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主要是批驳刘向《战国策书录》中“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不得不然”的观点。作者以为“不得不然”，只是“偷为一切之计”。其计不离“尚诈”、“言战” 。结果是战乱不息，“亡身”，“灭国”，害人害己。作者顺势提出“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充分体现了破中有立的特点。另外，作者在批判游士之说的同时，也指出《战国策》上继春秋，下接楚汉，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
文章对刘向的观点，肯定什么，否定什么，都充分地批驳和阐述，有很强的说服力。
【原文】
刘向所定《战国策》[1］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2］。臣访[3］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4］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5］，修法度，所以大治[6］。及其后， 谋诈[7］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8］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9］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10］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11］而已。二帝三王[12］之治，其变固[13］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14］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15］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16］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17］，偷[18］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19］；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20］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21］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22］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为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23］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24］。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25］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26］。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27］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注释】
[1］刘向在成帝时曾领校秘书阁所藏五经、秘籍，集先秦人所记战国事，得三十
三篇，名曰《战国策》，并为之作《书录》。（参阅前《列女传目录序》注[1］）[2］《崇文总目》，见《列女传目录序》注[2］。阙：通“缺”。[3］访：询问。[4］正：纠正。
[5］明教化：使教育感化昌明。[6］大治：（天下）太平。[7］谋诈：计谋，欺诈。[8］度（duó）：揣度，推测。[9］笃：深，坚定。[10］谓：通“为”。[11］意：主旨。[12］二帝三王：儒家以唐尧、虞舜为二帝，以夏禹、商汤，同文王、周武王三代之王为三王。[13］固：本来。[14］本：根本。末：枝节。[15］勿苟：不苟且。[16］游士：游说之士。[17］设心注意：相当于处心积虑。[18］偷：苟且。[19］讳：隐瞒。[20］胜：尽。[21］卒：最后。[22］苏秦：战国时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著名纵横家，与张仪齐名。商鞅：姓公孙，名鞅，战国时著名法家人物。相秦孝公变法有功，封商君，故史称商鞅。孙膑（bìn）：战国时齐国人，兵法家孙武的后代。吴起：战国初卫国人，著名兵法家。
李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初为秦客卿，后为迁尉，秦王用他的计谋，统一了天下。[23］寤：通“悟”，醒悟。[24］疵：小毛病，比喻缺点。弊：弊病。[25］邪说：古代儒家把与他们观点不同的杨朱，墨子的学说斥为邪说。此指战国时游士之说。放、绝：弃绝。
泯：灭。[26］“是以孟子”四句：《孟子·滕文公》记载了农家楚人许行的言行。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上下不分贵贱。孟子以为治天下不可耕且为，应有分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许行的主张是“相率而为伪”。又记载了墨者夷之求见孟子。孟子对墨家兼爱、薄葬的学说也加以驳斥。非：非难，驳斥。[27］高诱：东汉涿郡（今河北涿县）人，著有《孝经解》，并为《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作过注解。高诱本是《战国策》最古的注本。《战国策》共三十三篇：东周、西周各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合为一篇，中山一篇。（今版《战国策》每篇为一卷。）高注本早已残缺不全。
【译文】
刘向编定的《战国策》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说它短少十一篇。我到士大夫家去访求，才全部得到它们，校正了其中的错误，那些不能考明的只好存疑，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又完整了。
我写叙说：刘向给《战国策》写《书录》，他说，周朝初期，教化昌明，法律制度整治得完善美好，所以天下太平。到了后来，计谋、诈骗盛行，仁义的道路堵塞，所以天下大乱。他的说法是很好的。但他在文章结尾以为这本书，是战国时期的谋士推测当时的君主能够实行什么，才不得不这样说说。这可以认为他是被世俗的看法迷惑，而不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人。
孔子、孟子的时代，离开周朝初期已经几百年了，周朝的老办法已经泯灭，旧的习俗已消亡很久了。孔子、孟子才独自阐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治国的法则，认为是不可以更改的，难道是用后世所不能办的事去强迫那时天下的国君吗？也是因为他们碰上当时的情势，以及遭遇的变故，而提出当时实行的主张，使那些主张不背离先王们的主旨罢了
。二帝三王治理天下，他们之间的改变，本来各不相同，他们的办法，本来就有差别，而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用意，根本的、枝节的、先的、后的，没有不同的。孔孟之道，也如像这样罢了。法呢，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道呢，是用来建立根本的原则，不可以不统一，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孔子、孟子坚守这条原则，难道是喜欢提出不同的理论吗？能够不苟且罢了。他们可以说是不被世俗的看法迷惑，是能坚定相信自己的人了。
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就不是这样，他们不了解道是可信的，却喜欢他们的言论容易与当时君主的想法相合。他们处心积虑，只在苟且地提出一时权宜的策略罢了。所以他们谈论欺诈的便利，而讳言欺诈的坏处；吹嘘战争的好处，却隐瞒战争带来的灾难。他们相继去干的事，不是没有利，而是不能胜过他的害处；不是没有收获，但是不能胜过损失。最后到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等辈，因此而失去了他们的躯体；而用他们的诸侯和秦国，也因此使自己的国家遭到灭亡。战国谋士们的那套主张，是社会的大祸害就明白了。但世俗之人对它还没有醒悟过来。只有先王之道，根据时代要求，适应社会变化，作法不同，对它进行考察，它没有缺点，用它治理国家，它没有弊端。所以古代的圣贤没有用先王的法则去跟游士之说交换的。
有人说：“邪恶之说对正确的理论是有伤害的，应该弃绝它。那么《战国策》这部书不消灭，可以吗？”我回答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禁止邪恶的理论，本该向天下人说明它的危害，使当时的人，都知道那邪说不能听从，然后来禁止就会齐心合力；使后代的人，都知道那邪说不能照办，然后告诫，使人明白。难道一定要销毁这部书吗？要弃绝邪说，没有比这个办法好的了。所以孟子的书中，有农家的学说，有墨家的学说，都记载下来并加以批驳。至于《战国策》的写作，往上紧接着《春秋》，往下到楚、汉的兴起，共是二百四十五年，记载了其间的历史，本来就不可能废弃。”
这部书有东汉高诱注释的二十一篇，有人说是三十二篇；《崇文总目》中存在的是八篇，现在存在的是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