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李逵因误会冲撞宋江，而这误会又在无形中抬高了宋江的身价，因而宋江得意洋洋，嘴上说杀，其实毫无杀意。如第七十三回，李逵误把宋江当作抢民女的强盗，宋江就让他立下军令状，以杀头相抵。过后宋江说：“我和你赌砍头，你如何却来负荆？”话中显然毫无杀机。
第三，是仅以杀头相威胁，实际目的，是要送李逵一个天大的人情，让李逵对他更加忠心耿耿。如第七十四回，李逵擅自做了一回县令，穿绿袍回来，宋江骂道：“你这厮忒大胆，不曾着我知道，私走下山。这是该死的罪过！但到处，便惹起事端。今日对众兄弟说过，再不饶你！”话里之话，是要让李逵明白，是他宋江向弟兄们为李逵求了个不杀之情。
第四，是李逵感情用事，不合时宜地推举宋江做寨主，并且出言不逊，鼓动宋江造皇帝的反，大违宋江忠君报国之心，而让其恼怒，故以杀头相警告。如第六十回，晁盖刚死，吴用劝宋江暂居首位时，李逵在侧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宋江喝道：“这黑厮又来胡说！再休如此乱言，先割了你舌头！”先要割舌头，再不听话，后必杀头，这是警告李逵此后出言要谨慎。
第五，是在宋江才当了山寨之主之后，李逵不听指挥而擅作主张，言行有损于宋江的领导尊严时，就以斩首相威压。如第六十七回，宋江派人随才降不久的关胜去擒拿单延圭时，李逵也要去，宋江喝道：“你若不听我的军令，割了你头！”
第六，是在李逵搅乱了宋江的招安大事时，气急败坏，恩断义绝，真心要杀。
如第七十一回，菊花宴上乐和唱到宋江的《满江红》最后一句“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李逵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并把桌子踢得粉碎。宋江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亏有众人力劝方才得免。而同样发了牢骚的武松，宋江当时却未做理会，过后又好言相劝。
这是因为宋江知道，作为自己心腹的李逵，反招安的影响力更大，借故杀了他，招安便容易，别人也惧服。
在六次未成的欲杀之后，宋江终于在他临死前，杀了既是心腹之人，又是心腹之患的李逵。这是在小说的第一百回，宋江喝了御赐毒酒，自知死后难以管束李逵，而李逵一定会再次逼上梁山，而且这一次是非要把皇帝拉下马不行了。李逵死事小，坏了自己的一世忠义之名事大，所以他就毫不手软地以毒酒害死了李逵，丝毫不讲一丁点儿的兄弟手足之情了。
宋江之所以有恃无恐地总是拿李逵开刀，就是因为他掌握了李逵对他感恩戴德，并能以死相报，而且视兄弟义气高于一切的性格特点。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利用了李逵，欺骗了李逵，也最终害死了李逵，因为宋江擅长表演，所以我们没看出破绽。
忠君守法的林教头
林冲这个人物家喻户晓，他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其形象也十分鲜明。然而，林冲这个人物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他是从中国深厚的封建土壤中产生的。
以他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说，大嘴认为他应当是个白领阶层。但林冲生活在北宋末年，这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国土面积越来越小，四周还有强敌侵扰，国内社会也动荡不安，烽火四起，人民的生活也每况愈下。
面对国家的危难，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有志之士想通过变法来改善国家的困境，由于政治腐败，奸臣当道，变法惨遭失败。封建统治者便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宋朝天子宋徽宗腐化不堪，不务正业，为了粉饰太学，大兴土木，建明堂、修道观、造假山、征发苦役，国力耗尽，人民苦不堪言。宋徽宗从江南征集奇花异石，用大船运往京城，花石纲使无数家庭倾家荡产。宋徽宗成天歌舞游荡，贪图玩乐享受，生活糜奢，夜宿娼门。他远贤人，近小人，重用蔡京、高俅等人。
这些奸臣在皇帝的支持下，放纵亲朋，鱼肉百姓，在朝中狼狈为奸，翻云覆雨，败坏朝政，残害忠良，把国家推向灭亡的边沿。
林冲生活在这个腥风血雨的朝代里，成为官场腐败的牺牲品。他从一个安分守己的禁军教头当了“强盗”，从温暖的小康之家走上梁山聚义厅，林冲走过了一条艰苦险恶的人生道路。
在《水浒传》中，大嘴觉得林冲是一个最令人同情的悲剧性人物。作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他本应活得很好，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厄运突然来到他的头上。因为高衙内看上了他的女人，紧接着便是拦路调戏，哄骗诱奸，栽赃，发配充军、暗杀。一连串的打击，都倾泻到他头上。一开始林冲没有反抗，他不愿跟上司闹翻，更不想背叛朝廷，一味地退让、委曲求全，总想寻找一个避难所，继续过他教头平静的生活。林冲的退让是自然的，是由他自身的地位所决定的。他继承祖职，有一套祖传的处世哲学，屈人之下，忍辱负重。但是，林冲还有性格的另一面，他结交天下英雄豪杰，比如像柴进、鲁智深等，都是有正义感的人物，加上他对统治者有一定的认识，吐露出“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于小人之下，受这般窝囊气”的不满情绪。
军队教头出身的林冲，其“忠君守法”的思想根深蒂固。从他妻子被高衙内调戏直到自己被诬陷发配到沧州，始终抱着“能忍就忍”的态度而不敢反抗，把希望寄托在“负屈含冤”之后，能够“挣扎着”回到东京，和妻子团聚。他前后两次怀刀，也只是想杀陆谦，并不敢杀高俅，更不想反抗朝廷。但是直到陆虞候火烧草料场之后，他才懂得自己的忍让，并不能换来高俅的宽容，也就是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方才被逼无奈，只得上梁山去落草。不过这还是“无法中的办法”，如果朝廷真能赦免他的罪，他是会很高兴地接受招安的。他是《水浒传》中第一个被逼上梁山的人，而且写得很详细、很符合他的出身和性格。
林冲发配前，写给娘子的休书，其文曰：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照。年月日。
他一个发配上路的“贼配军”，写休书还要这么威风凛凛地写上“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天下有写休书还把自己的职衔也署上而且还是署被罢掉了的前职衔的么？是林冲愚妄可笑，还是他的“忠君守法”思想在作怪？
《水浒传》“林冲休妻”的这一部分，是使大嘴感到可以解读《水浒传》之最微妙部分之一，也就更具佐证力度。《水浒传》不是人们期待那样的英雄悲剧，而是真正的人性悲剧，是关于中国人的人性和社会的悲剧，这部作品很深刻地解剖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形成的真实原因。这恐怕是这部作品构成伟大、永具魅力的地方。读者们一般都把林冲看作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按照小说的意图，林冲是会接受招安的。林冲无论怎样不情愿，也会服从宋江的招安计划，这正是《水浒传》的传神之处。
高俅与宋江的较量
看电视剧《水浒传》的人大多大骂宋江，却不骂高俅。大嘴觉得这一点也不奇怪，人们大骂宋江的个中道理，大概因为宋江是不争气的“自家兄弟”，而高俅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杀之可也，骂却不必。
有所为有所不为大嘴认为宋江这个人是很有些政治权谋和处事手段的。自从宋江上了梁山，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这便改变了梁山泊的政治路线。往与朝廷合作的路线上走了。
以晁盖为首的梁山只一个“义”字，为了执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宋江不动声色的架空了晁盖，掌权后便立刻把“忠”凌驾于“义”之上。更在山上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祭旗的时候还在坛上慷慨陈辞，以明匡扶社稷、造福社会的心志。
毕竟谁也无法超越历史，深受儒家熏染的宋江也无法超越礼教道统，相反、他一生都把礼教作为为人处事的圭臬。这也正是他可爱而又可恨的地方，这铸就了他一生的悲剧。替“天”行道、“天”是什么？是赵官家、是朝廷。后来终于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受了诏安，“自己不做强盗了，替皇帝打别的强盗去了……”
他远不如李逵来得爽利：“皇帝老儿姓宋，我家哥哥也姓宋，他坐得（朝廷龙椅），为何我家哥哥坐不得？”
不管怎么说，宋江的权谋韬略，毕竟是知识分子的权谋韬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这在豺狼横行、小人结党的宋代朝堂之上是要吃大亏的，小人做事，若说无原则其实是冤枉了他，“无原则就是他最大的原则”，只要对自己有利，无所不用其极，丝毫没有道德良心、责任理念等各方面的束缚，所以、在梁山泊上以恩义服众的宋江，在高俅蔡京们的面前迅速败下阵来，最后连性命都不保。
这就是《水浒传》中的宋江，也是作者要展现给读者的宋江。作为一介书生，作《水浒传》的施老先生是反对梁山初级阶段那些偷鸡摸狗、杀人放火、没有目的性和使命感的草寇行为的。施耐庵借由宋江之手把他们带上正途，以期多多少少有利于国家社会。这其实也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理念和责任感的流露。由此看来，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是从宋江本人也好、当时的社会还是作者自己也罢，宋江都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而又为之痛惜的人物。
两人的相同之处
一本古笑话里有一首“贼诗”：“不问文官和武官，总一般：众官是做官了做贼，郑广是做贼了做官。”
这位郑广先生原是海盗，招安后做了官，同僚强迫他在酒席上赋诗，他灵机一动，赋得这首“贼诗”。
大嘴有时候想：其实高俅们与宋江们的关系，不正是众官与郑广的关系吗？
高俅们与宋江们的区别，不就是先官后贼和先贼后官那么一点区别吗？
高俅虽然没有落草，但他纵子行凶夺人之妻逼死林娘子，纵弟作恶夺人之财气死柴皇城，还收受梁山泊送给他的劫来之物，与贼人头目何异？实在是该杀，可他却至死至终都活得很好。
梁山好汉们聚啸山林、劫夺州县、滥杀无辜、放蒙汗药、卖人肉包、要买路钱，靠劫来的财物过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大同生活”。他们一次次地纵火烧城，一次次地为救出一个自家兄弟而不惜牺牲无数的百姓“杀开一条血路”。
此种行径却居然号称“替天行道”，这与高俅们所自我标榜的“爱国主义”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