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宦海沉浮，曾国藩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有四计：逆来顺受，以死效忠，缓施以时，委婉请求。总之避免正面冲突，旁敲侧击，以柔克刚，曲意示忠。这几招能使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站住脚，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宦海沉浮，低调收敛
曾氏名言
此后总以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
译文：以后一定要安身于风平浪静之后，而不要去追求翻天覆地的轰动效应。
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之后，变得更加稳重低调，更加“憨”、“拙”、“直”、“朴”，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甚至对手中的权力，他也常常辞让。
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的声望已无人可比，长江水面上迎风招展的无不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却全然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更加处处收敛，慎之又慎。
从他给弟弟写的家书上看，那时的他不但没有踌躇满志，反而是充满了忧虑。他谆谆告诫弟弟说：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曾国荃）所统近两万人；季（曾国葆）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
管子（管仲）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曾国藩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概”是什么？这个“概”字就是大概的概。据查，“概”在古代就是个木板。古代用缸、桶、盆来盛米、稻谷，堆得高了上面会凸出一个尖来，然后就用这种木板来刮平，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就叫作“概”。曾国藩说，别人不来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国人素来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了。这就是自律。其实，曾国藩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见好就收，要急流勇退，要学会“自概”。
曾国藩时刻不忘记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尽心尽力地消除隐忧。
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他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停职回家反省。
同治六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曾国荃道：
“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迭，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皆危道也。”
类似上面的言辞在曾国藩的书信中俯拾即是，目的就是要告诫弟弟常怀谦退，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这种收敛低调的做人方式，曾国藩将其一直保持到老。在他功成名就之时打算在家乡建一座富厚堂，以做“终老林泉之所”。后来，富厚堂建成了。他一听说工程巨大，花费极多，于是就感到非常不安，从来就不进富厚堂的大门。他写信严责弟弟及儿子费钱太巨，他说：
“富升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
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生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还……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唯书籍尚思添买耳。”此后十多年，曾国藩一直住在总督府，直至病故。
在教子家书中，曾国藩一再强调“勤理家事”，“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在家要种菜、养鱼、养猪、做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还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家事忌奢华，尚俭”。
曾国藩的收敛和守拙的功夫，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绝对没有过时。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人生智慧。一个人过于显露出自己高于一般人的才智，或是生活方式太过张扬，往往会对自己不利，甚至会招来很大的麻烦。因为这样可能使对手容易摸清虚实，提前准备好防范措施和对策；或者触动某些人如妒忌等不便说明的心理。老子说过“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这才是一个人成熟、智慧的标志，不显露、炫耀才华，固守柔顺之德，做再大的事也不居功自傲。
曾国藩身为三军统帅，做着“掀天揭地”的大事，能有如此胸襟，能如此稳慎、如此谦恭，但却能善始善终，永立不败之地，可见亦非等闲之辈，也绝非浪得虚名。
俭约廉正，为官之本
曾氏名言
崇俭约以养廉。
译文：崇尚节俭是用来培养廉洁之风的。
曾国藩初出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为时人所称许。
他写信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才借此来号召乡士的豪杰人才。曾国藩“不要钱”，是秉承了他祖父曾星冈的家训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已成进士，入翰林院。他十二月回家时，贺客盈门，连日不绝。
事后，祖父对他父亲麟书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做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与九弟均已封爵开府。他想起这一庭训，深情地对弟弟说：“这一句话最有道理。从今当以此话为一生的教导。”曾国藩曾发誓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做京官十四年，收入是微薄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他放任四川正考官，得到了他生平第一笔高额薪俸，十一月回京后不久便寄银一千两回家还债和馈赠亲戚。
同治年间，曾国藩出将入相了，且年近垂暮，却依然在“俭”字上常常针砭自己。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
曾国藩当然不是苦行僧。“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受人敬重。”又说，“一般的人，都不免稍稍贪钱以肥私囊。我不能禁止他人的贪取，只要求自己不贪取。我凭此示范下属，也以此报答皇上厚恩。”“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他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不爱财、不怕死，正应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可惜清朝200余年的历史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官员仅是凤毛麟角。如果说，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说：“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昨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在他的日记中也充满了“律己”文字，此外，他还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度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许多居大位的人，就是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廉矩”、“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一世廉矩，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廉矩使他挺起两根硬骨头。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折服。
他壮年时曾立志，要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间之完人。所以，他所标榜的“廉矩报国，侧身修行”，也是注重以身化人。可见他是以从军、从政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他说廉矩的道理，不外“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三端。风气如何能正呢？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让他们产生一种领导作用。这就是所谓致贤了。同时把人民的生活改善，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欣欣向荣了。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做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深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