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柏林墙的时候，军情六处要他及时报告事态发展的情况，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逃离苏联的控制，这是一项有风险的任务。
叛逃西方的译码员
这时，康韦尔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了。他在最初的两部小说《召唤死者》(1961)和《出色的谋杀》(1962)里，塑造了一个日趋成熟的英国间谍，名叫乔治·斯迈利。康韦尔承认他与斯迈利之间有着一层奇特的关系，因为斯迈利不仅在年龄上与他父亲相仿，而且无意之中被描写得有点像他父亲。
50年代后期，在英国最出名的惊险小说家当首推伊恩，佛莱明。詹姆斯·邦德历险的书每年出一本。每一本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邦德在同苏联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中，成为一帖理想的镇静剂。佛莱明传递的信息是，英国仍然能成为强国。但康韦尔凭借他所获得的涉及上层社会动向的第一手资料，则认为英国已经衰败。从某些方面来看，《召唤死者》是对邦德超常的男子气概做出的一种反应。康韦尔讨厌邦德，称他为“最高级的男妓“，“最完美的背叛者”，但在1974年9月接受《听众》的采访时他否认这样一种说法：
谁说《召唤死者》是一部反邦德的小说·
那是胡说。当时我没精明到能做这样的事。我写我了解的串，写我在柏林目睹的紧张形势。我从自己的外交生涯中采撷一些用得着的素材。周围有许多报纸可供我看。
斯迈利与邦德迥然相异，正如他妻子在《召唤死者》中所言，斯迈利“平凡得令人惊讶”，实在缺乏魅力：“又矮又胖，性情温和，他似乎把一大笔钱花在一些极不合身的衣服上。”斯迈利的主要志向是研究晦涩难懂的17世纪德国文学，并愿为此贡献毕生的精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迈利离开了情报机构，从而能有时间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在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1947年他被情报机构召回。康韦尔塑造的一些人物与许多真实的事件有联系。譬如《召唤死者》中把斯迈利重返谍报工作岗位的原因说成是：“由于渥太华的一位年轻的译码员提供了不少情报，所以，需要一批有斯迈利那样经历的人”。现实中的那个译码员名叫伊戈尔·戈赞科，1943年9月他叛逃到西方，并提供了苏联向英国情报机构渗透的情报。他还在这部小说里多次提到了核能间谍克劳斯·富克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思。
斯迈利和康韦尔一样，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尤为接近。正如康韦尔在1980年2月对《观察家》所解释的那样：
(斯迈利)参与反对苏联的战斗确实是一种理智的行动。我认为我们俩的立场是一致的。他觉得投身于反对任何“主义”的斗争是表示了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如果说得体面点就是一种攻势。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都要求你把博爱的天性搁置一边。
发疯的世界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罗尼的影响。“他”行骗，引人误入歧途：甚至以一家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他自己的，或者说他们的虚假形象。
1963年康韦尔第三部长篇小说《冷战谍魂》出版。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声誉，从而促使他离开了外交部，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他在《冷战谍魂》中注入的激情，远比前两部小说要多。很大程度上是，他被罗尼的可耻行径扭曲了的个人生活，在他的创作中激发出了一种少见的特质。他也承受了政治压力，在使馆里他不断收到电文，警告说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康韦尔承认《冷战谍魂》是一部充满抱怨的小说，与佛莱明的小说完全不同。“我是说这个世界，通过报纸意识到，有大量阵线不清的冷战专家、叛徒、间谍和越境分子存在着。文学奉献给读者什么·这个壮实的伊顿公学校又似乎确实在道德上存有疑惑。他是个棉花糖形象。”
对比之下，《冷战谍魂》的情节更多地涉及谍报活动的道德准则。在这一段里主人公亚力克·利马斯，为了逃脱敌人的魔爪驱车直奔柏林。他的女朋友在这场间谍战中也遭追捕，她就这一职业的道德问题指责了他：
“这是战争”，利马斯答道，“它轮廓鲜明，而且残酷，因为它规模小，距离近。我承认有时殃及无辜者，但比起其他战争来它根本算不了什么——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哦，上帝”，莉茨轻声说道，“你没弄明白。你也不想弄明白。你试图说服自己。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人惊骇了。他们先是窃得人们的仁慈之心，包括我的和那些被他们利用的人的，然后利用人们的仁慈之心去伤害和杀害人，就像他们手中的武器那样……”
“哦，莉茨，”利马斯急切地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相信我。我恨这一切。我已厌倦了。可是这个世界已经发疯，整个人类已经发疯。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可是到处都一样，人们上当受骗，被引入歧途，遭枪杀，被投入监狱，整批整批的人，甚至整个阶层的人被莫名其妙地杀害。”
康韦尔写最初三部小说时意识到自己已不再适合外交部的工作了，就像他早些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再适合伊顿公学的工作一样。他坚持业余创作。这至少在表明自己拥有一份自由，在追求自我的统一。《召唤死者》是他在从格雷特米森登到伦敦的外交部的途中，用一本本笔记本写下的。《出色的谋杀》恰好是他首次接受任命之后写于波恩的。《冷战谍魂》是受到兴建柏林墙的启发，而一气呵成的。这三部小说全是他在早晨上班途中完成的，所以，在《冷战谍魂》脱稿之前，他至少已经明白，写作是可以充实他日常生活的一种消遣。康韦尔认为《冷战谍魂》是一部爱情小说。两个人相爱，可到最后是以一种人们所熟悉的悲剧而告终：其中的一个不得不背叛另一方。这部小说的成功使他被公认为惊险小说家，但这声誉并未使他缩手缩脚，相反从某些方面使他相信，这一种写作是他最拿手的，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位间谍小说家。
他为什么用约翰·勒卡雷作为笔名，至今仍然是个谜，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当维克托·戈兰茨决定出版《召唤死者》时，康韦尔请他帮自己取个化名，因为他在外交部工作，不能用真实姓名。戈兰茨建议名字既要男性化，又要内涵深刻，譬如查克·史密斯：但康韦尔想起得时髦点，最好把一个名字拆开，念起来带点外国味，容易使人们记住。他说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问题，他不知编造过多少个离奇的故事，以致他自己也记不清他最初是怎么说的。后来他在美国作巡回访问时，又对称自己是在去外交部的公共汽车上，瞧见一家鞋店的上方有勒卡雷这样一个名字。“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无法使人相信这个名字是没有出处的。”一封字迹可疑的信
毫无疑问，他的父亲给他的小说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素材。罗尼为了阻止马克斯韦尔·奈特征募康韦尔，私拆了康韦尔的一封信，这封寄自外交部某部门的信，引起了罗尼的怀疑，因为外交部根本没有这个部门。于是罗尼打电话给白厅内的一个熟人，请他帮忙查出谁在动他儿子的脑筋。要不是康韦尔态度坚决，那次军情五处的官员，在旅游者俱乐部约请康韦尔共进年餐，并同时进行初审时，罗尼真会去那儿警告这些情报官员，别来打搅他们。“20年后”，康韦尔说，“有一次我接受电视采访，由于我没有称罗尼为我的生活的设计师，于是他威胁说，要上法院告我，后来又去我的会计那儿索要一万英镑，以此作为和解的条件。”这就难怪康韦尔在描写要挟行为方面是如此得心应手。
戴维·康韦尔多次想动笔写他父亲，但一番苦心总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他受罗尼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没法客观地分析他。他觉得自己在写罗尼的时候，带有一种戈斯(1849—1928，英国文学史家、评论家、翻译家)的自我意识色彩，希望读者把他看做一个被暴君压垮了的弱者。然而事实上康韦尔始终没被压垮，为了自身的完善苦苦地拼搏着，而他父亲一直试图剥夺他的个性。不过后来他认识到，原先试图将父子关系与他的特工生涯分割开来构思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他不仅删去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忽视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即他的信仰和追求至少在某一方面是他同父亲展开秘密战的继续。
就是在罗尼死后，康韦尔仍然打算能在他客观地看待父亲之前，再多写几部小说。25年来，他每写完一部小说，总要反复修改描写罗尼的章节，就是那些总是不很明朗的部分，但到后来，常常将它们搁置一边，在斯迈利——值得注意的是，斯迈利是个孤儿——这在父亲的形象里可以寻求安慰，并怀着一种不很明确的爱和忠诚，置他们于困境之中。康韦尔认为这部专写罗尼的重要著作可能是一部他永远也写不出来的作品，这样，其他书都成了卫星，围绕着这个空缺的中心旋转着。
然而，康韦尔深知自己一直在悄然追踪罗尼，尽管他从未成功地捕捉到他的身影。他在1971年出版的《纯真的情人》中，把主人公，一个懒散而又无责任心的商店老板，非常勉强地描绘成一个像罗尼那样的父亲：
卡西迪对他父亲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在卡西迪看来，父亲透过屋里的大玻离窗注视着自己的儿子步入这个世界，就像上帝的眼睛曾经注视着该隐穿越沙漠一样。没有什么东西能逃过他的眼睛。他悟性极高，即使失灵，直觉也会取代它，为他效劳。处境恶劣的时候，卡西迪把他看做不受欢迎的人，并密谋杀害他。一帆风顺时他非常崇拜他，尤其佩服他的眼光。年轻的时候卡西迪对他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在夜总会采访过堕落的老相识，在伦敦档案局查阅过档案，但有关他的材料就像有关上帝的材料一样，很难搞到。
康韦尔写作《纯真的情人》时，罗尼还活着。罗尼虽然事实上从未读过这部小说，但从他的朋友那儿得到了有关消息。为此，他曾考虑向法院指控他儿子，但最后决定打消这一念头。
康韦尔在1977年出版的《荣誉学童》中，试图再次描绘罗尼。这次康韦尔让他扮演一个地地道道的报界巨头“一个生活奢侈的父亲，长着一头和他儿子一样的金发，养着许多赛马……和他儿子一样，他从未安分过，女人和住宅像走马灯似的一直在更换；他老是对人怒吼，如果不是；中着他儿子的话，那就是冲着某个过马路的人。”康韦尔第三次的尝试反映在1983年出版的《女鼓手》里，但这次他用更加隐晦的手法刻画了罗尼。女主角查莉喜欢吹嘘她父亲，目的是为了惹人注目。然而许多事实上并未发生在查莉父亲身上的事情，倒是他父亲罗尼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既然罗尼已进了坟墓，康韦尔觉得可以写得更放开些。《女鼓手》是第一部没有出现斯迈利的小说，虽然几年前，尤其是罗尼在世时，康韦尔还有把斯迈利写进每一部小说的打算。他之所以不让斯迈利出场，是因为他已下意识地在为他父亲留出空间。
罗尼阴魂不散
罗尼的死并不意味着他对康韦尔的影响随之消失。那时候有关罗尼的各种自相矛盾的消息搅得他晕头转向。他那些繁复的交易，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种种诈骗行为开始受到报应了。其中有这样一个插曲，一位住在欧洲某国首都的女士，在罗尼死后不久给康韦尔写了许多信，在这些由他的出版’商转来的信中，那位女士坚持说，她与康韦尔在罗马快车上曾有过风流韵事。这些信不像是精神病患者写的，因为她不仅字斟句酌，而且写得非常细腻，令人不能不信。她埋怨康韦尔失约。声称她去火车站接过各种车次的车，满心希望他能在其中的一列火车上。她甚至寄来一些她坐在炉边阅读的照片，她看上去很寂寞。罗尼过去一直在冒充他儿子，康韦尔虽然觉得不可信，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推测。估计是罗尼为他儿子的成功而欣喜若狂，随即声称自己是约翰·勒卡雷的文学辅导老师和经纪人——经纪人这个身分对他更具吸引力。这一切显然都不是事实，但罗尼并不为此而感到羞愧，反而常常吹嘘，自己为康韦尔签订了好几份拍片合同，在文学事业的各个方面，他心爱的儿子是如何请教他的。有时候他的离奇想法会与事实巧合。譬如，康韦尔曾收到数封令他困惑不解的信。信是西柏林的一家电影制片厂的老板寄来的，在这个老板的印象中，康韦尔的下一部影片该是由他来拍了，实际上是罗尼前往该制片厂签订这份合同的，他还索要了一笔金额不太大的经费。尽管如此，由于康韦尔与他父亲的关系非常密切，对罗尼的这种骗术他没有加以指责，只是写道：“我们几乎能够原谅父母亲的一切，如果他们是为我们而感到自豪的话。”
同时那位不幸的欧洲女士仍然固执己见，没完没了地写信来指责康韦尔。康韦尔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好奇心一定也起了作用，他一直保着沉默。但令他迷惑不解的是，他的书上配有照片，小说行销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女士怎么会看不出罗尼与他儿子之间的明显区别，于是他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年龄相仿，外貌相似，他曾冒充过他的身分·最后他经过考虑给那女士寄去了一份法律文件，正告她这种有害无益的行为必须结束了。从此她再也没有来打扰过他。假如确实是罗尼与她发展了这种关系一一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那他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呢·1986年康韦尔在接受《星期日时报》的采访时对此作了推测：
为了讨她的欢心，他把一个作家为寂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都说了出来·我吃不准。他向她描述了我的困惑，我遇到的障碍和风险以及夜间我在设置情节、塑造人物时闪现的种种想法·在假设的各自有别的幻想境地里是否存在着某个秘密战场，在那儿我们正以战斗的方式来一争高低……为了避开父亲，我躲进了间谍天地。为了着手写作《荣誉学童》，我和想像中的伙伴斯迈利一起出发，前往东南亚，虽然我应该料到罗尼的幽灵会在那儿早早地等候我的光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