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些人对尼采的命运怀着同情和关切，但他们都没有猜到尼采悲痛的真正原因，也没有理解尼采到底有多悲伤。他们对他的孤独表示了同情，却并不知道这种孤独究竟有多深，他们更不知道，甚至当尼采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依然感到孤独。一场思想革命已经将他从这本书中拔了出来，所以这本书的失败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他写信给欧文·罗德说道：“至于我的书，我几乎不敢相信它是我写的。”他已然在书中发现了自己的谬见和错误，由此，他直面自己的悲哀和痛苦并否定了它们。他对格斯道夫这样说道：“此时此刻，许多东西在我的体内膨胀着，它们看起来十分极端并且大胆。我不知道如果要将它们传达给我最好的朋友们，该采用何种方式。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以文字的方式把它们写下来。”然而，一天晚上，激情冲昏了他的头脑。当时他和欧维贝克单独在一起，他们谈论的话题正好是瓦格纳的歌剧《罗安格林》，一种突如其来的愤怒袭来，使得尼采痛斥了这部虚假的浪漫作品。欧维贝克对尼采说出的话感到吃惊。尼采突然沉默了，从那一刻起，他更加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想法，尽管在他看来，这种隐瞒是十分可耻和虚伪的。
1874年4月，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道：“亲爱的，真诚的朋友，要是你没有对我给予极高的评价就好了。我几乎可以肯定，你对我不再抱有幻念。我想用自己完整负责的解释，让你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我的真面目。我多么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失望，以及我忍受巨大忧郁时的孤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具备永久写作的能力。自此以后，我只寻求一点点自由和一点点真正的生活气氛。我武装自己，只是为了抵抗包围在我周围的奴隶们，他们人数众多、令人反感。我对成功的前景感到疑虑重重。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遥远了，即使我确实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标，生命中的大好时光也消耗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了。那时我会像一只日薄西山的蜉蝣，纵然还有自由，却也已经趋近了衰弱。这是我内心中最为真切的恐惧！而一个人完全看清楚了自己的挣扎，这是一种怎样的不幸……”
这封信写作的时间是4月1日。3天之后，4月4日他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仍然充斥着忧郁，但还不至于像前一封那样绝望。
亲爱的弗罗琳，你带给我如此多的欢乐，你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到别人送的鲜花，我现在才明白，这些沉默的花能用它们那无穷鲜活的色彩与我们进行交谈。一个星期以来，这些春天的使者一直在我的房间里盛开着，让我享受无穷。这些花存在的价值，就是在我们深处灰暗痛苦时，能向我们展示出自然界的奥秘。它们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还有生活和希望存在着，光明和色彩一定会普照大地。我们是多么容易丧失这种信念啊！当那些共同奋战中的人们，给彼此寄送鲜花和书籍来坚定彼此的勇气，唤醒沉睡的誓言，这种事情是多么美妙和多么幸福啊！
自新年后，我的健康状况（请原谅我简单谈谈这个问题）一直良好，除了我的视力还需要我小心翼翼。但是，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总有这样一些情形，我们应该对肉体上的痛苦感到庆幸，因为它们能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遗忘在别处遭受的磨难。更确切地说，一个人可以对身体开出药方，所以对灵魂也有同样的方法。这就是我的病痛哲学，它给予痛苦的灵魂以希望。充满希望难道不是一件艺术作品吗？
我希望我的精力可以让我继续完成另外十一篇‘不合时宜的思想’。到那时，我将会把积压在心中的一切都一吐为快。也许经过这种全面的忏悔，我们会感到自己获得了解放，即使程度十分轻。
衷心地祝福你，亲爱的弗罗琳。
尼采终于开始工作了。他直觉地察觉到自己必须回到在自己最初几年里帮助过他的那位哲学家那里。他想把自己第三篇“不合时宜的思想”奉献给叔本华。十年前，当他在莱比锡身处悲惨之时，叔本华从痛苦中将他拯救了出来。尼采欣赏叔本华那奇异的欢愉、抒情风格以及他借以表达其最尖锐思想的反讽，这使他重新恢复了生活的力量。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道：“如果叔本华‘使你不安，给你压力’，如果他缺乏提高你、引导你的力量，如果在他的引导下，你不能穿过外部生活的刺痛到达悲哀的却是欢愉的内心状态，那么你就不能自称已经理解了他的哲学。”
他再次回到了青年时代的感觉之中。以前生活的严肃危机带来的痛苦再次袭了过来，但是作为叔本华的信徒，而叔本华又是他在读书时所崇拜的老师，他很快恢复了勇气。他写信给罗德，宣布了接下来的计划：“我还要唱出十一首优美的歌。”而叔本华对他来说，完全是一首悦耳的歌曲，这首歌是献给那些孤独、勇敢的思想家的。那一刻，音乐填满了他的内心，于是，他停下了手中写作的工作，创作出了一支友谊的颂歌。他给欧文·罗德写信说道：“我的歌是献给你们所有人的。”
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又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两兄妹离开了巴塞尔，安顿在莱茵河瀑布附近的乡村里。在这里，尼采似乎回到了童年，寻找到了孩童时的欢乐。依据尼采这一时期的日记中记下的一句格言，毫无疑问，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是想让这个体贴地陪伴在他身边的女孩感到快乐。虽然尼采的内心还有些悲哀，但他的快乐却也是发自内心的。尼采的快乐来自于自己，因为他成为了他自己，在生活面前自由而又无暇。
他和妹妹在一起经常做的活动就是散步、交谈、欢笑、憧憬和阅读。他在读什么？毫无疑问，答案一定是叔本华，还有蒙田——这是以前在特里伯森时，为了对他常给瓦格纳家的小女孩们带去木偶表示答谢，科西玛·瓦格纳送给他的礼物，这是一个小巧精致的版本。他常常说道：“有了这本书，我在尘世的生活中便找到了更多的乐趣。自从认识这个自由而又勇敢的灵魂开始，我就喜欢重复他引述普鲁塔克时所说的话：‘对于我们之间的见面，我有着疑问，因为我不知道和你见面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我将面对责任，我会在他的陪伴下尽量像生活在家里那样生活在地球上。”叔本华和蒙田，同为讽刺家，一个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绝望，另一个却隐藏了自己的绝望。尼采选出来的正是这两个人，他试图与他们共同生活。与此同时，他还在阅读了一个年轻思想家的作品，对于这个作家，尼采还有着深深的欣赏，因为这个人与他的理想更为一致，这就是深信不疑的爱默生。在年轻人当中，爱默生是个预言家，他最精练的语言中蕴含了纯粹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将尼采的第十八个年头照亮了，但当这一年消失的时候，这种感情也便随着消失了。
早在普尔塔求学的时候，尼采就读过爱默生的作品。1874年春天，他重新发现了这个年轻人，于是将他推荐给了自己的朋友们。
爱默生在他的《典型人》的结尾处写道：“世界很年轻，从前的伟人们穿越时间向我们深情地召唤。我们也必须写《圣经》，把天国和世界再次联结起来。而神秘的守护神不容许虚构的存在，我们在高度优雅的现代生活中，在艺术、科学、书籍和人本身中所知道的一切，它都将去为我们实现。经由运用对真理无穷无尽、永无止境的尊重，——这是它将通过强制的手段获得的美好信念、现实和一个目标。”
这些语言对于尼采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喜爱它们。
6月初，尼采完成了《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这本书的初稿。虽然他几乎已经痊愈，但是他还有别的痛苦。福斯特-尼采夫人讲述道：一天，他的哥哥对小说及其爱情的单调描写感到厌恶时，有人质疑，还有什么感情有这种可以激发出激情的力量。听到这个疑问，尼采飞快地回答：“友谊。它和爱情一样，能创造出危机，只不过这种危机更为纯净。首先，共同的交谈会产生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使双方生出相互钦佩和赞美的情感；接着，一方先产生不信任，而另一方也开始怀疑朋友思想的杰出。这样下去，决裂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而且这个结局必然会带来痛苦。在友谊中，和爱情一样的痛苦太多了，多得难以描述。”从1871年6月起，友谊给尼采带来了各种痛苦。
尼采深爱瓦格纳，而他内心的爱也从未停止过。但现在的他已经能够纠正自己理智上的错误。他明白，瓦格纳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从未能担负起欧洲教育家的责任。但不管怎样，他在艺术上的造诣十分深厚，他的作品是一切美和欢乐的源泉。尼采像渴念一个女人一样渴念他。瓦格纳能给尼采带来欢乐，因此连尼采自己都无法容忍决裂的念头，而他也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这种想法。
现在的处境是虚假而又尴尬的。一月份，瓦格纳在拜洛特遭遇了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在最严重的危机到来之际，巴伐利亚那个疯子般的国王突然插手，承诺将会承担必要的经济开支，这个决定挽救了拜洛特的事业。为了这个意外之喜，尼采写信给瓦格纳表示祝贺。尼采随信给瓦格纳寄了一本《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在这本小册子中，尼采从未提及过这位老师的名字，这个情况让在拜洛特的人感到震惊。于是科西玛·瓦格纳承担了开导尼采这一微妙的任务。
她写道：“你曾拥有分担天才痛苦的光荣权力，正是因为这一点，你有资格对我们的文化发表全面的评价，这种权力增加了你作品中崇高的激情。我坚信，在石油和煤气的点点星火熄灭之后，你的激情依然能够存在。如果你未曾如此深入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你无法如此有把握地看透这个光怪陆离的表象。但现在，这样的经历却让你有资格写出冷嘲热讽和诙谐幽默，而从前分担痛苦的经历让这些反讽和幽默力量得到极致的发挥，对于我们而言，这种力量产生的影响远远要大于单纯玩弄智力的把戏。”
尼采对妹妹说道：“天啦，瞧瞧在他们心中我成了什么人了。”在5月22日瓦格纳生日的时候，尼采写了一封信向瓦格纳致敬，瓦格纳立即回信，并发出请尼采去“他的房间”里呆上几天的邀请。尼采找了个借口拒绝了。几天以后，他写信给瓦格纳，现在这些信件已经被丢失或是毁坏了。他收到了如下的回复：
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
不要将你自己隔绝起来，否则我将不知如何帮你。
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房间。
我刚刚收到你最近的一封信，这封信我们稍后再谈。
你的真诚的理·瓦
1874年6月9日，瓦恩弗里德
也许瓦格纳对尼采的喜爱已经到达了他的极限。环绕在他周围的所有赞赏者大多都过于顺从，瓦格纳在他们当中挑中了尼采，因为尼采热忱、渴望奉献自己、渴望自由，虽然他的脾气急躁，但瓦格纳却总是能够很快原谅尼采。尽管他并不十分清楚尼采态度转变的原因，却大致猜到了悲剧性的危机已经动摇了这个不安的灵魂，因此在给尼采的信中显得和蔼可亲。瓦格纳的这些努力加剧了尼采的痛苦，他更强烈地意识到他将要失去的东西的价值。尼采失去了勇气，第二次拒绝了老师的邀请。那封由他的信在拜洛特引起的恼怒传到了他的耳边。
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听说人们又在拜洛特为我担心，在他们的眼里，我离群索居、性情恶劣，像一条病狗一样。事实上，我想要见一些近在眼前的人不是一种过错。”
忠诚的格斯道夫——他对瓦格纳和尼采都很忠诚——写了一封信给尼采，在信中他请求并敦促尼采前往拜洛特，尼采对这种再三的坚持感到反感，拒绝了这位好朋友的提议。
亲爱的朋友，你让我今年夏天去拜洛特住几天的要求听起来完全是威胁，你是从哪里获得这种古怪的念头的？你我都知道，瓦格纳生性多疑，我觉得再引起他的怀疑不是一个聪明人应该做的事。另外，你还得想想，我要忙自己的工作，他们却还不放过我的病弱之躯。事实上，任何人想要束缚我的行为都是不对的。
然而这些反感并没有持续很久。尼采缺乏与瓦格纳决裂的决心。虽然他拒绝去拜洛特，但是他却在全心全意地对待他和瓦格纳之间的友谊，对此他表示了歉意。他找了时间和工作这个借口，答复老师说将来再去。快到7月底的时候，又一个邀请寄了过来，这让尼采无法克制自己的不耐烦了，于是他终于出发了。
正在这时，一个稀奇古怪的念头在他的脑中冒了出来。
难道他这样做仅仅只是想获得独立？难道他不是想纠正瓦格纳？他抱着这种狂热的幻想试图去影响自己的老师，他想净化他，使他纯净到足以配得上自己对他的热爱高度。他在自己的行李箱里塞进了一本勃拉姆斯的乐谱，他欣赏勃拉姆斯，但瓦格纳却对勃拉姆斯怀着妒忌，在尼采看来，这种妒忌简直滑稽可笑。在到达拜洛特的当晚，尼采就把乐谱拿了出来，摆在瓦格纳钢琴上显眼的地方。这本乐谱由大红色的封面装订，因此十分显眼，瓦格纳一眼就看到了它，毫无疑问瓦格纳立即就明白了尼采的意思，然而他却很明智，一直保持着沉默，隐忍不发。然而，第二天，尼采又重复了这个花招，这个举动激怒了这个伟人，他怒火中烧、高声诅咒、大发雷霆，接着，他冲出了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此时他意外地遇上了与尼采同来的妹妹，他突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了好笑，于是他便向这位女士快活地转述了这则趣事。
“你哥哥硬把那本红乐谱放到了我的钢琴上，这是第二次了，走进房间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于是我就像一头公牛看见了红布一样勃然大怒。我很清楚，尼采想要的音乐是那个人创作的，他希望我像那个人一样。我爆发了——地地道道地爆发了！”
说完这些话，瓦格纳放声大笑。弗罗琳·尼采困惑地走开了，找到了自己的哥哥。
“弗里德里希，你到底做什么了？这里怎么了？”
尼采的回答是：“唉，伊丽莎白，瓦格纳并不是个伟大的人……”瓦格纳对自己的愤怒一笑而过，当晚，他便又和这个喜欢恶作剧的人重新言归于好了。但是尼采的想法却有所不同，当他跟自己的老师握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对面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有什么幻想了。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离最后的决裂已经不晚了。
尼采离开了拜洛特，8月份的时候他的身体还能勉强支撑，到了9月份情况就开始变糟了，但是不管身体的情况如何，他仍在修改《叔本华》的校样。这本书将在10月份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