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罢工是工人工会组织的，成千上万的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向福特公司进发，他们的要求是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游行工人冲破警察的阻挡，勇敢地向前走去，他们来到福特公司，一块块石头砸向工厂大楼。一个女工高喊着：“我们要找贝内特，他就在里边！”几乎就在哈里·贝内特走出工厂的同时，数不清的炉渣和石块向他袭来。所有的人都在发泄着对这个恶棍的不满。贝内特这次真是“大显身手”了，他本能地拉住一个年轻人当做自己的“挡箭牌”，但是愤怒的人们根本顾不了那么多，一块冻土砸到了贝内特的脑袋，贝内特立刻倒了下去。就在这时，警察和亨利·福特的保安员向手无寸铁的游行工人开枪射击。子弹无情地飞向人群，4个人当场就被打死了，数十名工人受伤。福特工厂的大门前血迹斑斑，现场惨不忍睹。
当亨利·福特、爱德塞尔和索伦森赶到工厂的时候，骚乱已经平息了。工厂内外一片狼藉。贝内特刚刚恢复知觉，他的头部仍在往外渗血。亨利·福特别提有多担心了，他亲自把贝内特送到福特医院，向医生详细地询问贝内特的伤情，一再地嘱咐医生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勇敢的人”治好，千叮咛万嘱咐，忙活到了晚上，他才不放心地离开医院回家。随后的几天，即使不去医院，老亨利也每天打电话询问。因为贝内特这次付出的血的代价，亨利·福特特意送给他一辆崭新的“林肯”牌豪华轿车。
贝内特只在医院待了几天，就回到了福特工厂的工作岗位。出院那天，他特意让医生给他包上带血的纱布，有人说那上面不是鲜血，而是红药水。不管怎么说，贝内特都只是为了强化一种概念，那就是工厂将面临无数挑战，而只有他贝内特才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卫工厂。
为了他的主人不受到任何伤害，贝内特在老亨利和爱德塞尔的家里都储存了大量的催泪瓦斯，四周架设着机关枪，以便在关键时刻对付那些闹事者和别有用心的人。老亨利对贝内特的做法无不赞同并且人前人后地夸奖他，此时，福特公司里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看得出，老亨利只相信贝内特一个人，就像贝内特只忠于老亨利一个人一样。人老了，糊涂了，而又大权在握，那别人对他真是更无可奈何。这件事发生不久，贝内特就向老亨利提出了内务部的预算报告，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主管财务的经理提出异议，但老亨利一个“不”字都没说就批准了，贝内特于是又雇佣了许多地痞流氓恶棍，组织了完全由他自己指挥的一支私人武装。他的势力已经没有人能控制了。
这次流血事件发生后，全国的新闻舆论一改以往对亨利·福特的一致赞扬。我们还记得是媒体把亨利·福特塑造成了一个“民间英雄”的形象，多少年来，因为亨利对美国汽车工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新闻媒体都对他宽容有加。尽管亨利曾经发表过很多不合时宜的令人费解的观点，但媒体并没有对这个老人进行过多的责备，他们宁愿相信这位老人只是年岁大了，脑子有点糊涂了。但这一次，他们没有采取宽容态度，也没办法宽容福特公司和当地警察的野蛮行为，各大媒体通过大幅版面，用激烈的文字抨击这场事件，一致认为这种行为是对美国法律的公然挑战。媒体的指责也指向了爱德塞尔，因为他没有及时地站出来阻止这场流血事件。舆论普遍认为，在那样的时刻，亨利父子应该站出来，制止事态的扩大，更不应该任由工人在这场冲突中失去生命。在美国人看来，生命高于一切，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别人的生命，而亨利父子恰恰是间接地剥夺了他们的生命。
亨利·福特遭到了媒体集中猛烈的抨击，过去，亨利·福特一直是以“工人之友”自居的，现在，他工厂的武装人员竟然向自己的工人开枪射击，什么“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什么“美国小人物的代言人”，这一切在血腥的现实面前都显得那么虚伪，亨利·福特的神圣光辉这一次彻底消失了，有的只是他对自己工人的无情和对工厂内以贝内特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支持。
危机在持续，但政府没有坐视危机的加深，人们都在努力挽救，形势也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要求各行业内部所有的公司都要遵循一套准则，准则明确规定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和报酬。一向对罗斯福总统没有好感的亨利这次又和政府对着干，拒绝代表汽车制造商在准则上签字。
在30年代，美国各家汽车企业都建立了工会，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1935年，罗伯特·瓦格纳提出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案》获得国会通过，该法案确定了工人参与集体讨论，以及和雇主讨价还价的权利，这时美国劳工联合会被一些年轻的激进组织者接管，并重新注册为“联合汽车工人工会”。
这时候，在福特公司内部，一度非常有权势的莱布尔已经被贝内特击败，能够和贝内特稍有抗衡的只有索伦森和爱德塞尔。索伦森年事已高，不愿意过多介入这些争斗了。爱德塞尔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斗争之后也多少获得了一点经验，虽然他还要忍受着父亲的虐待，但他已经懂得保护自己，懂得怎样避重就轻了。再加上他在汽车业已经很多年了，凭着对汽车行业现状的了解，凭借对未来的准确预测，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福特工厂内部，他获得了一大批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工人的支持，在有关公司重大决策方面有了一定的分量。
他试图改变公司在市场上每况愈下的局面，但因为父亲的阻挠，他的所有想法都无法实现。对于公司的日常管理，比如劳工关系问题，这些都掌握在他父亲手里，换句话说是掌握在贝内特手里，他本人是无能为力的。
来自工会的压力也使爱德塞尔难于应付。在美国汽车工业联合会试图解救灾难深重的福特工人的时候，在工人起来抗争乃至发生冲突之前，爱德塞尔认为可以通过谈判与汽车工业联合会达成某种妥协。
他多次在父亲面前苦口婆心地劝说，向他介绍工人所面对的困境，讲述工会运动的发展，其他公司对工会的宽容态度，提醒父亲假如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结合起来对抗工厂，那么公司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但是，对于儿子的劝说，老亨利不屑一顾，他认为这是儿子懦弱和无能的表现。为了对儿子的意见作出回应，亨利命令贝内特加强对工人的监视。贝内特欣然领命，他的内务部的人像鹰犬一样埋伏在工人之中，就算工人进厕所，也有人盯梢，厕所里甚至安装了监视器，就为了防止工人们之间谈论工人联合会的事。工人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办事，必须要向内务部交代原因以及来去时间。工人的衣服帽子都要接受检查，以免里边夹着工会的传单。在福特工厂里，没有人敢站着、蹲着，没有人敢窃窃私语，更不用说唱歌吹口哨了。在上班期间，工人们一律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冷漠的面孔从工厂一直被带到家里。时间长了，外界就给福特工人起了个外号叫“福特式的嘴脸”。
与此同时，福特工厂工人的劳动条件更加恶化。工人们的劳动强度极大，为了增加生产，工厂要求提速，生产线一旦开动，工人的劳动节奏就必须加快，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不断地提速，工人必须集中全力才能跟得上。生产的集中，无处不在的监视和恐吓，福特工人的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疲惫感和绝望感交织在一起，很多工人都得了一种怪病，底特律的医学界把这种病叫做“福特病”。工人每天只有15分钟的午休时间，就在这短短的15分钟时间里，精疲力竭、精神紧张的工人们要完成吃饭上厕所等事情，然后再急急忙忙地跑回生产线上。
尽管这样，还是有不少人莫名其妙地遭到开除和虐待。一个老工人在福特工厂已经工作了20多年，仅仅因为在下班前和身边的工人说了一句话就被开除了。如果贝内特和他的手下怀疑某个工人支持汽车工人联合会，他就会遭到一顿毒打，然后被解雇。亨利要求他的工人对他的公司必须绝对忠诚，假如某个工人的妻子买了雪佛兰汽车，那么这个工人也会遭到解雇。
汽车工人联合会在底特律继续领导工人的反抗斗争，力图最大限度地争取一些权益。1936年12月28日，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领导下，通用汽车工人开始静坐罢工。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通用公司被迫同意了增加工人工资、承认工人享有的各项权益等要求。这场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几个月后的1937年3月，工会成功地在克莱斯勒公司组织工人罢工，工厂生产受到重创，很快便妥协了，同意了工人们提出的各项条件。受到鼓舞的工会领袖们就把斗争的下一个目标放在了福特汽车公司。显而易见的是亨利·福特更难对付。
工会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福特的工人们也或多或少地接触工会组织，诉说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尽管工会组织已经进入很多工厂，甚至在工厂里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但亨利·福特坚决阻止工会活动进入他的工厂，他对工会一直抱着敌对的态度。他认为工会会损坏工人的人格，工人如果参加了工会，他就会失去独立性。
亨利·福特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当年艰苦创业的日子早已抛到脑后，他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雇主和工人之间根本没有人们所说的那种巨大的差别。就算是在危机最深重的30年代初期，很多工人收入降低，甚至失业了，生活无以为继，孩子们不得不忍受着饥饿的时候，他仍然认为劳资差别只是被人们有意地夸大了。“你们看看，这个国家的大多数雇主过去不都是劳工吗，不然他们过去又是什么人呢？
我自己就属于‘劳工’。”就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亨利·福特对工会的敌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
在30年代初期，亨利的神经质越来越严重，对于工人的怀疑和排斥不断加深。福特工厂不再是工人们的向往之地，而是工人们最憎恨的地方。而汽车工人联合会加大了宣传力度，在一系列广播节目中发动和鼓励福特汽车的工人们起来争取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亨利·福特则发誓要与汽车工人联合会战斗到底。有一次，爱德塞尔劝说父亲做出妥协，亨利·福特却雷霆大怒，在场的索伦森看到这样的情景不得不无奈地摇摇头，离开了。
一天下午，亨利·福特把索伦森和爱德塞尔叫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们宣布了一个消息。这里要说明的是，随着贝内特成为亨利·福特身边的红人，索伦森作为最初的爱德塞尔的对立者立场已经悄然发生转变，他不愿意眼睁睁地看到福特王子被他的父亲一步步地逼上绝路，更不忍心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福特公司倒下去，他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和爱德塞尔站在一起。这一次，老亨利向两人发布了一项“决定”，是的，就是“决定”，作为公司总裁的爱德塞尔没有权力否决，因为是公司创始人已经决定的事，没有人敢否定。他说，他将派出一个人去和汽车工人联合会谈判，这个人要足够的强悍，足够有铁腕，还要有在工会面前绝不妥协的勇气。索伦森和爱德塞尔知道，他们都不是老亨利眼中的合适人选，那么就只有贝内特了。当他们看到贝内特因得到这样的使命而激动得满脸泛光的时候，爱德塞尔万念俱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爱德塞尔曾经暗示汽车工人联合会，不是他对工人的事业没有同情，但他的地位使他无能为力。汽车工人联合会并不妥协，于是，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37年3月26日，汽车工人联合会底特律分会主席沃尔特·鲁瑟尔和该分会首席组织者理查德·弗兰肯斯汀来到福特公司的红河工厂区，他们是得到工会的许可准备在这里散发《要工会主义，不要福特主义》的小册子，另外还有几名教师、牧师、记者、摄影记者随行。
中午，沃尔特·鲁瑟尔、弗兰肯斯汀、理查德·梅里威西尔、拉尔夫·邓哈姆四人来到了鲁日工厂的4号门前，工人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他们想趁着这15分钟的工人休息时间散发小册子。工会领导人到来的消息，贝内特那些密探早就得到了。“来得正好，让他们尝尝我贝内特的厉害。”贝内特对他的手下吩咐道。这时候，贝内特的一个打手走上前来，粗暴地喊道：“这是福特的地盘，你们他妈的赶快给我滚开！”四个人见到这阵势，并没有胆怯，他们低估了贝内特和他手下的无法无天，鲁瑟尔想去和贝内特说明情况，贝内特的打手上前就把他推开了。鲁瑟尔等人没办法，只好向他们的汽车走去，准备离开这里，但内务部的打手立刻冲了过来，堵住他们的去路。他们随即对工会成员进行了袭击。袭击来得太突然了，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内务部的打手们就已经迅猛地将他们打翻在地。弗兰肯斯汀的脸和头部都遭到了重击，还有人踢他的肚子。鲁瑟尔刚要张嘴对贝内特说些什么，却已经被推倒了，有人挥舞着拳头朝他的脸狠狠地砸去，又把他从几级台阶上踢下去。还有很多打手袭击其他工会会员。满脸是血的鲁瑟尔和弗兰肯斯汀相互扶持、相互安慰着，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个残暴的镜头。
在红河厂区，也有一场混战，十几个工会组织者遭到攻击和殴打，15分钟后，同情工会的人也被赶出了厂区。
迪尔伯恩的警察赶到了现场，满身是伤的工会领导者这才捡回一命。摄影记者们在警察的保护下回到报社，他们拍下的照片立即刊登在报纸上，各大报刊纷纷转载，邪恶的暴行震惊全美国。所有有良知的人都认为这是亨利·福特和贝内特共同策划的一场阴谋。汽车工人联合会强烈谴责福特公司豢养的流氓和暴徒，并宣称“福特汽车公司奉行的福特主义原则是法西斯主义”。这次事件集中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亨利·福特对工人及工会的态度，这个曾经以“工人之友”自居的大发明家、汽车工业的领袖，已经彻底地走到了工人的对立面。
工会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