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仍想写写父亲的康韦尔，在考虑是否要派一个人去研究罗尼祸患无穷的生活轨迹。1965年出版的《战争倒影》主要是揭示罗尼与其他自高自大的骗子所共同具有的一种特殊才能。这种欺骗他人的才能是以欺骗自己为先决条件的。在他的特工生涯中，康韦尔目睹过心智健全的人屈从于这种自我欺骗的行径。而罗尼则是有野心的，想当下议院议员。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他应该明白——他脑子里的某一根神经一定意识到——一旦他参加竞选，他过去的一切都将暴露无遗。然而他作为未来的自由党党员继续参加竞选，不仅操纵全家，而且拉拢朋友支持他。
1986年，当康韦尔终于能在文学色彩最浓的《出色的间谍》中，客观地描写他父亲的时候，他也认识到，罗尼并不奇特，他逃离的乱糟糟的家庭生活，与那些受人尊敬的政府官员的生活相比，并无特殊之处。罗尼与他们相异的地方，只在于那些官员打着为国家效劳的幌子说谎和行骗。康韦尔认为，为罗尼辩护的理由，在于“他的天敌表现出一种有罪的顺从，而我由于急于逃离罗尼，刻意追求体面，成了他的这种天敌”。康韦尔相信，只有把儿子的罪孽看得和他父亲的罪孽一样深重，只有把两人的罪孽看得轻于那个集团所造成的罪孽，而这个集团正是他们交替进行欺编和服侍的对象时”，《出色的间谍》才能获得成功。
电视连续剧引起的风波
由于谍报人员在斯迈利三部曲中形象不佳，情报机构的上上下下被大大激怒了。“我们决不是像我们的作家所描绘的那样”，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爵士，在伦敦伊伯里大街的拉波尔奥布特餐馆与亚历克·吉尼斯爵士共进午餐时口气坚决地说道——他们两人的会晤是康韦尔安排的。奥德菲尔德曾任军情六处的首脑。他父亲是德比郡的一个农场主，有11个孩子，莫里斯最大。他原先是想走学术道路的，曾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的奖学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在陆军侦察部队服役时，他在谍报活动方面的特殊才能得到了上级的赏识。这次是因为吉尼斯将在由BBC电视台改编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电视剧中扮演乔治·斯迈利，非常想会见一位优秀的职业间谍。在共进午餐时，奥德菲尔德显然想否定康韦尔笔下不光彩的形象，因为他反复强调特务机关的道德标准很高，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康韦尔的观点。亚历克爵士对这次会晤非常满意，他发现奥德菲尔德性格开朗，富有魅力，而且非常风趣。他们通了几次信。电视连续剧播出以后，他写信给吉尼斯：“我仍然认不出我自己。”也有人传说，奥德菲尔德是弗莱明笔下M的原型。
奥德菲尔德与乔治·斯迈利外貌特征相符。“矮胖，刚步入中年，外表看上去很温顺，毫无野心。他的腿很短，步态显得不很灵活。“奥德菲尔德走路也有点平脚，和斯迈利一样，他也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不过，奥德菲尔德似乎并不在乎这种类比。确实，他虽然憎恨出自康韦尔笔下的军情五处的间谍形象，但他也感到有趣，只是没有外露。当然，电视连续剧引起的风波一出现，他便正式退休了。这一定与他的看法有关。
1986年3月奥德菲尔德去世之后，连伦敦的《泰晤士报》也撰文推测他是斯迈利的原型，英国独立电视台“10点钟新闻节目”竟然声称康韦尔承认了这一点。为此，康韦尔立即加以否认，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署名勒卡雷的文章：
我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尤其是在莫里斯爵士不幸去世的日子里……对此我作最后一次说明：乔治·斯迈利的叫、说出版后很久，我才听说莫里斯爵士这个名字。我根本不了解他，无论是他的名声还是他的个性，都是如此。我们社交上的接触事实上是在他退休之后，也只不过是共进了两次午餐。餐桌上他有责怪我之意，尽管口气非常友好。他认为我把他以前呆过的机构描绘得不讨人喜欢。应他的要求，我曾把亚历克·吉尼斯爵士介绍给他，因为他一直是亚历克爵士的崇拜者之一，尽管他表现得非常克制。为此，英里斯非常高兴。
不过，斯迈利与奥德菲尔德之间还有一些褒义的相似点。两人都毕业于文法学校，都是东南亚问题的专家，都酷爱历史。除此以外，再没有相似之处了。
一份奇特的礼物
克兰莫里斯女勋爵玛德琳·宾厄姆，约翰·宾厄姆的妻子和奥德菲尔德一样，也不赞成康韦尔诋毁特务机关。她写信给奥德菲尔德的传记作家理查德·迪肯：“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会相信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爵士就是斯迈利的原型。惟独他不在人世时，我们才会被告知，事实并非如此。”她自己也写了一本书，说明她丈夫是斯迈利最初的模特儿：“显然，戴维并不想公开承认杰克(约翰的昵称)就是斯迈利，虽然杰克在军情五处一直工作到60年代末。但当他退休的时候，我想戴维会说出真正的模特儿是谁的。”她认为康韦尔事实上是用漫画手法描写了她的丈夫。她的书被军情五处禁止出版，但实际上书中没有任何有害的内容，根本不能说它违反了安全条例。玛德琳·宾厄姆写道：“就书的内容来说，它只涉及一名情报官员和他家庭的情况，选取的素材是用来为情报机构辩护，反击戴维·康韦尔的荒唐可笑的指摘。”
奥德菲尔德和宾厄姆之所以不可能是斯迈利的原型，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理由。勒卡雷的小说中曾多次提及一些其他的组织，很值得注意。譬如“精英(即倡导者，一个艺术团体。许多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间谍是该团体的成员)……一个上等阶层的基督教会团体，大多数成员是伊顿公学的老校友……一个重要基地的秘密智囊团”。他用剑桥的三一学院代替牛津的基督教礼拜堂。这样，真正的来源便更为清晰可辨了。所有迹象表明，维维安·格林——康韦尔在舍伯恩学校时的牧师，以后又是他在林肯学院的高级导师——是斯迈利的原型。康韦尔也告诉我们“大多数搞秘密活动的英国人，都是在战前被卡拉征募去的，他们来自上等阶层……心里充满着狂热，这种狂热远远超过他们的工人伙伴。”格林后来告诉理查德·迪肯：去年10月当戴维携妻与我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收到一份鱼子酱加伏特加酒的礼物，其中还夹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看来自卡拉(勒卡雷小说中·莫斯科中心，主任)的问候。康韦尔证实了这一个插曲。
玛德琳·宾厄姆不单单关心斯迈利的原型究竟是谁的问题，她还告诉我：“杰克对康韦尔描写情报机构的方式大为不满，并一直耿耿于怀。我这里有一封他写给杰克的回信，针对杰克提出的异议，康韦尔写道：‘我写西部小说。由于我写得合情合理，人们信以为真了。’”当康韦尔成为特工部的一名官员时，宾厄姆发觉他变得冷漠无情了，和他手下的特工人员相比，他不够尽心。后来宾厄姆在一份未出版的匿名手稿中，猛烈抨击了康韦尔，他这样写道：“在许多间谍小说家的影响下人们相信，情报官员都是些夜猫子、低能者、庸人和同性恋者，从而使得情报工作难以开展。”玛德琳说得更为坦率，在她看来，“戴维是在给特务机关的形象抹黑，严重丑化了特务机关一直在夸耀的忠诚的真正品质。通过诋毁杰克的工作，他挖了我们国家的墙脚，使我们成了苏联人的笑柄。”叛逃后的反思
据说苏联人在康韦尔完成《冷战谍魂》之后，在希腊与他接触过。为此，在他获得萨默塞特·毛姆奖时。他明确表示不愿去俄国。但另一原因可能起着支配作用，即情报官员在他们离开特务机关之后的五年内，不准去铁幕国家的条例。康韦尔相信，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仍有必要进行。他认为相当一部分英国人，并不知道英国特务机关在这场斗争中陷得究竟有多深。他觉得斯迈利的世界我们都应该熟悉,因为“对读者或观众来讲，阴谋本身是一种安慰剂。人们想用阴谋两字来解释自己的生活。他们知道阴谋就发生在他们周围，他们知道我们以各种方式生活在一个日趋诡秘的社会里，在这种社会里，他们与权力决策无缘”。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荣誉学童》和《斯迈利的伙伴们》里，康韦尔为读者编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阴谋。他认为他引导着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事实上存在着他们通常在官场政治风云中看不到的东西。
康韦尔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情报术语，只有少数几个是可信的。“传奇”意指伪造的个人经历或掩护身份，是克格勃的行话。“夜猫子”也是克格勃的隐语，因为它意思含蓄。其他一些术语都出自他丰富的想像力。康韦尔认为在敌对两方的情报官员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费解的拘拘束束的同志情谊。为了使读者有置身于秘密世界的感觉，他觉得运用神秘的行话是非常重要的。
康韦尔在他为佩奇·利奇和奈特利合著的《菲尔比——出卖一代人的间谍》一书写的前言里告诉我们，在他看来，菲尔比从他父亲约翰·菲尔比爵士那儿，从他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那儿，秉承和发展了支配人的性格。菲尔比长大后也有这样的想法：他生来就是帝国的继承人——统治这个世界的人：在他降生的世界里”他的玩具正在被历史一件件地夺走”。康韦尔认为，这是菲尔比走上背叛道路的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尽管他确实也是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篇前言激怒了格雷厄姆·格林，他认为康韦尔在贬低一个他喜欢的人。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也猛烈评击康韦尔，认为他根本不了解菲尔比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代背景——那就是30年代。但康韦尔泰然自若，仍然相信并坚持自己的看法。
康韦尔认为布伦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同性恋组织的成员，布伦特早就从事秘密活动了。康韦尔对他在电视上的表演大为恼火。在那次公开亮相的电视采访中，布伦特首次承认自己的背叛行为。当康韦尔听到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俄国间谍的人，竟一本正经地寻求公务保密条例的保护时，觉得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他还发现布伦特十分傲慢，“他在《泰晤士报》社的所作所为几乎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慨，我至今仍然怨气难消。”
50年代康韦尔在军情五处工作时，发现格雷厄姆·格林极受冷遇——他几乎步了康普顿·麦肯齐的后尘。一天康韦尔在白厅餐室里撞见军情五处的律师，只见一本尚未出版的手抄本《我们在哈瓦那的人》，躺在他面前的一张塑料贴面的桌上。那位律师说，格林可能会受到起诉，因为作为一名前特工人员，他真实地描绘了英国使馆内的一位情报站站长与他手下的一名在第一线的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这书肯定不能出版子，尽管律师认为这部小说文学价值很高。在这次谈话后的几个星期里，康韦尔怀着浓厚的兴趣注意起报纸来了，他是在等格林被捕的消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如释重负。25年后，格林打算写《人性的因素》。《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把特工人员描绘成一群傻瓜，但在《人性的因素》里，他视特工人员为一帮杀人犯。在序言里他特别强调了，自己没有违反公务保密条例。在《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最初的几版里，他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康韦尔在1986年对《星期日时报》说了如下的话：
作家是一伙颠覆分子，十足的叛徒。一个作家越出色，他的背叛倾向就越明显。秘密组织花了很大力气才了解到这一点，因为我得悉秘密组织现在不再乐意让我们到国外去了。不过，麦肯齐去世时还是获得了爵士称号。格林死时至少也能获得一枚勋章。如果在奥秘无穷的各种文学奖中还有公正的奖赏的话，那就是诺贝尔奖了。不速之客
60年代中期的一天，罗杰·霍利斯突然闯进了康韦尔的生活。那时已成为专业作家的康韦尔，住在萨默基特郡靠近韦尔斯的一栋房子里，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正从花园里的工作室内出来。打开前门，他发现霍利斯站在台阶上。霍利斯声称他在为附近的教会学校募捐。那天他似乎是来寻求安慰的。他和康韦尔坐在那间工作室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追忆着过去。过了一阵。霍利斯问康韦尔，他是否能翻阅一下他的报纸。随后他们吃了些面包和干酪。霍利斯给康韦尔的印象是，他好久没看报了。以后他又来过三四次。渐渐地他们之间没什么话题了。于是康韦尔在楼上写作，霍利斯——“一个普通得令人伤感的男人”坐在楼下。后来康韦尔才知道，那段时期他正受到一个政府委员会的审查，因为他被怀疑是苏联间谍。对他来说，来到这安全可靠的地方拜见康韦尔，无疑是在品尝自由的滋味。
戴维·康韦尔对谍报工作中的政治性东西不感兴趣，但对那些脱离了平凡世界，进入了他们认为对自己已有道德约束力的神秘世界的人兴趣盎然。在这种环境里，一个特工人员极易变成叛徒，出卖与他最接近的人。康韦尔认为，背叛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因为每一时代不仅能产生叛徒，而且还能造成滋生背叛行为的幻灭。一些与康韦尔联络的情报人员经常对他说，一旦把30年代征募的特工人员清洗出去了，始终不渝的忠诚就会占据支配地位。但康韦尔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在他活着的年代里，英国任何一代人的希望都已落空。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是，“失败的社会主义和失败的资本主义之间形成了令人气馁的拉锯局面……写作主题很多，足以表现各种愤怒和绝望”。他说2000年的时候，他不想当安全机关的官员，只愿保持现状，与新的一代展开竞争。这新的一代是由令人绝望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生活在市中心的贫民区里，住房条件低劣，父母亲又处于永久性失业状态。在康韦尔看来，英国目前幻灭和失业的状态，必定成为背叛者的温床。
格雷厄姆·格林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
军情六处的情报员，被派往非洲工作。
1923年，俅·辛克莱上将接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尉，担任军情六处处长，但由于他年事已高，工作逐渐由他的几位副手斯图尔特·孟席斯、瓦伦丁·维维安和克劳德·丹西接管。这三人中孟席斯权力最大，格雷厄姆·格林就在他手下工作，基姆·菲尔比也是根据他的命令被录用进来并得到提拔的。孟席斯精明强干，但属墨守成规、不合潮流的人。在他任职期间发生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思的变节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