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1903-1965）在徐志摩死后变成了另一个人，变得冷静理智。她素服终身，杜门谢客，从不去游宴场所一次，她请贺天键和陈半丁教她绘画，汪星伯教她做诗。在她的卧室里悬挂着徐志摩的大幅遗像，每隔几天，她总要买一束鲜花供奉他。"她还在玻璃板下压了一张她用正楷写的白居易的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最后为生活所迫，连她花很多精力才得以为徐志摩出版的《爱眉小扎》和《志摩日记》的版权也卖给了晨光出版公司。她与赵家璧花了很多精力合编《徐志摩全集》，以了“遗文编就答君心”的心愿，可是直到1983年才在香港出版。她在1965年文革前夕死于上海，享年63岁。
林徽音（1904.6.10－1955.4.1）托其丈夫梁思成在飞机失事地点捡回一块飞机残木，一直摆在案头，直到她病逝，她还络续发表给徐志摩的情诗。她在临终前，求见并见到了张幼仪，却什么话没说出。张幼仪却明白了她对徐志摩的爱。
胡适曾这样说过：“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徐志摩以一生之力，以自己的灵魂与诗歌来讴歌并追寻生命中的真善美的精神，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
徐志摩《云游》一诗中“一流涧水”之语是其人格的写照。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曾说：“我绝意于名利，所要的只是‘青草人远，一流冷涧’。”他还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说：“我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我只要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实际上，这位浪漫诗人也是脚踏实地地工作和写作的。
徐志摩虽然出身富家，却喜欢亲近穷人。1923年冬，他在家乡一座桥上碰到一位挑粪担的人，就并肩而坐，促膝而谈。当时东山寺戏台下常住有一群乞丐，他看到他们挨冻受饿，就送冬衣给他们，并带酒去同喝。他深知穷人的辛酸和痛苦，便写了《我只是个乞儿》和《叫化活该》等感人的诗篇。他还写了《盖上几张油纸》的长诗，来刻画一个穷苦妇女失儿之痛。
徐志摩有正义感。1923年初，他曾写过《即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来支持北京大学蔡元培再次辞去校长职务，不与北洋军阀政府合作的正义行动。这种表态有政治风险，但他还是毫无顾忌地站了出来。
1930年他在光华大学执教时，国民党特务学生闹事，他站在进步力量一边，不惜被赶出该大学。
1931年左翼作家胡也频等被捕，徐志摩分别写信给蔡元培和吴经熊设法营救，还叫沈从文找胡适帮助。胡也频被杀害后，他还筹款帮助分娩不久的丁玲，托人带她逃离上海。后来他还以此事为主题，创作了小说《璫女士》。这些都说明他爱憎分明。
徐志摩于1931年11月13日回到上海家中，劝陆小曼戒烟，她就把雅片烟筒向他头上砸去，他躲避不及，打破了眼镜。18日晨他乘火车抵南京访友，19日8时乘免费的济南号邮政班机北上，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撞山（泰山南面的开山）坠毁，从而摆脱了痛苦的折磨。
一朵正在盛开的奇葩忽被暴风雨所摧残，一颗光华四射的明珠，忽然沉入碧海。苏雪林说得好：“‘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一个天才诗人在这红尘世界本来难于久留，他留下那一闪光亮，便是照耀永世的人心了。”
自从那个非同寻常的死之后，徐志摩一直是文化界的热点，经久不衰且历久弥新。不说别的了，光他与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就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几个女人中，张幼仪的名分最尊贵，原配夫人，感情最平淡，七年后离异。
徐志摩经历过的女人有：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韩湘眉，不少了吧，这只是中国的。
和张幼仪的感情，除了半篇《离婚通告》（另半篇未查出）和徐志摩的那封大话连篇的信之外，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通常人们总是说，婚姻后不怎么融洽，离了婚反倒互相体贴。这些话都是徐志摩的朋友说的，怕靠不住，就是靠得住也是表象。实情是，无论离婚前还是离婚后，甚至徐志摩死后五十多年，张幼仪从不吐一点儿口风。
这正是张幼仪的贤慧，论者又会这么说：太离谱了，怎么就不想想，让她说什么好呢。说徐志摩好吧，人家跟你离了，说不好吧，弃妇之外还得加个妒妇。吃不到嘴的葡萄是酸的，自己吃了一半儿，叫别人夺去的葡萄就更酸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苦命人终于在去世前说了实话。她活了88岁，1988年在纽约去世。她的侄孙女张邦梅小姐，1996年9月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着作《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由道布里几出版社出版。两人关系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张邦梅是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的孙女。她的父亲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她已是第三代移民，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修中国文学，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律学位，曾在纽约任律师。从1983年到1988年张幼仪去世前，她和姑婆谈了五年，先写成毕业论文，再充实成传记着作。“姑婆看过我的论文”，内容的真实性是可以信赖的。会不会肆意诋毁呢？也不用担心，作者反复强调，张家始终以徐志摩为荣，张禹九临终叮嘱孙女，写书时“对徐志摩要忠厚些”。就是这位爷爷，遗嘱中要家人在他的葬礼上朗诵几首徐志摩的诗。
起初她是怀着敬仰的心情来探索徐志摩与姑婆的婚姻的，而事实却一次次地引起她的质疑与愤懑，为姑婆所受的屈辱，为徐志摩的冷酷无情。
她万万没有想到，从婚前到婚后，徐志摩是那样鄙弃张幼仪。第一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1920年冬，张幼仪出国与丈夫团聚，过去都认为是徐志摩思念妻子，写了那封乞求父亲的信。现在知道了，这封信多半也是应张君劢之请而写的。分居数年又有了子嗣，当时的情势，没有理由不让张幼仪出国。不是徐志摩要送她去的，而是婆家送她去的。而公婆所以送她去的理由，也只是提醒徐志摩对家里的责任。再没有比张幼仪本人的这个解释更为合理的了。
若是思妻心切，他不会那样去迎接她。
三个星期后，轮船终于驶进马赛港的船码头。“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在由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因晕机呕吐，徐志摩把头撇过去说：“你真是乡下土包子！”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张幼仪也不甘示弱，轻声脱口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在伦敦、波士顿，以及后来在柏林那一段生活，过去总说徐志摩如何的仁义，如何的善良，现在也知道了。徐志摩对待张幼仪是很不友好的，简直可以说是惨无人道的。
两人在波士顿住下，不久张幼仪怀孕，此时徐志摩正在疯追林徽因，无暇顾及，一听便说：“把孩子打掉。”
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
徐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过后不久，徐志摩带一位中国女留学生来家中吃饭，书中叫她明小姐。张幼仪发现，这位穿着毛料海军裙装的小姐，竟是裹过脚的。送走客人，徐问张，对这位明小姐有什么看法，张说：“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与西服不搭调。”走来走去的徐志摩把脚跟一转，好像张幼仪的评语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宣泄出来似的，突然尖叫说：“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书名即由此而来。张幼仪是天足，徐志摩后来也很少穿西服，这只是一种象征，象征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
徐要马上离婚，见张不答应，竟一走了之，将张一人撇在波士顿。产期临近，无奈之际，张给二哥张君劢写信求救，她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柏林，生下孩子。徐明知张的去向，却不予理睬。只在要办理离婚手续时，才找到柏林。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终于从小脚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穿西服”的、引人瞩目的新女性。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认作寄女），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纂的，为的是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着作。
徐志摩对张幼仪是这样的，张幼仪对徐志摩的感情又如何？这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还是听听张幼仪的自述吧：
“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不是说不定，可以肯定地说，张幼仪是最爱徐志摩的，因为她对徐志摩的爱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甚至不管徐志摩爱不爱她。
徐志摩是一位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活跃一时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他的世界观是没有主导思想的，或者说是个超阶级的“不含党派色彩的诗人”。他的思想、创作呈现的面貌，发展的趋势，都说明他是个布尔乔亚诗人，资产阶级作家。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他的创作前后期的不同状况，是和当时社会历史特点关联着的。
作为新月派的一个主要诗人，徐志摩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进行过种种试验和探索。他的诗歌有着相当鲜明的独特风格，有一定的艺术技巧。
作为那个时代的人，徐志摩做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能做的一切，他在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对民族命运有过深刻的思考。他与张幼仪的婚姻是那个时代的不幸，他与陆小曼的婚姻又参杂了太多的物质功利，他与林徽因的那淡淡情愫才最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