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叫名雷嘉澍的人，曾做过知县。因为太平军进攻，他戍守不当而失去了这个县，他也因此丢了官。
雷嘉澍是一个爱民如子、爱兵如子的人，赏罚分明，人又极其公正。离职以后，他来到德兴帮助左宗棠练兵。有一天，太平天国的一支部队又打到了他原来所在的德兴。他立刻组织士兵与左宗棠齐心协力，一同抗击，并且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这个人值得继续保荐，不计他以前的失误，便把他收为自己的部属。
还有一个叫薛福成的人，也是因为曾国藩的招贤政策得以登入仕途、施展抱负的。
曾国藩要到北方去剿捻的时候，到处张贴广罗人才的告示。当薛福成看到告示后，便写了一万字的有关治理国家等方面的书信。曾国藩看了他的信后，认为他确实是个人才，无论治国、治军，还是发展经济，他都有自己的主张，于是被选入曾府。
正是曾国藩这种求贤若渴的美名，全国各地一流人才纷纷投靠这位“伯乐”，甚至许多新科进士不愿赴朝廷之任而愿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
3． 选德才兼备、以德为本之人
曾国藩选才，是非常重视才识的高低的。在才识上，他还提出过四个要求：“一是要知人善任，二是要善于观察敌情，三是临阵要有胆有识，四是营务要整齐。”这四条，指的都是才识。然而，在德才之间，曾国藩更看重一个人的品德。
曾国藩所指的“德”，含义很广泛，包括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怕死等，这些都属于“德”的范畴。按照他的总结，“德”表现在政治上，要忠于自己的信仰和事业，要能心甘情愿地为之竭尽全力；表现在作风上，要质朴实在，吃苦耐劳；表现在精神上，要坚韧不拔，顽强不屈。所以，曾国藩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认为“于纯朴中选拔人才，才可以蒸蒸日上”。曾国藩所谓“纯朴”主要是指朴实、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巧语媚上，而是具有踏实、苦干的作风。
曾国藩痛恨有官气、不实干的人，愿意用直爽、质朴的人。他说：
“大概说来，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有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的特长，也是靠不住的。甘甜容易调味，洁白容易着色，古人所说的无本不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心眼太多，好说大话”的官吏，曾国藩深恶痛绝。他说：
“好轻易谈论用兵之道的人，他的阅历肯定很浅；好攻击人家短处的人，他的自我修养一定很差。”
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有德就可以忽略才，如果光有品德没有才能，也是不行的。曾国藩曾感慨道：“在当今的乱世之中，如果对于战争的胜败不能有益的话，即使是道德再高尚者又有什么用呢？我生平里喜欢用老实人，现在回头一看，其实是药不对症。”所以，他总结道：“对有才无德的人，应当不要埋没他的长处，只需要稍微与他保持一点距离就可以了。”
这三大标准也适用于现代人选择人才，有血性、肯做事、有德行、有才能，可以说是选择人才的不二法宝。
有血性并不是冲动、鲁莽，而是有正气的意思。另外，现代社会是个经济大发展的社会，人们都在想着怎么样赚钱。为了赚钱，商家制造了染色馒头、瘦肉精猪肉、三聚氰胺奶、地沟油等让人听了胆战心惊的商品。然而，唯利是图而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都将会受到严惩。想要有长远的发展，非建立良好信誉、讲道德、有责任感不可。
同样，想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更需要用道德做事业大厦的根基。只有这样，事业大厦才会越建越高，且永远稳固。
四种性格的为官之人必败
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曾国藩格言
有些官员看似正很舒服地坐着官位，却在不知不觉之间，稀里糊涂地被罢免了官职，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当然，其中有一些是与上司或同僚的关系不和、工作落伍于时代等原因，但外部因素并不起决定作用，更多的还是因为个人问题。曾国藩在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归纳出四种最容易居官而败的人。
1． 昏惰任下者败
曾国藩认为，为人主者，不可能知晓天下所有事，不能不委派任用贤能的属下，但属下的贤与不贤，是很难全部了解的，这就不能不信任自己左右的臣属。但是，受到左右臣属赞誉的人不一定就是贤才，受到左右臣属诋毁的人也未必就是庸才。所以，耳目不必依靠别人代替，予夺之权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一点上，千万要保持清醒，不可糊涂。
自古庸臣在位，他的才能在处理事情时就显得不足，巩固自己的宠遇则很有办法。这样的人多贪心且行事卑鄙，善于阿谀奉承。一旦大权旁落到这类人的手里，政治将日非一日，国家将大难临头。
唐玄宗李隆基，在我国历史上算是一个善于选人任人的有道明君。特别是在他执政的前期，他励精图治、任人唯贤，重用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人，把贞观以来的大好形势，推进到开元盛世。但是，遗憾的是，晚年的唐玄宗却变得昏庸了。他纵欲无度，生活奢靡，昏惰任下，造成天宝危机。
公元736年，唐玄宗因废太子一事，听信李林甫的谗言，罢免了宰相张九龄，让李林甫取而代之。结果，李林甫口蜜腹剑，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其在职十九年，政治败坏、天下大乱。待李林甫死后，外戚杨国忠继任宰相，使政局更加昏暗。唐玄宗不仅任人唯亲，还重用宦官。玄宗后期，宦官增加到三千多人，五品以上者就有一千多人。开元末年，四方奏表都由宦官高力士阅示、处理。像宇文融、李林甫、安禄山这些误国之臣，都是走了高力士的后门才取得将相之高位的。
唐玄宗的用人不当，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终于造成天宝危机，爆发了“安史之乱”，使强盛的唐王朝由此而走向衰败。
由此可见，领导者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要敏于观察，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2． 傲狠妄为者败
曾国藩常说：“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人一旦骄傲，就会逐渐变得胆大妄为，生活上骄奢淫逸，甚至无恶不作。一个人想要有所功业，就要懂得控制住自己，严于律己，除掉骄傲的恶习，且不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让自己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地。
魏国大将邓艾以奇兵灭蜀汉后，不觉有些骄傲自大起来。司马昭对他本来就有防范之心，现在看他逐渐目空一切，怕久而久之事有所变，便发诏书调他回京当太尉，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兵权。可以这样说，邓艾虽有杀伐征战的谋略，却少了点知人、自知的智慧。他既不清楚自己处境的危险，也不明白自己何以招来麻烦。他只想到自己对魏国承担的使命尚未完成，还有东吴尚待去剿灭，因而上书司马昭说：“我军新灭西蜀，以此胜势进攻东吴，东吴人人震恐，所到之处必如秋风扫落叶。为了休养兵力，一举灭吴，我想领几万兵马作好准备。”而且，他还喋喋不休地阐述自己灭吴的计划，全然不知这将引起什么后果。
司马昭看其上书心更存疑，他命人告诉他，不该独断专行封赐蜀主刘禅。邓艾争辩说：“我奉命出征，一切都听从朝廷指挥。我封赐刘禅，是因此举可以感化东吴，为灭吴作准备。如果等朝廷命令来，往返路远，迁延时日，于国家的安定不利。《春秋》中说，士大夫出使边地，只要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凡事皆可自己做主。邓艾虽说不上比古人，却还不至于干出有损国家的事。”
邓艾强硬不驯的言辞更加让司马昭疑惧之心大增，而那些嫉妒邓艾之功的人纷纷上书诬蔑邓艾心存叛逆之意。司马昭最后决定除掉邓艾，他派遣人马监禁押送邓艾前往京师，在路途中将其杀害。
一世聪明的邓艾由于一时虑事不周，招人疑惧而遭杀身之祸，就是缘于他盲目骄傲自大，却全然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真是可惜。由此，也告诫我们凡事不要有骄傲之心。
3． 贪鄙无忌者败
为官不可任情放纵，随心所欲。凡是有如此劣性者一般都没有太好的下场。
吕不韦想办法拥立了子楚，自己已经拥有了想要的显耀地位和大量财富，之后又辅佐秦王。如果他少一些贪鄙之心，多一些爱国正气，也就不会落得个饮鸩自杀的下场了。
但他贪恋权力。秦王到了执政的年龄，吕不韦抓住权力不放，这必定与秦王发生权力之争。此时的吕不韦要是像范蠡一样功成身退，仍不失威望财富，可做到善始善终。他还贪恋美色。吕不韦家僮万人，妻妾成群，犹嫌不足，长期与赵太后保持两性关系，不忍割爱。秦王年壮，对此事已有所觉察，觉得太损自己的面子，更损自己的形象和威信。最终，秦王以其牵涉到宦官叛乱的事而除掉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