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好汉们也不是什么造反农民。晁盖一伙七人和林冲虽然出身各异，但总算维持了一个“好土匪”的形象。后来的梁山泊就更不堪了：孙二娘是卖人肉包子的，时迁是窃贼，穆春是恶少，李逵是杀人魔王，蔡福、蔡庆是刽子手，柴进、李应是大财主，关胜、秦明、董平、张清是朝廷降将，张横、张顺、李俊、穆弘是当地一霸，雷横、朱仝、戴宗、宋江是官匪一家。要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里找出几个因为吃不饱、穿不暖或受地主老财压迫而上梁山的农民，是很困难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江。用现代的眼光看，他是当了官再当贼，当了贼后又当官。宋江原是个小吏，靠勾结江湖人士，收受贿赂过活，又靠挥霍受贿的钱财巴结上司、讨好同僚而得到官场上众口一词的好评，以至于为毁灭罪证而杀了自己的小老婆也没人相信他的奸诈。在这一点上，宋江与高俅又有什么两样呢？
武松与关羽之“义”
中国各地到处都有关帝庙，洛阳附近的关帝庙规模很大，给人的印象很深，但他还不是中国最大的，最大的在陕西省。武二郎的庙不多，但他在中国人心中也有着很重的位置。
中国民间最重视的道德，第一是孝，第二就是义。小说把一些武将捧成了神，不但是由于小说的魅力，也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性格。
其实历史上真正的关羽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个人勇力不过和张飞、赵云、马超差不多，曹操部下的勇将张辽、徐晃、许褚等等大概和关羽都可打成平手。
吕布当然强过他。说到用兵打仗，关羽肯定不及曹操、诸葛亮、司马懿、周瑜、吕蒙、陆逊、羊祜、陆抗、赵云、张辽。关羽受后人尊崇，全靠《三国演义》夸张了他的重兄弟之“义”的一面。而《水浒》中的武松也是个重兄弟之“义”的人，他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替他的兄长报仇，但他同时还有打死老虎为民除害的一面。
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强调“孝”与“义”是十分明显的，《水浒》中的许多人都是以孝义立身，比如宋江就是一名孝子，李逵也是，这证明“孝”的道德分量是十分之重的。
说到“义”的话，《水浒》主讲了一百单八将的“义”，而《三国演义》是以刘备、关羽、张飞结拜为金兰兄弟的“桃园结义”为始，两本书中都贯穿了这种“道德”观。而尤以武松和关羽为典范。
中国人的正义、仁义、忠义、恩义、信义、道义、情义、大义等等，都是并列的，每一种都是带着人伦气息的漂亮名词。由此而考虑，“义”是应该被理解为人所应该踏步向前的正道，是人与社会之间不可欠缺的一种秩序感觉，且应以此为基点。以前汤恩比博士在眺望未来的“统一的世界”时，他十分注意有着二千年以上统治着广阔版图的中国民族的统治经验、统治感觉。他认为以“义”作为代表性的观念，是中国独特的秩序感觉的背景。
当然，不能忘记那种秩序感觉，一旦有哪一步错了就会有使社会凝固和窒息的危险性的。鲁迅在向“礼教”亦即儒家道德战斗时曾指出，秦始皇、曹操等，说到底就是对那种秩序感觉的异端者，他高度评价他们为划时代的改革者。鲁迅对中国民族的传统精神遗产，可以说是严厉地审视了礼教的负面。然而，大嘴担心在人文价值日益低下的现代社会，象征着“义”的道德般的秩序感觉作为规限人间社会的规范，到底会不会还活在中国每个人心的深处呢？
智多星与诸葛亮的谋略之比
吴用在《水浒》中是智慧的化身，地位近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重要性也近于诸葛亮，在一般民众的心中，他其实就是水浒版的诸葛亮吧？大嘴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现在大嘴要说的是：在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里，《水浒》中的吴用能否比得上《三国》中的诸葛亮？恐怕不能。也许还可以说是远远比不上。
原因何在？首先应说吴用的谋略与智慧，感觉上不及诸葛亮。大嘴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吴用跟诸葛亮较量过，输给了诸葛亮，而是说《水浒传》对军事谋略的描写相对来说是简单化的。
诸葛亮和吴用是类型相同的两个人物，在四大名着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因作者的差异，人物描写的血肉丰满程度却大相径庭。诸葛亮从小说中走出来，进入《空城计》、《草船借箭》、《借东风》等戏剧剧目中，依然演主角，照样光彩照人。而吴用竟然没有以主人公面目出现在其它艺术领域中，可见小说给这两个人物提供的文学底蕴深浅不一。
即使不翻开原着，读者朋友也能列出诸葛亮舌战群儒、草船借箭、三气周瑜、七擒孟获、火烧赤壁、六出祁山等一系列生动精彩的故事，使人过目不忘。描写的何等机智豁达、出谋划策，游刃有余，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而且有情有义、细节迭出。
《水浒传》中的吴用几乎不能信手拈来几处发现其大智大勇的范例，充其量也不过是“智取生辰纲”、“智赚卢俊义”之类的小计谋。更多地方描写吴用出行征战时“叠两个手指”或“低低说一句”。晁盖问吴用取生辰纲“软取”还是“硬取”？吴用则说：“力则力取，智则智取”。真是说了等于没说，看不出吴用比别人强在哪儿？后在黄泥岗上，仅是巧用了蒙汗药而已，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再看“三打祝家庄”，更使吴用相形见绌。诸葛亮借东风是识天文；关羽在华容道截曹操，说明诸葛亮识地理。而梁山人马二打祝家庄就是因为不识进庄路径、不明祝家庄设防原因才导致损失惨重，做为权谋军机的军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梁山最后取了祝家庄，明眼人自然清楚不是吴用的智慧作用，而是祝家庄普遍地盲动轻敌。
吴用假扮算命先生，凭三寸不烂之舌，搞得卢俊义家破人亡，不能算正大光明之举。梁山好汉，肩膀齐是兄弟，排座次是难中之难。吴用在地下埋了石碣，谎言天授，轻而易举地排定了一百单八将的座次，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矛盾，自己又稳坐第三把交椅。别人心里不服也说不出口。所以吴用用计险恶有余、大度不足，尤缺机警过人之处，也是梁山群雄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水浒传》有的版本署名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仅就诸葛亮和吴用智慧描写的巨大差异来看，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只是编修者。作为“第一才子书”的《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军事谋略的修养是施耐庵无法望其项背的。而《水浒传》的谋逆反叛的先躯意识又是《三国演义》正统忠君思想无法比拟的。
《三国演义》展现出的是一个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喧嚣壮伟的历史大动荡时代，这个时代称得上英杰辈出。《三国演义》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除了诸葛亮用兵如神以外，还有很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谋之士，如周瑜、庞统、司马懿等等。诸葛亮的才华和智慧就是在和杰出对手的碰撞中闪出耀眼的光芒的，如比较经典的诸葛亮智算华容一段，诸葛亮和精于用兵的曹操推算对方的军事谋略，双方对对方的用兵方略和决策心理展开一层层军事反推，最后诸葛亮在这场智慧的较量中技胜一筹，使对手落入彀中，这样充满了深刻的辨证法和对策论思想的笔墨，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但是这样精彩的谋略描写在《水浒》中有吗？显然没有。水浒世界里的吴用是全无对手的。这句话的意思还不是说对手都不及他，而是说扮演他的对手角色的人根本就没有，只要他竖起两个指头，说出一番计谋，对手保证就会乖乖上套，听凭梁山人马痛揍，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很难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吴用的计谋中真正可圈可点的大概也只有智取生辰纲吧？
而且吴用谋略的品位也远不及诸葛亮，行事时常不择手段。为了逼朱仝上山，竟和宋江定下计策，让李逵活活劈死小衙内。这手段正与宋江屠灭一村来逼反秦明相似，残忍毒辣全无人性；又如为了强拉卢俊义上山，就去骗卢俊义题反诗，又对卢的管家李固谎称卢已立意上山造反，使李固去出首，险些害了卢俊义的性命，这恐怕也只能用“阴险”二字形容。
总之，吴用使的尽是些典型的流寇手段，能成什么气候？或许这也怪不得那个子虚乌有的吴用，怪只该怪作者在计谋描写上的低劣。大嘴认为《三国演义》
无论如何是不会把这些东西写到诸葛亮身上的。
野心家柴进
在《水浒》中，柴进是个让大嘴看不懂的人。他是后周的嫡传子孙，如果没有“陈桥兵变”，坐龙廷、穿黄袍的，就不是赵佶而可能是他柴进。如今他没有任何封号，只是一个平头百姓，虽人称小梁王，最多只是个大地主，靠收租过日子，他能心平气和，心甘情愿么？他上梁山，只能是犯了事以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自古以来，衙门里就是个黑幕重重的地方，一牵连打官司的事，所花的银子就特别多。不论什么案子，第一要有金钱，第二要有情面，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柴进应当知道这些，却还想仗着他的“丹书铁券”。
所谓的“丹书铁券”，在强权下面，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一个知州的小舅子，就能够把他整得家破人亡，说明大宋皇帝早就忘记他、排斥他、忌恨他、不支持他了。他要做当时的孟尝君，到处收罗亡命之徒，说他另有所图，大概不算诬陷。姓赵的皇帝有那么多耳目，也不会不知道。因此，柴进“仗义疏财，结交天下好汉”，只是网罗党羽，而宋江杀了人去投奔柴进，也是一种“托庇”行为。
《水浒传》的作者，一心只想把宋江写得英明伟大，是个难得的“帅才”，但是除了反反复复说他“仗义疏财，专爱结交天下豪杰”之外，又举不出更多的光辉业绩来。因为还有一个柴进，从实力上、态度上，他都比宋江更加仗义疏财，更爱结交天下豪杰。
为了一个烟花女子阎婆惜，宋江成了杀人犯，他逃亡在外，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还是被刺配江州。宋江杀了人，只要阎婆惜不声张，买具棺材装进去埋了，就完万事大吉，连验尸的仵作也能够帮着遮掩。宋江这样一个有本事的人，为什么要去作吏？说穿了，无非是有利可图。
宋代政府有严格的规定：本地人不得在本地当官，凡是县令以上的地方官，都是外地人。因此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钱。”至于吏，则不在此限。因此不想离开故土却又想赚钱的人，就不去做官，而去作吏。宋江就是这样的人。要不然，他“仗义疏财”，到处网罗豢养流氓赌棍，还到处施舍钱财做好事，难道从自己家里拿银子出来不成？尽管《水浒传》作者极力美化宋江，但是他那“黑社会保护伞”的身份，是不说自明的。但柴进则是一个更大的“黑社会保护伞”。
宋江犯了事以后，虽然他心理十分不平衡，但是也绝不至于愚蠢到要在浔阳楼上题反诗的地步。如果从“酒后吐真言”的角度看，他要血洗江州、要笑“黄巢不丈夫”，只怕都是心中所想，都是“真言”。而柴进连他也拉拢，只能说野心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