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文字,未必是真实的纪录,但却很客观地描述了三个人的区别:姜太公的优势,在于对“利”的把握,趋利避害,谋略战术,是其所长;周公的优点,在于“内心”,在于礼治,从礼节制度上为周朝的制度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武王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政客,喜怒不形于色,内心想什么,嘴上不一定说什么,深不可测,老成持重,所以更适合当一个国家元首,而不适合干具体事务(比如伐纣的事情,如果完全让他来处理,可能就会失败)。
这个时候,周武王作为最高领袖,就要对治国的人选,做出抉择。周公和姜子牙,这两个人的风格迥异,选择什么样的人,就意味着选择什么样的治国路线。
如果想要国家壮大,发展经济、普惠百姓,让国家更富强,姜子牙是首选。他更看重利,认为只要把蛋糕做大了,人民生活富足幸福了,自然也就会更加理性、守礼了。
如果想要教化百姓,让人民饿着肚子知书达理、恭顺孝敬,先把制度的框架构建起来,在发展经济,那毫无疑问,周公是首选。周公认为人们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而是先知道了礼节,才能做到“仓廪实”。
一个是先搞经济基础,一个是先搞上层建筑。这两个人的观点对立比较严重,很难捏合到一块儿去。
周武王最终选择了亲弟弟周公,作为相国,治理国家。这并不是因为姜太公不重要,而是人们当时对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周武王而言,巩固政权、确保王位传承,是第一位的。既然如此,那在他看来,最根本的东西就不是人民的富康安乐,而是人民的恭顺与服从。所以,首要考虑的,就是周公倡导的礼治。
而姜太公,如果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显然也会大有作为,比如分封到齐地。周朝是从中原以西的地方开始发迹的,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一带,后来逐步扩展,吞并了商朝的大片土地。这些土地,大多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附近。也就是说,他的势力,是从西往东发展,越是在西边,统治就越巩固;越往东,统治就越薄弱,有的地方甚至鞭长莫及。所以,越是东边,越需要姜太公这样的人,来为周朝巩固政权。
历史,总是要为尊者讳的。周武王、周公、姜太公,在史料中都是圣人,既然是圣人,自然不能有缺点、有矛盾。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从圣人还原为凡人,就会发现,他们也有缺点、也有矛盾;而且有的矛盾还很剧烈。这些矛盾,史料上不会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从他们治理国家、为人处事的风格上,却很容易看出来。
最鲜明的一个例证,就是齐国的历史传承和治国思路,完全是一套“姜太公思想”,和服务周武王、周成王治国的周公,在思路上有着很的大差异。换句话说,周公在全国推行一套治国方略,姜太公根本不听他的,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在齐国自己搞。
这也导致了齐国在周朝的诸国诸侯国中,显得比较另类。比如说,周公在全国推行礼法,姜太公在齐国的做法恰恰相反,是简化礼仪;周公对工商业并不是很重视,姜太公则重视发展工商业,发展经济,让百姓富足。
从这些对比中,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推断:姜太公对周武王没有任命自己作为相国、治理国家,即便没有表示不满,内心也是十分失落的。
您设身处地的想一下,一个穷苦人,一个倒插门又被赶跑的女婿,一生贫苦、遭人唾弃,潜心修炼,经历千辛万苦,终于遭遇明主,有了出头之日,成为天子重臣,机会来之不易,他更想利用这种机会,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证明自己不仅仅会带兵打仗,更会治理国家。
而且,他的经历,和周公可谓天壤之别。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从贫苦穷人中间打拼上来的,属于“贫民逆袭”,他对如何治理国家,了解更为深刻: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必须要让人民生活幸福,政权才能巩固。
周公呢?金枝玉叶,非同一般官二代,几乎没有基层生活经历,即便他了解一些民生疾苦,也不可能像姜太公那么深刻。所以,他认为治理好国家,就是把人民治理好、管理好。那么,怎样才能把人民管理好?就是要有规矩,有等级,按辈分、按秩序来。只要秩序不乱,国家就能治理好。
毫无疑问,两相对比,姜太公的治国方略更加成熟,更加先进;但周公的治国方略,更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
所以,周武王选择周公。
所以,姜太公必然失落。
为什么失落?他的理想,灭商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解放人民,让百姓不这么贫苦,才是他的最终宏图。现在,仗打完了,自己本可以大显身手,让百姓富足起来,让人民安居乐业,可惜,周武王并不太欣赏自己的那一套。
至于为什么不欣赏,姜太公内心跟明镜似的。在周武王眼中,政权是第一位的。周文王在世之时,姜子牙垂钓于渭水之滨,就曾和周文王探讨过“天下归谁”的问题。当时,周文王很赞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一说法。现在想来,那或许是因为周文王还没有夺取政权,还处在商纣王的统治之下,才会赞同这一说法的。即便周文王没有去世,即便现在在位的还是周文王,他还会赞同自己的说法吗?
分歧还不仅仅在于治国方略。甚至可以说,对当时的周天下而言,不需要什么统一的“治国方略”。
事实上,当时的周天下,周王只是“天下共主”,是各个诸侯国共同的“王”。但他除了管理自己直属的地盘,并不直接干涉诸侯国的政务。各诸侯国的国王,在自己的地盘,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力。只有牵扯到各国之间关系的时候,周王才会出面协调、管理。
换句话说,周天下,是联邦制。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容易理解齐和鲁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了——虽然它们都在今天的山东。鲁的保守,齐的开放;鲁的传统,齐的改革;鲁的重农,齐的重商……周王并没有要求所有的诸侯国“统一施政”,当时的国家形态,是联合,而非统一;于是,诸侯国的文化、经济,百花齐放,各显其能。
这样的时代,其实很美好。
既然允许周公的封地——鲁,和姜太公的封地——齐,有着巨大的甚至相反的施政方针,那么,又何必非把这两个人的封地,放在一起,挨得那么近呢?两人都是功臣、巨匠,一东一西,或者一南一北,分别成为邦国的两个“龙头产品”,起到带动作用,岂不更好?
周王考虑的不是这些,而是另有原因。
这就是牵制。
姜子牙的老地盘是东夷,封齐是让他回到老家。回老家,对周王来说,就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消息,一好一坏。先听哪一个?
好消息吧。好消息就是,可以镇压东部夷族那些不听话的小邦国、小部族。不愿意归顺大周的,放出姜先生,灭之。
坏消息就是,姜子牙自己也完全有能力做大。他一做大了,天高皇帝远,谁还搭理你周天子?
这不得不防。
事实上,周武王死后不久,问题就真的出现了。武王克纣两年后,就死翘翘了。儿子成王继位,年纪还小,于是周公(周武王的弟弟)摄政。
周公摄政,有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