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刚经》中，释迦牟尼反复强调该经的意义：“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并声称，若有人信奉此经，并为他人解说，可获得无量福德，能“成就第一希有功德”、“第一希有法”、“果报不可思议”。
对于鸠摩罗什，毛泽东是很熟悉的。早在1959年10月22日，他同班禅大师的一次谈话中，就提到过鸠摩罗什。他说：
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毛泽东认为，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其实，慧能正是在听闻《金刚经》之后开悟成道的。
《坛经》中记载，慧能在未出家前，因家贫卖柴度日。有一次，送柴至一客店，听一旅客在诵一经，听了几句，心即开悟。一问方知那旅客诵的是《金刚经》。后来慧能到黄梅县东禅寺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处求法。五祖观察他有利根，于是一日深夜三更将他唤至室内，为他单独讲授《金刚经》。当讲至“应无所而生其心”时，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惊叹道：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由此可以说，《坛经》是对《金刚经》思想的发挥和通俗化。换言之，《金刚经》是《坛经》之母。所以，佛祖释迦牟尼在《金刚经》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决非虚语。也正因为如此，禅宗的各代祖师都大力弘扬《金刚经》，劝导世人读《金刚经》。这也是《金刚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原因。
毛泽东说“《金刚经》值得一读”，那么，小时候信佛、青年时代研究过佛学的他，到底读没读过《金刚经》呢？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记载显示他读过《金刚经》，但是从佛教大德赵朴初先生关于他与毛泽东的一段谈话的记载，则可以断定毛泽东是读过《金刚经》的。
赵朴初先生在他的颇受读者欢迎的《佛教常识答问》的“序”中，讲到这样一件事：
1957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
毛泽东这里使用的“是……非是……是”的句式，出自《金刚经》。在《金刚经》中，上述句式很多，例如：
佛说般若波罗密，即非般若波罗密，是名般若波罗密。
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
如果不是对《金刚经》的内容非常熟悉，毛泽东就不会开玩笑式地与赵朴初先生讨论“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这样一个命题的。可见，毛泽东不只是提倡“《金刚经》值得一读”，而且他自己也下工夫读过《金刚经》。
倡导研究佛学
成为共和国领袖后，毛泽东十分重视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1953年，他在审定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时，曾在其宗旨部分加上“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是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佛教历史地位的基本评价。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于佛教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首先是政治的。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谈话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度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有许多不同之点。
其实，对于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很服膺。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之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毛泽东在1919年10月所写的《祭母文》中说：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普度众生”的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便从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的立场出发，对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教义，给予全新的理解和发挥。
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班禅谈话时又说：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众领袖。
毛泽东的这些话，从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强调佛教教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共同点就是佛教中的原始平等观念。例如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所以梁启超说，佛教“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故他教虽善，终不免为据乱世、小康世之教；若佛教刚兼三世（指据乱、小康、大同——著者注）而通之者也”。毛泽东受梁启超的影响甚深，他强调佛教教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与梁氏上述观点也有相通之处。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据陈晋在《毛泽东与中国佛道教》一文中介绍，毛泽东在同上批示中，还认为当时出版的《现代佛学》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家的谈话中，再次谈到了任继愈和佛学。毛泽东说：
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
从前述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宗教，特别是佛教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实际上是对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他多次倡导要研究佛教。
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和班禅谈话时，明确指出：
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毛泽东的谈话，反映了彻底的群众观点。共产党人要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首先就必须懂得宗教，要研究宗教的经典。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又红又专”的高度来看，如果联系他在其他场合的谈话，固然包含有批判继承宗教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在内，但就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来说，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要有共同语言的问题。如果对宗教的基本知识一窍不通，就不可能与信教群众有共同语言，要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毛泽东还强调要培养一批真正懂佛学的知识分子。他在同班禅谈话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