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鸽”飞向了白宫
“飞鸽”如何飞向美国，体现了什么样的用脑绝技，请看以下案例。生产飞鸽自行车的天津自行车厂建于1936年，是中国最早的自行车厂。最初生产的自行车是“铁锚牌”自行车。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试制出新中国第一辆自行车，取名“飞鸽牌”。40多年来，天津自行车厂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自行车厂家，日产达11000辆，每5．2秒钟飞出一只“鸽子”，20多个型号产品获优质奖。每天生产的自行车可排20公里长，年产总值7亿元人民币。大批飞鸽车在国内供不应求，并销往76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赢得了大量外汇，并荣获轻工业部颁发的金龙腾飞金杯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的自行车厂，却始终未能以“飞鸽牌”商标打进自行车需求量较大的美国市场，实在令人遗憾。
机会总是不负有心人，1989年2月，天津自行车厂听到一则消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布什将要访华。布什在1974~1975年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时经常与夫人一起骑车在北京游览和观光。他们认为骑车既可健身，又可直接接触普通百姓，了解中国社会和现实。这位“汽车王国”的大使爱骑自行车一时传为佳话。他们夫妇骑车在天安门前的留影发表后获得“自行车大使”的雅号。于是，该自行车厂便接受了新华社的建议，商讨是否争取将飞鸽车作为国礼赠给布什总统。厂领导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借世界顶级名人宣传“飞鸽”，使世界上都知道“飞鸽”自行车，也宣传中华民族的好客与热情，搞一次国际活动。于是，他们在新华社和其他新闻单位的协助配合下，经过努力，得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等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与同意，决定选择1988年底才出产的新品种——造型美、重量轻、骑行方便的QF83型白绿过渡色男车和QF84型红白过渡色女车作为礼品。两辆车经鉴定测试均达到国际ISO4210安全标准，性能极佳。工厂将车送到了北京。
当时，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的大厅里，李鹏总理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送给布什夫妇，布什夫妇仔细地看了看车子连声说：“Perfect！”布什总统还兴致勃勃地骑上了车子，在众多的记者面前摆出骑车的架势，让他们拍照。他还风趣地对记者说：“我保证明天早晨要骑一骑。”李鹏总理笑着对布什总统说：“以后你可以在白宫里骑。”当布什总统把印有中美两国国旗的靴子作为礼品送给李鹏总理时，他幽默地说：“比起你们送给我的极好的礼物，我的东西还差点儿劲。”对于这一新闻，美国国内外有上百家报纸进行了报道，还刊登了布什总统在国宾馆骑自行车和当年布什夫妇骑飞鸽车在天安门前的照片。新华社专稿写道：飞鸽自行车伴随白宫新主人飞向美国。人们祝愿，这一对“飞鸽”将带去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为进一步促进中美友谊作出贡献。
“飞鸽”真的带去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也带来了厂商的经济效益。从此，天津自行车厂的产品带着“飞鸽”商标进入美国市场，连续三批飞鸽车以其美观的造型、可靠的性能和鲜艳的色彩赢得了美国顾客的喜爱。“飞鸽”的成功出口表明了一种善于抓住政治气氛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去深思！
戴高乐将军先声夺人
法国总统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力量单薄已不被美英国家承认，戴高乐是怎样步步为营用智慧击败对手的？他是怎样体现出用脑的绝技的呢？
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了一次会晤。“我们把吉罗叫做新郎，”罗斯福以戏弄的傲慢态度对丘吉尔说道，“我把吉罗从阿尔及尔弄来，你把戴高乐从伦敦接来，我们来强迫新娘戴高乐嫁给吉罗。”
原来，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罗斯福扶植亨利·吉罗担任北非高级专员和在那里的法军总司令，同远在伦敦领导自由法国的戴高乐遥相对立。如今，罗斯福出于战略的需要，想伙同任吉尔强迫两派联合，使戴高乐服从美国庇护的吉罗的领导，从而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戴高乐一到卡萨布兰卡，吉罗诽谤他丝毫不反对通敌的维希政府，并主张让维希政府在北非的总督诺盖、佩卢东、布瓦松和贝尔热雷官拜原职。丘吉尔和罗斯福企图把他们制定的“和解”方案强加给戴高乐：成立包括佩卢东等人的执行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共同担任主席，吉罗还兼任最高军事长官。戴高乐的回答是，这种安排只能使美军的人称心如意。第二天，吉罗在拜访戴高乐时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有趣的是他还声称把戴高乐提升为陆军上将。戴高乐把这一计划驳得体无完肤，认为吉罗想在罗斯福庇护下独揽大权。结果没有谈成，戴高乐返回了伦敦，在那里遥控着向吉罗夺权的斗争。但美英两国不断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接受吉罗的领导，团结在吉罗的周围。由于戴高乐采取了维护法国独立和主权的政治战略，坚决要求同维希分子划清界限，在北非得到了越来越大的支持，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委员会也站到了他这一边。戴高乐的力量日益加强，吉罗的抵抗开始崩溃。5月17日，吉罗终于邀请戴高乐前往阿尔及尔，以便共同组成一个法国中央权力机关。5月30日，戴高乐一行从伦敦飞抵阿尔及尔。当时，吉罗在北非无所不有：军队、警察、行政机构、经费、报纸、电台、电讯设施，还有盟军作后盾。与吉罗相比，戴高乐却一无所有，没有军队，没有宪兵，没有官员，没有银行存款，也没有宣传工具。但他对战胜吉罗充满了信心。
6月1日，戴高乐召见新闻记者，宣布他到北非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国权力机关，以领导民族力量进行作战，维护法国的主权，但要把某些代表其他方面的人排除在外。
消息报道后，身为阿尔及利亚总督的佩卢东心慌意乱，为了争取主动，他在当晚向戴高乐和吉罗各写了一封信。在给戴高乐的信中，佩卢东表示愿意放弃他的职位。他给吉罗写了大意相同、措词略有出入的信，但决定第二天早晨送出。
戴高乐当晚接到信后，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胜利，这是一场权力之争，不是讲究礼仪细节的时候。他立即复信佩卢东，接受了他的辞职。戴高乐在信中说，“在祖国正经受危险考验的时候，我相信法国人一定都和我一样，重视你这种大公无私的行为的价值”，并宣布批准佩卢东入伍。
这样，戴高乐抢先一步，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政治胜利。吉罗被弄得像个傻瓜，全世界都知道佩卢东这位维希政权的阿尔及利亚总督首先向戴高乐提出辞职，表示了对他的顺从。戴高乐的领袖地位开始确立了起来，不久就从各个方面彻底击败了吉罗。
基辛格的金蝉脱壳
1971年4月下旬，美国政府通过巴基斯坦转递的一封不署名信件中获悉，中国“愿意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
5月17日，尼克松总统通过巴基斯坦复函周恩来，表示他准备接受邀请并访问中国，并建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绝对保密”的初步会谈。
这就产生了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安排。为了保密，他开始了掩人耳目的环球旅行。7月1日，基辛格在华盛顿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登上总统座机，两天后飞抵越南西贡，7月4日到达泰国的曼谷，7月6日来到印度首都新德里，7月8日又飞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按照事先宣布的环球旅行计划，下一站将是巴黎。这一期间，基辛格一天有6次活动，日复一日。当到达西贡时，那里有无数记者紧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但他始终守口如瓶。记者们大热天恭候他的大驾，只见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进去出来，出去进来，却一句话也没有，记者对他的兴趣便迅速下降。在曼谷和新德里，采访他的记者越来越少。当基辛格抵达伊斯兰堡时，采访记者只剩下3名了。这是基辛格在舆论方面的一个大成功。
然而，正当记者们对基辛格的环球旅行已不再关注时，现代外交史上一幕金蝉脱壳的好戏已上演了。这一天，基辛格对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作了礼节性拜会。事后，忽然传出消息，说是基辛格长途跋涉，过分劳累，预定为他举行的宴会不得不取消——局外人当然不知道这一宴会本来就是为了临时取消而虚设的。
于是，一支由摩托车护送，插着美、巴两国国旗的汽车队从伊斯兰堡招摇过市，在众目睽睽之下驶向山区，头一辆汽车上赫然坐着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瑟夫·法兰和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苏尔坦·穆罕默德。
第二天，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基辛格稍感不适，不得不在纳蒂亚加利多住几天。一位巴基斯坦医生被接到那里去为基辛格治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以及20来位政府其他官员接连不断地从首都乘车赶往纳蒂亚加利探望身体“不适”的贵宾，但都没有成功。
其实，基辛格根本没有到。那里的确有人患了“德里痢疾”，那个巴基斯坦医生也的确为他治了病，并且相信他就是基辛格。实际上是一个美国特工人员。
那么基辛格到哪里去了呢？他是如何隐身遁迹、金蝉脱壳的呢？原来，基辛格同叶海亚总统会晤后，便下榻于总统宾馆，休息去了。凌晨，苏尔坦·穆罕默德悄然来到宾馆，陪同基辛格乘车向伊斯兰堡国际机场急驰而去。3点刚过，这一行人就来到不显眼的机场跑道尽头，那里有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在等候着。而基辛格原来的座机，则停在机场上显眼的地方，好让人们相信他还在山区别墅里休息。当基辛格一行人登上那架巴基斯坦飞机时，他的一名卫士看见飞机里已经坐着4位中国人，吓了一大跳。7月9日凌晨3点多，巴航专机载着基辛格一行从机场腾空而起，越过喜马拉雅山，直航北京。不久，当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公布时，整个世界都震动了，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就这样开始了。
成功用脑的伟人，改写了世界的历史，人们走向新时代的时候，是否也应当学习别人是怎样思维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