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林
1905年12月上海爆发的大闹会审公堂案，是20世纪初上海市民反对殖民帝国肆意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一次著名抗争，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状况。现笔者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和留存至今仅有的几张珍贵历史照片，向读者介绍此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
“报警”电报引发事端
1905年12月6日傍晚，一艘英商太古洋行跑长途航运的班轮“鄱阳号”，缓缓地从吴淞口驶入黄浦江。将近10点钟光景，“鄱阳号”靠上了位于十六铺的金利源码头。在下船的众多旅客中，两个富家女子，由三个男仆陪同，带着一大批行李和十几个小女孩，十分引人注目。这时，在码头上等候已久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几个巡捕，由捕头木突生率领走上前去盘问。一个妇女让随从的男仆拿出了重庆道台所发的护照，木突生拿了护照，看也不看，往自己的口袋里一塞，即命巡捕将这批人带走。几个巡捕强行将行李搬走，然后不由分说，将他们押上警车。两个富家女子和陪同的仆人，实在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任凭他们如何解释、责问、呼叫乃至抗议，都无济于事，不一会儿全被带到了四马路上的工部局中央捕房关押起来。
原来在一天前，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收到镇江一个传教士打来的电报，声称在即将到达上海港的“鄱阳号”班轮上，有一伙以两个女子为首的拐卖人口贩子，从内地拐卖了十几个幼女来上海贩卖，要求巡捕房将这几个人口拐卖犯捉拿归案，释放被拐卖的无辜女孩。工部局巡捕房接到这份电报，便演出了上述一幕。而这份神秘的报警电报，恰恰是由“鄱阳号”上一个水手的诬告所引起。
这批被捕者中的女主人，名黎黄氏，其丈夫黎廷钰，在四川府任经历之职（相当于省府秘书），前不久因病亡故，黎黄氏遂由几个同乡仆人陪同，按照家乡的习惯，扶其丈夫灵柩转道上海，回广东原籍安葬。当黎黄氏一行从重庆乘“鄱阳号”下行，途经南京浦口时，船上一个水手曾向黎黄氏索讨酒钱，黎黄氏随手给了两元钱，不料水手嫌钱少，怀恨在心，图谋报复，恰好黎黄氏带了一批丫环，便编造了黎黄氏是人口贩子的谎言，待船行到镇江时，告诉了镇江的一名传教士，让他转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谁也没有想到，就是“鄱阳号”上这个水手的诬告，竟引发了一场震惊上海的大闹会审公堂案，一度将上海公共租界搞得天翻地覆。
公堂上巡捕大打出手
第三天上午，工部局巡捕房诉黎黄氏拐卖人口案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审理。
这会审公堂的由来，说起来也有一段历史。
当初公共租界在上海辟设后不久，凡在租界内违警的华人罪犯，都先由租界巡捕押往英国领事馆，由英国领事审理一通，轻者罚款，重犯则押往上海县城，交道台处罚。后来英国领事和租界当局发现移交上海道台处罚的那些犯人，多数都被从轻发落，有的又回到租界继续做案，为此多次提议在租界内设立一个专门的司法机关来审判在租界内拘捕到的华人案犯。经过洽商，1868年清政府总理衙门和外国使团批准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设立一个中国司法机构，由上海道台选派一名官员担任正会审官，全权负责，凡是纯粹华人案件，概由中国官员审理，如果是以华人为被告的华洋诉讼，则由中国官员和外国领事或领事所指派的人共同审理，所以外国人称这个司法机构为混合法庭，中国人则称其为会审公堂，意谓有外国人充任陪审官参加会审。到1905年，这会审公堂存在已有30多年的历史，此时每天审理的案子，平均100多件，最多时达500件。30多年来，外国殖民者利用不平等条约，肆意扩大陪审官在会审公堂的权力，不仅对华洋诉讼案的审理横加干涉，就是对于纯粹华人案的审理，也加过问，企图完全控制这个司法机构，由此中国会审官同外国陪审官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老百姓对外国会审官在会审公堂里颐指气使也颇有反感。反抗的情绪长期郁积着，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2月8日那天，会审公堂开庭审理黎黄氏拐卖案，由于各家报纸在头天已透露了消息，所以格外引起众人关注，公堂旁听席上挤满了人，除了闻讯赶来的上海各界人士、黎黄氏在上海的广东同乡外，还有英国《上海泰晤士报》等一帮记者。堂下站着黎黄氏和她的随从，以及15个女孩。巡捕房巡捕和会审公堂的差役分侍两边。将近中午时分，审讯结束，会审官关炯之认为巡捕房控告黎黄氏为拐卖犯证据不足，需作进一步调查，拟将黎黄氏诸人关押在会审公堂女押所听候处断。未待关炯之念完判词，英国陪审官德为门却大声说道：“此案固然需要作进一步调查，但犯人必须由捕房带回。”关炯之听德为门此言，不禁计上心来，想此案证据不足已属明显，且又不是华洋诉讼，犯人如何处置，自应由华官做主，你德为门出此言算什么意思？因此冷冷地说：“德为门先生，未决女犯须押在西牢，会审章程上并没有这一条，再说本官未奉道台命令，故不能照准。”不料德为门听罢竟粗暴地叫道：“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台，只知遵守本领事的命令。”说着，即命令巡捕将人犯带走。关炯之见德为门如此狂妄，十分气愤，他忿忿地说：“既然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说罢便让差役将黎黄氏等押往公堂女押所。眼看着人犯将被差役带走，德为门气急败坏地喝令巡捕上前抢人，几个工部局巡捕由捕头木突生率领，挥舞着警棍，在公堂上大打出手。会审公堂上顿时乱作一团，原坐在旁听席上旁听的《上海泰晤士报》洋人记者，竟也乘乱从旁听席上跳入助战，公堂差役当场被殴伤两人。守在大门口的差役见情形不妙，便将大门关闭，阻止巡捕出门。巡捕见大门紧闭，出不得会审公堂，便跑到关炯之面前，威逼关炯之让差役打开大门。关炯之呵斥道：“你们可以毁门，可以暴打公堂，甚至杀了本官，也无不可！就是不能开门！”说毕愤然退入内室。巡捕见威逼不成，干脆破门而出，将黎黄氏等强行押往西牢关押。
民众抗议纷起
第二天《申报》、《时报》、《万国公报》等上海滩重要报纸对英国陪审官德为门领头大闹会审公堂作了详细报道，一些报纸纷纷谴责德为门肆意践踏和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行为。社会民众也纷纷掀起抗议活动。
首先是上海绅商和市民几千人在商务公所举行集会，讨论英国领事德为门无视有关章程和中国主权，在会审公堂纵令巡捕抢劫人犯，殴打官役事件。商务总会的秘书长曾少卿在会上发表了演说，著名人士马相伯也在会上发了言，与会者都对英国陪审官德为门指使工部局巡捕在会审公堂上大打出手进行了强烈谴责，认为所谓西方文明在会审公堂事件已暴露无遗。会议最后决定由上海商界著名人士徐润、周晋镳、曾涛、朱葆三、虞洽卿等联名向清政府外务部、商部，两江总督周馥，江苏巡抚陆鼎发出电报，呼吁官方俯察舆情，查照条约，切实办理，以安众心而维大局。
在沪的广东肇州人同乡团体广肇公所获知黎黄氏等被德为门等强行押往西牢，也召开了同乡大会。黎黄氏之夫原籍广东，本属官僚出身，其父亲、叔父等在官场和商界均有一定的地位。为维护同乡利益，广肇公所召开的这次会议决议发电报给清政府商部，要求进行交涉。同时，公所负责人直接赴巡捕房联系，表示愿由公所作保以求放人。工部局巡捕房此时已知道黎黄氏确系官眷，但仍要求广肇公所按每人500两银子交付保释金，方准将黎黄氏等释放。
12月10日上午，十几位绅商代表按照前一天商务公所大会所作决议，来到道台衙门，拜见上海道台袁树勋，要求道台出面向英方交涉。面对绅商代表一片愤激之词，袁树勋也慷慨激昂地表示：为解决此事，即使丢官免职，也在所不惜。但不一会儿，袁树勋话锋一转，又希望各绅商以大局为重，转告公众，不要有过激行动。
袁树勋随即命令关炯之暂停会审公堂审案，同时派了两个翻译分别到兼任领袖领事的俄国驻沪总领事和英国驻沪总领事处提出抗议，并向各国驻沪领事发出照会，通报了德为门指使工部局巡捕大闹会审公堂，强行夺人之事。英国驻沪总领事收到照会后，却倒打一耙，反而照会袁树勋，指责大闹公堂案的发生，是中国会审官故存偏见，有意轻视英国陪审官德为门所致，竭力为德为门辩护，还说德为门不允许黎黄氏留押在公堂，是根据各国领事所拟定的办法行事。袁树勋接到此强词夺理的照会，又复一照会进行驳斥，指出：上海会审公堂的规定，清清楚楚地载明“两国法律既有不同，只能视被告为何国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告为何国人，其本国官员只可赴承审官处观审”。黎黄氏一案，被告既系华人，理应由华官审讯，英官只是观审，怎能有干预判押之权？即使此案公堂审明被告所犯拐卖罪属实，按照章程也归华官处置，何况讯无实据，华官训令交保，自属正当，德为门绝无干预之理。据此，袁树勋要求撤换德为门，并将巡捕头木突生革职示警。当袁树勋同俄国领事、英国领事照会往来，进行交涉时，上海民众的抗议浪潮则一天高过一天。
接连几天，一个又一个群众集会在各处举行。10日晚上8时，由公忠演说会发起，在徐园召开了5000多人的集会。11日下午，由商学补习会在县城内的城隍庙集会，1000多人参加，有七个人发表演说。一个演说者愤恨地说：在会审公堂事件中，一些中国同胞遭到殴打，一个中国官员蒙受凌辱，这种事是前所未有的。每年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付出大笔税款，却供养了一个不干别事专门打人的巡捕房，这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想办法来纠正这种情况，办法之一是所有的中国居民都迁离租界到中国地界去居住。另一个演说者则大声呼吁：民众要自己来解除疾苦，如果这次不能成功，不能让外国肇事者认错，将宣布对所有英国货进行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