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曾经写过：“德国精神正在德意志帝国手中走向毁灭。”这个民族刚刚尝到了征服者的胜利滋味，而尼采这句话却深深伤害了它，因此，尼采必然会收到许多侮辱和粗俗的指责，这个民族甚至给予了尼采背信弃义的骂名。对于民众的反应，尼采感到非常兴奋。他说：“司汤达已经向我提出了建议，因此我将以决斗的姿态投身于社会。”尽管尼采是（或者至少他自认为是）司汤达彻头彻尾的追随者。但无论如何，尼采仍然富于同情心，就在小册子出版后的几个星期里，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就去世了。尼采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杀死了这个老人的凶器，他为这件事感到痛心。为此，他的妹妹和朋友们给予了他无私的安慰，想要消除他的疑虑，可最终却都是徒劳无功，尼采坚持不放弃这种自责，在他的内心深处，这种自责是极为高尚的。
尼采为第一次的论战所激励，他期待着更加深广的论战。他才思敏捷，很快就准备好了一组论文，他草拟了《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个总标题，并希望能够将它们发表出来。第一篇论文的主题由施特劳斯提供。尼采将第二篇的题目定为《历史的运用与滥用》，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二十篇文章。尼采认为，他的朋友们，虽然这些朋友还存在于幻想中，都会在这件事上给予他帮助。
弗兰兹·欧维贝克刚刚出版了一本名为《现代神学的基督教》的小书，在书中，他抨击德国学究及其过于现代的倾向，他认为这种倾向对基督教的存在是一种消弱，而这也严重动摇了早期基督教的不可更改的严肃教义。尼采将欧维贝克的《基督教教义》跟自己的《D．F．施特劳斯》装订到了一块儿，并在封面上写下了六行短诗：
亲生兄弟双生子，
欢欢喜喜降人世。
目的就是铲除人间恶龙。
他们拥有两位父亲，
同时还有一部作品，
哦，多么神奇。他们的母亲叫友谊。
尼采渴望看到百花争鸣的现象出现，他渴望有着相同追求的作品，虽然出自多人之手，但却是由一个灵魂所激发的。
尼采这样写道：“越来越多习惯于英雄主义的人出现了，他们的出现和成长注定就是为了现代观念的论争，他们的出现，使得从前嘈杂和懒惰的文化自此而沉寂。文艺复兴的重担自此落在了这些人的身上。”可是这件事却没有向尼采希望的方向发展，他的希望最终落空了。他的朋友没能将他所希望的帮助提供给他，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按照自己的预计写出二十本小册子，他最后留给后人的只有这些作品的题目和几页粗略的大纲。《论国家》《论城市》《论社会危机》《论军事文化》和《论宗教》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些文章的缺失，我们不用感到太遗憾。也许即便是尼采完成这些文章，这些文章所承载的信息也很少。但无论如何，同他的抱负和抱怨相比，这其中也只有很少的一点点才能算得上是珍贵。
尼采的手头还有另外一项工作，他用神秘的语气向格斯道夫透露：“我只把这件事告诉给你一个人听。一个潜在的可怕危险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了拜洛特之上，而破除这个危险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到了我的头上。”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瓦格纳向尼采发出了一个请求，他希望尼采能够帮他写一封告德国人的呼吁书。尼采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怀着自己所能达到的极度庄重、深沉和严肃开始了草拟工作。他急需欧文·罗德的帮助和建议，他这样写道：“你能帮助我起草一个断章吗？这个断章需要用拿破仑的文体，你能快点将它写好给我寄来吗？”欧文·罗德向来做事谨慎，因此他拒绝了。他回复尼采：“对那些生活在底层的群众而言，就算侮辱也要保持礼貌。”而尼采是不会把自己束缚在礼貌里面的。
10月底，瓦格纳追随者的首脑们从各地齐聚到了拜洛特，他们邀请尼采朗读他新写的宣言《告德意志人民书》。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倾听我将要说的话，这个发言是要向大家敲响警钟的。而这敲钟人，无论身份和话语如何，他都有权获得倾听的权利……我们之所以要大声疾呼，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身处于危险之中，而你们却还在保持缄默，对此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我们对你们的处境感到忧心忡忡……我们现在满怀着热忱，向你们呼喊，而我们寻求和期待的利益也属于你们，那就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名誉的拯救和荣光……
尼采在朗读这个宣言时，语气裹挟着威胁并且铿锵有力，等到朗读结束时，会场陷入了静穆当中，那种气氛非常令人尴尬。没有观众对这个演讲表示赞同，他们甚至都没有向作者投以鼓励的眼光。尼采也陷入到了沉默之中。最后，终于有听众发表了评价，他说：“这个演讲太严肃了，言辞不够礼貌，必须要进行大量的修改。”一些人认为“这看起来和一封修道士的训诫书没有什么分别”。尼采没有做任何争辩，他默默地收回了这封训诫式的草稿。所有听众中，只有瓦格纳一人对尼采表示了极大的热忱，他全力支持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年轻人。他说：“不要着急，我们要做的就是再等等。不用等多久，他们就会回来，遵从这份宣言的。”
在拜洛特，尼采只呆了很短的几天。复活节那天，情况就很糟糕，而现在的境况则是令人绝望。公众们几个月以来一直都在嘲笑这项事业，而现在他们似乎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宣传工作被一种可怕的冷淡阻碍了。筹集资金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诸如商业贷款、抽奖等所有计划都被取消了。新一份呼吁书在德国的群众中流传开来，这份呼吁书的作者已经不再是尼采，这份呼吁书一共印行了一万份，但实际的销售量却低得可怜。瓦格纳的追随者又寄信给德国许多剧院经理，请求各剧院进行一场义演，同时把义演所得的收入用以资助拜洛特，三家剧院都回了信，但都拒绝了这个请求，剩下的则没有回音。
尼采重新回到了巴塞尔。格斯道夫帮助他成功起草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中的第二篇《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但是，尼采几乎不再写信，不做笔记，也没有对未来做出新的规划。后人在这段时间内几乎都不能发现他的踪迹。帮助瓦格纳取得成功，并为取得成功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尼采年轻时的愿望，但是现在这两个愿望却同时破灭了。他四处请求帮助，但却都遭到了拒绝。他收到的答复大多是：“你的东西过于严肃，太一本正经了。”面对这种情况，尼采扪心自问：“拒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瓦格纳的艺术不是一项神圣庄重的事业？”为此，尼采的心情开始变得忧郁，觉得失去了尊严，他的自尊和梦都破灭了。1873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尼采窝在巴塞尔的住宅里，像蚯蚓一般深居简出。
1874年的新年，尼采是在瑙姆堡度过的。在那儿，他和他的家人在一块儿，家人的陪伴让他恢复了些许活力。他喜欢这种周年纪念日的宁静，这种节日适合进行沉思。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总会让自己充实地度过圣·希尔维思特节，在节日里，他总要在记事本上记下一些对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沉思。1873年的12月31日，他写信给欧文·罗德，信中运用了他对朋友们惯用的语气。
看了卡尔·希尔德布兰特的《一个异端唯美主义者的书信》，我感到十分欢乐。这些文字是如此提神！我看得出，卡尔·希尔德布兰特是个懂得阅读和赞美的人，他和我们心意相通，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希望。愿新一年中社会欣欣向荣，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啊，亲爱的朋友，一个人的情感毫无选择，他要么充满希望，要么怀着绝望。我已经将希望永存我心。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保持我们的友谊并互相帮助，直到我们走向生命的终点。你的弗里德里希·尼采。1873～1874，圣·希尔维思特节，瑙姆堡。
一月份悄然来临了，尼采重新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之中。由于拜洛特出现的意想不到的不幸（毫无疑问，一个作家在求助被拒后产生的恼怒是此后变化所产生的根源），尼采开始备受焦虑和怀疑的折磨，他渴望能将这些痛苦一扫而光。
他用两行话对瓦格纳艺术进行了历史性的总论，这些总结和他介绍自己思想的话十分相似，他这样写道：“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都因为其新颖而带有危险性。印象从来都来自于一些孤立的现象，而这些孤立的现象从来都是为了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在确立了这一总原则之后，尼采开始探讨“瓦格纳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艺术意味着什么？”这样本质性的问题。
这是幻境中的一场灾难。即使当代出现过埃斯库罗斯和品达，但他们也都消失了。他们创造出的美丽的、超自然的、宗教式的幻影骤然破灭，而瓦格纳的艺术在这些幻影破灭之后呈现出真的面目——瓦格纳的艺术太像来自十五个世纪的花朵，今时今日，它行将凋谢，壮丽却又充满了病态。
尼采在自己私密的笔记本中写道：“让我们扪心自问，这个时代将瓦格纳的艺术当做了自己的艺术，这样的时代究竟有何价值呢？这种所谓的艺术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它是奄奄一息的东西。它建立在邪恶、贪婪、不定形、不确定的基础之上，它正在迅速地向着绝望的方向走去。它虽然披着简朴真诚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它暴烈而又懦弱，缺乏崇高性。这种艺术只起到了拼凑的作用，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拼凑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依然吸引着现代德国人的灵魂。这种艺术在外观和感情方式的层面上都已经变得乱七八糟了。在反艺术时代里他是肯定并支配着自身的荒唐的艺术尝试，其作用只是以毒攻毒。”
尼采的偶像消失了，其本质只是个舞台演员。尼采对此感到绝望，并让自己承认，他一直都在被这个巨大的怪物所左右着。他曾将自己的青春和真诚的热爱付出给这个怪物，但最终却落得个被欺骗的下场。尼采感到愤怒，但是愤怒当中却夹杂着妒忌，他的恨与爱相距不远。这个人曾让他把自己引以为傲的灵魂和思想都奉献出来，但最终这个人却只是以玩弄的心态去对待这些神圣的礼物。
这些私人性的痛苦可以被忽略，但更为深刻的痛苦则源自尼采的受挫，因为他背叛了真理，所以他觉得丢脸。他曾经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为真理而活的，而足足四年之后，他却恍然大悟，他是为瓦格纳而活。那时，被欺骗的他居然还敢重复伏尔泰说过的话，“必须识别并献身于真理”。事到如今，他发现真理已经被自己忽视了，也许在自从他投入瓦格纳的艺术赞美中时，他就已经与真理擦肩而过了。几年前他曾经写信给自己的妹妹说：“如果你寻求的是安逸，你先要相信；如果你渴望的是真理，你先要探索。”而到最后，他自己却没有做到自己给这个孩子所指明的职责。他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容忍自己迷失于幻象、和谐和语词的魔力之中。
尼采远远低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他还赞同这种自贬。他曾经在《悲剧的诞生》里写道——宇宙十分残酷，残酷得就像一种不和谐的音符，而人的灵魂沉沦于自身的煎熬，跟宇宙一样不和谐。要是幻象和神话不被灵魂所创造——虽然说这种方式能安慰自身又能获得美的慰藉，但它却仅仅是种自我安慰——会使自己远离生活。事实上，要是我们不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退让，要是我们不为自己创造安慰之物，我们会走向哪里呢？人们总是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自己的弱点之上，所有的懦弱都是这样得到授权的。承认弱点就是承认了自己的幻想，这种幻想是高尚的还是邪恶的呢？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是受到了欺骗还是要求被骗？回忆令尼采意识到过去的堕落，他陷入到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这种痛苦挫伤了他的希望。
2月份，《历史的运用与滥用》这本小册子出版了，尼采在这篇文章中将攻击的矛头直指现代人的骄傲——科学和历史，他也在书中评论了人类新近获得的才能，借助于这种才能，他们在内心中重新唤起了过去那些世纪里的情感，虽然这要让他们冒着贬低自己天性之完整并使自己的正直复杂化的危险。只要用一个简单的象征就能完整概括这本书：
来世之人：行为怪诞、精神亢奋、热血沸腾、不屈不挠。他是书本的敌人，是艺术家。在我自己的理想王国中，我将对那自称‘有教养’的人赶尽杀绝，就像柏拉图对诗人的驱逐：这将是我的恐怖主义。
尼采就这样赤裸裸地侮辱了上万名“教授先生”，他们掌握着引导公众言论的权力。对这些人而言，历史只是满足他们每日吃喝的面包。他们对尼采的惩罚就是这批人对他的憎恨与沉默。所有人都排斥尼采，没有一个人提到他的书。尼采的朋友们试图为尼采的书找一些读者。欧维贝克写信给自己的学生兼朋友、政治作家、普鲁士历史家特莱斯克说：“如果你看了这本书，我敢肯定，尼采的这些沉思里有着最深刻、最严肃、最本能的效忠，这种效忠是献给德国民族的。”对于欧维贝克的话，特莱斯克没有表示赞同。欧维贝克又写道：“我将要提起而且一定要提起的就是尼采——我那位痛苦的朋友。”特莱斯克的回信有些急躁，于是二者激烈地争论起来。特莱斯克写道：“你的巴塞尔是间闺房，德国民族的文化正在那里备受凌辱。”欧维贝克则回复道：“如果你看到尼采、罗门特和我，那在你面前的就是三个好伙伴，我们的分歧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在德国，存在于政治人与文化人之间的误解十分频繁，这简直是一种灾难，也是一种如此不幸的特色。”特莱斯克反驳欧维贝克道：“碰上了尼采这个疯子，这对你来说是多么的不幸！他的说法是如此的不切实际，而最后他会落得一个强烈的丧心病狂的下场。”
尼采的朋友——欧维贝克、格斯道夫、罗德对尼采的书遭遇冷遇表示了怜惜，他们都赏识这本书。罗德写道：“这是又一个晴天霹雳，这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就跟地窖里放出的烟火一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可是我相信，终有一天，这本书会得到人们的承认，人们会看到作者的勇气和精确。尼采正是以这种勇气和精确提醒我们要直面我们最致命的创伤。他是多么的坚强啊，我们的朋友。”欧维贝克写道：“我们的朋友所承受的孤绝感越来越多。失去了支撑自己的树枝，那必然会受到伤害。”格斯道夫写道：“对尼采来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毕达哥拉斯一样在五年的时间里不读也不写。一旦在这两三年内我获得了自己想要的自由了，我就要收回自己的产权，并将它送给我的朋友作为避难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