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仕途多变劫，所以曾国藩以为身在官场的纷华中，要时刻讲求廉矩。所以，曾国藩特别注意对属下官吏的使用，要求官吏廉矩：一是习惯劳苦以尽职尽责，二是崇尚俭约以培养廉洁，三是勤学好问以拓展才能，四是戒骄戒惰以纠正风俗。所以他委任一个官员，一要看他是否“做”得，二要看他是否“省”得，三要看他是否“学”得，四要看他是否“禁”得。他着重考察的是人的品质、习惯、才学和意志。曾国藩在使用绅士时有一个秘诀，那就是给他们一点儿名利，但不说破，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
曾国藩所住只有军营的茅屋三间、瓦屋一间，所穿的衣服比起当年在京城时还要节俭得多。不是他不能住得好一点儿，穿得好一点儿，而实在是他不敢、不愿、不忍啊！他说：“从冬至夏，常有十几万敌军环绕在祁门的前后左右，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几乎没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没有美食，夜晚常做噩梦。军饷拖欠达五、六个月之久；士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过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来我不敢往家里多寄银钱，也不敢给宗族乡党一些润泽。这并不是虚伪矫情。一则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士兵穷窘异常，二则是想到从高祖父、曾祖父以来，我家世代寒素。我虽然享受了祖上的荫德，但我不想享受过多，以便为自己存惜福之心，为家族留不尽之泽。”
这就是曾国藩的真实想法。曾国藩觉得自己才识浅薄，却久居高位。为了避免大灾大难，所以他才兢兢栗栗，不图安逸，不图丰裕，崇尚勤俭，讲求廉矩。
他以为只有这样才是载福之道。这是人人都可以做，但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事。
功成身退，明哲保身
曾氏名言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译文：有福气的时候不要过度地贪图享受，要保持节俭；有权势的时候不要凭借自己的权势为所欲为，把事情都做绝了。
人生也罢，功业也罢，舍得之间渗透古老智慧。当两者不可兼得之时，主动舍小而保大才是明智之选。紧握双手什么都没有，放开双手分清伯仲，必有所获。
“树大招风”、“高处畏寒”。功成名就之后的人多会获得褒贬不一的评价，更会招来他人的妒忌和提防。
据文载在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这是在击败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迅速上升的声望和实力给当时的皇帝带来的感慨。而从此后，咸丰皇帝一直严守祖训，再不肯把封疆治吏之权交给曾国藩，只给虚职，处处提防，使其在六七年中一直处于有名无实的带兵地位。
作为湘军首脑的曾国藩其境况如此，清朝皇帝对湘军中的其他人也怀有戒心。胡林翼作为湘军主要领导者出任湖北巡抚后，清廷就命满人官文为湖广总督对其实行监视。一旦发生不和与冲突，也许只是私人恩怨，但在当时敏感的时刻却意味着湘军集团是否接受监督，清廷控制使用湘军的方针能否贯彻的问题。如果不和，湖北将会全部落入官文手中，湖南也将受到官文的控制。这样不仅两湖难以成为湘军集团的地盘和战略后方，湘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将成为一句空话。而且湘军现有力量也会受到损害，进而危及两湖的安全。
所以，清政府为了削弱曾国藩的势力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
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经过多方的分析得出此事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挑剔。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中大概是说曾国藩战功赫赫可以永保勋名，但他的部下不可以势胜而骄（点名曾国荃以下的），还让曾国藩自查屯银，详情上禀。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
同时，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通知江宁将军富明阿，自扬州防地赶至金陵，一面视察湘军行动，一面探询李秀成是否假冒顶替。富明阿于7月18日会见曾国藩，住在船上，暗中查看湘军一切行径。朝廷对曾国藩的猜疑，对湘军的防范，表露得很明显。曾国藩对此也心知肚明。但曾国藩更知道自己的位置。为了保身避祸不得不采取措施，降低朝廷对自己的疑虑，曾国藩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决不为王，忠心始终。
军机处命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项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凑，勉强应付过去。这一笔烂账，如何报销？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据说有一晚上，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休。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来到大厅，请见大帅。
曾国藩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取纸笔，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放下笔，没说一句话就回房了。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为两行上下联。联说：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儿凛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曾国荃于是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曾国藩明知众将此来是想拥立他为王，只用14字联语作答，却不点破。
曾国藩避祸的第二个重要举措便是主动裁撤湘军。
最初有这想法是在金陵合围之后。当时胜局已定，曾国藩开始考虑善后的问题，在二月初二日致曾国荃信中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察见二人裁军意图与构想。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需裁撤乃自然之理。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经理。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没有本事还妒忌别人有才能，早已经把自己视为眼中钉，总在找机会扳倒自己。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虽然部下拥曾国藩为王的事情被曾国藩压下来了，但是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是原因之一。
在裁军这件事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更是无人能敌。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万人。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易了。曾国藩这种未雨绸缪、计划缜密的处事方法正是成大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湘军总数曾国藩心中有数，裁去多少合适他自有主张。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三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三万人。
这三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他裁军的根本目的是转移朝廷的注意力，减少统治者对他的戒心。
据说后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及裁军这件事时，颇为后悔。他认为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自己又亲手减裁，寒了将帅的心，也伤了自己的精气神儿，备受挫辱。后来李鸿章建的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学老师那样，自己伤自己，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曾国藩远祸的第三个举措，便是顺应清政府的想法，自己故意制造湘军内部将领之间不和的假象，借此减少清王朝对自己的猜疑。
曾国藩与自己部下、弟子之间的情谊与信任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同僚之谊。在大局下，大家都知道荣辱一体。所以从某个角度讲，曾国藩与内部将领同属一部，即使在敏感时期也是可以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的。
现实生活中，自己招人嫉恨时，先不要手忙脚乱，要不怒不忿，清醒分析对方的心理，对症下药，切记万事以和为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