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监狱中，波伊休写出了《哲学的安慰》，而格劳秀斯也在狱中写出了《评圣徒马太》。布坎南被关在一所葡萄牙修道院的单人牢房时，他创造出悦耳动听的《赞美诗片断》。康帕内拉，是一个具有爱国心的意大利人，由于被怀疑犯有叛逆罪，在那不勒斯的地牢里被禁闭了27年。在这期间，他被剥夺了享受阳光的权利，但是他寻求更高层次的光明，在土牢里他创作了《太阳城》，这本书一再重印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罗利在塔楼上被关押了13年，在这期间他写了《世界历史》，由于这一工程非常浩大，他仅仅写出了前五本。路德被关押在瓦特堡城堡时，他坚持翻译《圣经》，并写出了在德国广为流传的战略策略。
约翰·班扬写作《天路历程》，或许也应归因于他身陷囹圄这种恶劣的环境。这样，他被逼无奈只能通过冥思苦想来发泄自己的激情。实际上，在他的行动自由扩大以后，他的写作生涯也就最终结束了。他的《天恩无处不在》和《圣战》也都是写于狱中。在此期间，班扬一直待在贝德福德监狱，其中有几次和别人会面的自由。他之所以能写出麦考莱称之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寓言作品，或许我们还是应该归因于他漫长的监狱生活。
，只要有机会和有这种权力，任何一个政党都会把他们的反对派送进监狱。班扬的监狱生活主要是在查尔斯二世时期。但是，在查尔斯一世统治时期，也和在共和政体阶段一样，杰出的囚犯人数多得难以计算。其中有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约翰。艾略特勋爵、汉普登、普林[7]（一个最多产的狱中作家）和其他许多人。正是在伦敦塔中受到严格监控的情况下，埃利奥特完成了他的巨著《人类的君主政体》。诗人乔治·威瑟尔是查尔斯一世时期的囚犯，正是被关押在马夏尔西监狱时期，他写出了著名的《对国王的讽刺》。在复辟时期，他再一次被关入新兴门监狱，尔后又被转入伦敦塔，有人认为他可能死在那里。
共和政体时期也关押一些囚犯。威廉·达文兰德勋爵，由于他对君主的忠诚，曾一度被关押在考斯城堡，在狱中他写了脍炙人口的诗篇《龚迪伯特》。据说，经过为人豪爽的弥尔顿的说情，达文兰德才得以保全性命。达文兰德在有生之年也还清了这一人情债，当“查尔斯再次得势掌权”时，他也救了弥尔顿一命。洛夫莱斯是一位诗人和保王党党员，也被光头党人关进了监狱，在交纳了数目巨大的保释金后，才得以从牢房中释放出来。尽管他为了斯图亚特王朝历尽了苦难和丧失了一切，然而在复辟时期他却完全被遗忘了，最后在极度的贫困中死去。
除了威瑟尔和班扬以外，查尔斯二世还关押了巴克斯特、哈灵顿（《奥辛纳》一书的作者）、潘恩及其他许多人。这些人在狱中都是以写作来自慰。在高等法院的监狱里，巴克斯特完成了他的名作《生活与时代》的部分手稿。而潘恩在被关押在伦敦塔时期，创作了《没有荆棘就没有王冠》。在女王安娜统治时期，马修·普赖尔，因被人捏造的叛逆罪而被监禁了两年，在此期间，他写出了《阿尔玛，或灵魂的进步》。
从那以后，英国的杰出的政治犯人数相对减少。其中最著名的是笛·福，笛·福曾三次被戴上颈手枷示众，并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狱中度过的。在狱中，他创作了《鲁宾逊漂流记》和其他许多有名的政治性的小册子。除此之外，他还写了《被颈手枷者的赞美诗》，修改出版许多大部头著作。[8]斯莫利特因诽谤罪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创作了《兰斯洛特·格列威斯勋爵》。在最近的英国狱中作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一位是詹姆斯·蒙哥马利，被关押在约克城堡时，他创作了第一本诗集。另外一位是托马斯·库珀，他是一位立宪主义者，在斯达福德监狱，他创作了《自杀者的炼狱》。
西尔维尔·皮立科是意大利最近最优秀的狱中作家。他在奥地利监狱中被监禁了十年，其中的八年是在摩拉维亚的斯皮尔堡监狱中度过的。在狱中，他创作了极有趣味的《回忆录》，这也是唯一能展示他深刻的洞察力的作品。即使在女儿短暂的探监活动和单调无聊的日常生活中，他也总是试图为自己创造一个思想的和有益于人类利益的小天地。
卡钦斯基是匈牙利文学的复兴者，他在布达、布鲁恩、古夫斯坦和蒙克斯的地牢中度过了7年。在这七年里，他写了《狱中日记》，在完成其他工作的同时，他还翻译了斯特恩的《艰难的历程》。科苏兹在布达监狱的两年中刻苦学习英语，以便能阅读莎士比亚的原著。
像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人，他们都遭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似乎是生活中的失败者，至少也应该是一时的失败者，然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失败者。许多表面看来在生活中已经完全失败的人，往往比那些连续的生活过程从未受过干扰的人，在人类史上留下了更强有力的更深远的影响。一个人的品格并不是取决于他的努力在当时获得了成功还是失败。一个殉道者所为之遭受苦难的真理，假如通过他的牺牲获得了光彩，那么，他就绝不是一个失败者。那些为了自己的事业倒在血泊中的爱国者，或许会因此而加快了胜利的到来。那些站在一场伟大运动的前列置生死于不顾的人们，往往会为后来者杀开一条血路，后来者也会跨过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正义事业的胜利或许姗姗来迟，然而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候，它也要归功于那些率先作出了努力而招致了失败的人，就像是要归功于那些取得最终胜利的后来者一样。
就像是一个优秀人物的生活给人们树立的榜样一样，伟大的牺牲给人们作出的榜样也会鼓舞其他人。一个伟大的举动不会由于实施者生命的终结而消失，它将在活着的人们的类似的举动中继续生存和成长，它也将珍藏在活着的人们的记忆中。对于一些伟人，我们或许可以说，只有当他们的生命终结的时候，他们才真正开始诞生。
那些为了科学事业和追求真理而经受了苦难的磨炼的人们，会受到人类的极度尊敬和崇拜。虽然他们的生命已经死亡，但他们所追求的真理将永垂千古。他们像是已经失败，而他们却最终取得了胜利。他们或许被关进了监狱，然而监狱的城墙禁闭不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已然让自己的迫害者的权力落空。囚犯洛夫莱斯写道：
石墙构不成监狱。
铁栅围不成牢笼。
无罪的心自在安宁，
此处僻静正好修行。
谁最能忍受苦难，谁的能力最强
弥尔顿有句名言：“谁最能忍受苦难，谁的能力最强。”因为有了责任的感召，许多最伟大的人的工作都是在苦难的考验以及困境中完成的。这些人乘风破浪，顽强拼搏，到达岸边的时候，已然精疲力尽，爬到沙滩便已断气。然而，他们已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因此死而无憾。对于这样的人，死亡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他们可贵的精神却永世长存并永远安慰、净化和祝福着我们。歌德指出，“生活，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是苦难。谁有权利找我们算账呢？让我们不要谴责那些已经去世了的人们。活着的人们应该计较的不是他们在哪些方面招致了失败，不是他们遭受了哪些苦楚，而是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能够让人经受考验并且从考验中受益的并不是舒适和安逸，而是磨难和困境。逆境对品格来说，就像是一块试金石。就像一些香草需要被捣碎才能散发出醉人的芳香，有些人也需要通过苦难的磨炼来唤醒他们的优秀品格。因此，磨难通常会撕下一个人品行的假面具，揭示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美德。那些貌似无用和胸无大志的人，一旦置身于困境以及需要担负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会展现出之前意想不到的品格的力量，而之前别人所见到的只是柔顺和自我放纵，现在见到的则是力量、生机和自我克制。
就像是没有哪一种幸运不能转化为不幸一样，也没有哪一件苦难不能转化为幸福。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从这种方式中受益。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找到完美的幸福的。假如能够得到，它也是毫无意义。所有的福音中最虚伪的是舒适和安逸的福音。困境，甚至是失败，也要比舒适和安逸好得多。汉弗莱·戴维爵士曾经指出：“即使在个人生活中，过于幸福要么会损坏人的道德品质，使人行为堕落，陷入苦难的结局，要么会引起别人的嫉妒、诽谤和恶意。”
即使是悲伤，也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和快乐与温和联系在一起
失败通常会改善人的性情和强化人的意志。悲伤其实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和快乐与温和联系在一起的。约翰·班扬曾说过：“假如失败是合法的，人们会祈祷更大的苦难，因为它会带来更多的幸福。”一位穷途潦倒的阿拉伯妇女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毅力很是令人惊讶。
和快乐一样，苦难也毫无疑问也是一种恩赐，然而，它对一个人品格的磨炼的影响却要比快乐要大得多。苦难磨炼和美化人的个性，让人懂得以耐心和服从，并提升最深邃和最高尚的思想。[9]
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最优秀的人，
必定是曾经遭受过苦难的人，
他温顺、柔和、耐心、谦逊而又精神平静，
这种人才是在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第一个真正的绅士。[10]
苦难或许是成功人无法避免的，通过苦难就可以磨炼和产生出品德高尚的人。假如人生的目标是幸福，那么悲伤就是达到这一目的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使徒保罗提出的几对矛盾描述了基督的生活：“虽然经受了磨炼，但并没有死亡；虽然充满哀伤，但时常欢喜；虽然贫穷，却使许多人富有；虽然一无所有，但却无所不有。”
即使痛苦也并不完全令人讨厌。一方面，它与苦难相亲相爱，另一方面，它又与幸福毗邻。痛苦和悲伤一样，都是手段。苦难从一方面看，它是一种不幸；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苦难又是一种磨炼。假如没有苦难，那么人性中最好的部分就会酣睡不醒。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痛苦和悲伤是一些人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刺激他们的才能发育成熟的必不可少的手段。雪莱曾经以诗的语言说道：
最为不幸的人被苦难抚育成了诗人，
他们把从苦难中学到的东西
用诗歌教给别人。
假如彭斯真的成了富人、受人尊敬并且“拥有轻便二轮马车”，那么还会吟诗吗？或者假如拜伦拥有幸福的生活，美好的婚姻，成了掌玺大臣或邮政总长，那么他还会去歌唱吗？
有些时候，一个悲伤的人会冷静地对待生活。“他们知道，谁没有经受过苦难呢？”一位哲人说。当大仲马问拉布尔“是什么让你成为一位诗人”时，拉布尔的回答是：“苦难！”首先是妻子的去世，紧接着是孩子的夭折，让拉布尔隐入了巨大的悲痛和非常的孤寂之中，最后，拉布尔不得不从诗歌中去寻求解脱。[11]加斯克尔夫人的优秀作品是在巨大的家庭苦难中创作出来的。最近，一位作家在谈及个人的感受时说：“娱乐消遣，在很大程度上说来，是在亲人去世之后，从生活的极度空虚和寂寞中解脱出来。她通过创作一系列的作品，增加了朋友的数量，也扩大了交往的圈子。”[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