内外知名的大人物，是不是？傻小子，再大的人物也是有亲情、讲究父子情的。没听说吗？居家为父子，公事当别论嘛！”
孙科望着父亲笑了。
父子二人雇了一辆马车进城。
“考加州大学有没有把握？”孙中山问。
孙科说：“考取没什么困难。我想学城市建设，经济类，你赞成吗？”
孙中山说：“到你成才的时候，该是建设的时候了，我赞成，你好好温习一下功课吧。”
孙科问：“我在檀香山《自由新报》、《大声周报》上发表的文章，你都看了吗？”
孙中山说：“理论成分过大，给华侨看的文章，不必谈深奥的理论，只谈满清压迫我们，就行了。你写的《扬州十日》、《文字狱》就很好，这是揭露满清罪行的，浅显易懂，不懂历史的人一看就明白了。”
孙科点点头。
孙中山更关心他在读什么书。
孙科道：“你上个月给我寄的还没来得及看，我刚看完《读通鉴论》、《达尔文游记》，我一看了你开来的书目就发晕，我跟不上你的节奏。”
孙中山告诫他，在大学的头两年，要坚持广泛地读，不要凭兴趣光看文学着作，要多读社会科学的书。加州大学入学考试要求懂得法文、德文、拉丁文和希腊文，难度是很大的，必须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孙科说他前三种可以过关，希腊文要加劲。
孙中山问：“给你妈妈写信了吗？”
孙科说：“太忙，几个月一封吧。”
孙中山不悦地说：“我不比你忙？我一个星期要给你母亲写一封信，这对她是个安慰，你不当父母，不知父母的心情，我们中国人讲这个，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当然现在打破了。
可亲情是永远打不破的。”
孙科说：“我以后一定常写信给妈妈。”
马车已经驶上了陡峭的上坡，正向城市的制高点攀登，孙中山指着山顶一座豪华的宾馆说：“看见了吗？那是闻名于世的弗尔芒特旅馆。”
孙科仰望着那恢宏不俗的建筑，点点头。弗尔芒特太有名了。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使这座城市变成了一片瓦砾堆，惟一丝毫未损依然屹立的只有这一幢楼房，为此，弗尔芒特成了建筑师的骄傲，成了旧金山人的象征。据孙科耳闻，这是一家房价奇高的宾馆，人人为能住进这幸运的堡垒而深感荣幸。
孙科问：“你住那里？”
孙中山拍了儿子脖梗一下：“你真能抬举你老爸呀，我有钱也舍不得呀。”
孙中山当然不是算命先生，也不会占星术，但他是预言家。他综观天下形势指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全然没有错，只是他不知道这风暴的中心在哪里就是了。十几年来，孙中山都是在东南沿海和南部边陲发难，他也许多少忽略了中心开花的威力。
现在，位于中国腹心地域的武汉三镇正孕育着一场风暴。孙中山和黄兴不是一点觉察没有，不然不会派居正、谭人凤和邓慕芬几个人频频进出武昌。
居正和邓慕芬的这一次北上，恰逢其时。
当时武汉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已经很有势力，他们原本想借广州起义的风暴一哄而起的，现在广州失败了，他们决定扛起倒下的大旗。
这一天，居正和邓慕芬找到设在武昌黄土坡的同兴酒楼，这是革命团体的一处秘密据点。
被大家戏称为“朱贵酒店”。
居正与邓慕芬走进酒楼，正在张望，酒保出来，看了他们一眼：“吃热干面吗？”
居正说：“不，吃热豆皮。”
酒保：“那等的时间可长啊。”
居正说：“等到地老天荒，也吃豆皮。”
暗号全对了，里面的门帘子一掀，走出谭人凤来，他说：“快请，我算计你们该到了嘛。”
二人随他走到了后面去，谭人凤说，武汉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且很具实力，只是这里的同志斗争经验少些。
他们来到同兴酒楼院子客厅。
已经有一屋子人在，居正、邓慕芬进来，谭人凤介绍说：“来者居正，我想诸位都认识，这位女将叫邓慕芬，是元老了。”
众人相互握手，谭人凤又一一介绍：“这是蒋翊武，这是刘复基，这是詹大悲，这位是孙武——”
邓慕芬笑了：“我知道，他是孙文的弟弟，一文一武。”
孙武道：“我是冒充的。”
蒋翊武制止他说：“你这人，怎么老兜底呢？你就是孙中山的弟弟，不要改口。”
谭人凤说：“武汉这边，最属孙武有威望，为什么？孙文之弟也。”
众人笑。
居正说：“舆论是很厉害的，我们不妨大造舆论。孙武去造最有说服力。”
“怎么造？”孙武问。
居正说：“你可以说，孙文先生在国外买了几艘大兵舰，在旧金山开了个大金矿，一天掘一火车金子，你可以说革命成功了，孙中山回来当总统……”
众人哈哈大笑。
蒋翊武问居正：“黄兴、宋教仁他们捎来什么话了吗？我们在新军里面扎下了根，可要大干了。”
居正说：“广州起义，伤了元气，黄兴认为5年内不宜再举了。”
孙武道：“怕什么？大不了武汉再出七十二烈士，我愿我的名字第一个上烈士碑。”
谭人凤说：“听说黄兴把广州将军凤山暗杀了？”
居正说：“是，这倒大快人心。”
谭人凤：“孙先生赞成吗？”
“鞭长莫及。”居正说，“孙中山一面写信、发电报劝阻他，批驳他，可还是给他汇了15万美元。”
蒋翊武道：“宋教仁说，中国革命是孙文思想，黄兴实施，这话大概有点道理。”
居正说：“这话不错。最早是保皇党说的，孙先生亲自发动起义，他也是实干家呀。”
居正解释，孙中山的威望高，在海外华侨里说不上一言九鼎，确也是信誉卓着，只有他出面，才能筹到数目可观的款项，10次武装起义的费用哪一次不是孙中山所筹？10次起义的枪支弹药哪一次不是孙中山联系购买？10次起义的地点、计划、方案哪一次不是孙中山亲自拟定？
更何况他自己也亲自上阵呢。
在谈到目前形势时，谭人凤引用了孙中山几天前来信中的概括分析。孙中山认为，清王朝已是百孔千疮，风雨飘摇，必须不时地打击，说不定在那里捅个窟窿。16年来，孙先生已经亲自组织了10次起义，10次都败了，他又出去筹款了，他还要发动。
蒋翊武说：“他才真正是屡败屡战的英雄。”
居正说：“武汉举事，现在有一个最有利的因素，你们注意到了吗？”
孙武说：“武汉空虚！”
“对，”谭人凤说，“武汉的清兵大部分调往四川，去镇压保路运动去了。”
居正问：“共进会、文学社有多少人？”
蒋翊武道：“五千多人，占湖北新军中的三分之一了。在新军里与革命为敌的人不过1 000人左右。”
居正认为，他们能把敌人宣传发动到这个程度，他们做了不少工作啊。有了这支力量，武汉起事就有了把握，不过组织工作要严密，广州起义新军事前没有接到起事的通知，等于袖手旁观，没出上力，必须吸取教训。
蒋翊武再三表示，希望举义时，能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诸位来这里主持大计，他这话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是真诚的。
谭人凤说：“我们回上海商量一下，这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居正说他隐约有一种预感，也许，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说不定中国革命的成功基石在武汉奠定呢。
谭人凤说：“真难说呢。过去我们总在两广发动，敌人都惊了，很注意那里的风吹草动，他们万万想不到会跑到腹心地域来起义。”
邓慕芬问：“谭老先生这回上不上阵？”
谭人凤点着她鼻子说：“你要揭我短！”
邓慕芬笑道：“幸亏你枪走火只打掉了黄扶庸的帽子，再准一点，就把总司令黄兴打中了！”
众人都笑起来。
此时孙中山在波士顿。
孙中山对同行的黄芸苏等人说：“我今天所以在演说里把种族问题痛加发挥，是因为波士顿的华人中保皇派的毒太深，他们不了解共和的好处。”
黄芸苏问：“我们不是沿途下车吗？”
孙中山说：“我去一下纽约，我已约见美国官方人士，你们可仍按原拟定路线由堪萨斯到芝加哥，我们在纽约会齐。”
黄芸苏问：“已得到的款子怎么办？”
孙中山问：“现在有多少？”
黄芸苏道：“144万多美金。”
孙中山说：“全部汇走，汇到香港《中国日报》、金利源商店，转交黄兴。”
黄芸苏说：“我马上去汇款。”
孙中山这时候的筹款，已经带有点急切心情了。几天以前，黄兴给孙中山发过一封电报，说居正从武汉回到广州后，讲述了武汉新军中革命团体势力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断言那里不久会有大举动，黄兴想去那里主持，这时他早已把暗杀的事丢在脑后了。
但这封电报到达丹佛市时，孙中山已在去往东部的途中，没能及时看到。他到达纽约后，马上找了同盟会的组织，说他要讲演几次，安排了各项日程。
傍晚时分，孙中山从曼哈顿漫步回到寓所。
他看见房门上插着一束紫罗兰花。
孙中山拿下花束，闻了闻，来替他开门的侍者是个胖夫人，笑吟吟地说：“是一位黑头发、黑眼睛的东方美人送来的，我第一次见到东方美人，她可实在是太迷人了，她说她是先生的侄女。先生，你可真是太有福气了！”
“庆龄？”孙中山不禁露出了笑容，问，“她说她还会来吗？”
“是的，”胖女人说，“她住的地方离这不远，在41街。”
孙中山对胖女人说：“能麻烦你帮我买点水果来吗？”
胖女人说：“愿为先生和先生美丽的侄女效劳。”孙中山递了钱给她。
孙中山的精神显得很亢奋。他觉得很意外，她跑到纽约来做什么？她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家旅馆呢？
外面渐渐黑下来了。
孙中山开亮了房间所有的灯，又打开了窗子通风。
有人轻轻叩门。
孙中山说：“是你吗？庆龄，我猜不错的，你的脚步声总是那么轻。”
真的是宋庆龄，她穿着一身纯英格兰式的百褶裙，风姿绰约，带着灿烂的笑走进了房间，向孙中山鞠了一躬。
孙中山说：“你真漂亮，你把旅馆里的女仆都迷住了。”
宋庆龄说：“人家那是说客气话呢，你也听不出来？”这话很不见外。
孙中山笑了：“是吗？我那么傻？”
宋庆龄坐下，说：“你和我爸爸一样傻。有一回我感冒发烧，戴了一个大口罩上医院，个认识爸爸的护士大惊小怪地说：’呀，你女儿可真漂亮！‘我爸乐得都合不拢嘴了。我整个脸都没露出来，漂亮在哪儿？”
孙中山哈哈大笑。
这时胖女人敲过门进来，把洗好的好几种新鲜水果摆了上来，然后说：“有事请吩咐。”
走了出去。孙中山道了谢，宋庆龄给了她1美元小费。
孙中山对宋庆龄说：“吃吧，都是你爱吃的。”
“我吃葡萄你吃香蕉。”宋庆龄剥了一根香蕉递给孙中山，“这是你最爱吃的。”
孙中山乐了，他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你是路过纽约吗？”
宋庆龄说：“我是特地来看你的，姐姐发来电报，说你在纽约。”“啊，对了，”孙中山说，“我一住下来，就给你父亲发了一个电报。”
宋庆龄说：“你心情一定很不好。广州起义太惨烈、太悲壮了，爸爸来信详细说了林觉民、喻培伦烈士的大义凛然，我哭了好几场。”此时说起，她依然眼睛潮湿。
孙中山说：“是啊，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我们付出的代价是血、是生命！为了不让他们的血白流，我们一刻也不能停顿。”
宋庆龄说：“你已经奋斗十几年了吧？”
孙中山说：“从我立志革命算起，二十多年了。”
“你从来没感到累吗？”宋庆龄问，“从来没有灰心过吗？”
孙中山说：“我也感到累，身心交瘁，我是个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的人，日本、越南、新加坡、南洋各地、香港，都不准我入境，这么大一个地球，快没有我孙中山的立锥之地了，你看我可怜不可怜？”
“你是中国的基督。”宋庆龄说，“你用自己的毁灭唤醒别人，拯救这个沉沦的世界。”
孙中山说：“我可能看不到理想实现那一天，我就倒下了，可我一定要不留遗憾，临死之前问问自己，是否问心无愧……”宋庆龄崇拜地望着孙中山，此刻在她眼里，孙中山真的像背上十字架的基督。
孙中山说：“屋子里闷，走，我们去咖啡馆喝点什么。”
宋庆龄站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