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下午，2000多人在法租界四明公所集会。四明公所这个宁波籍人的同乡社团，曾为维护本籍人士的利益同法租界当局展开过英勇的斗争，历史上发生的几次四明公所事件，曾经使法租界当局和法国驻沪领事头痛不已。这次会审公堂事件虽然发生在公共租界，但是有着反帝传统的四明公所同样感到这是中国人的一次受辱，因此，在这次集会上群情激愤。一个演说者走上讲台，他说：中国人都把工部局的监狱称为“西牢”，实际上不如叫它为“死牢”更确切，像德为门这样的人应该受处分并予以撤换，因为他是这次会审公堂事件的罪魁祸首。又一个演说者跳上台去，慷慨激昂地说：罪恶的外国监狱应该废除，在工部局理事会里，全是外国人，没有一个华人，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华人，中国人要有中国人自己监督下的监牢。演说者一个比一个激动，演说的范围也超出了会审公堂事件。一个演说者说：“租界内很多房屋和土地都是中国人的，但却挂的是外国人的名，跑马厅那么大一片土地，本来全是中国人的，却由外国人占有和使用，中国人不能自由进出，许多公园，也不对中国人开放。其实中国人根本不必害怕那些外国人，在上海一百个人中只有两个外国人，大家行动起来，如同一个人，是什么都不怕的。”说到这里，台下一片喝彩，只听得下面有人高呼：“说得对！说得对！”这时一个老头走上讲台，他痛哭流涕地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没有用，她的一个官员竟然在最近被外国人用棒打了。假使这样的事以后经常发生，那真是不堪设想，说不定下一次他们会用刀剑、武器来对付中国的官员。”没等他说完，另一个演说者上去打断了他的话，大声说：“我们不要害怕外国人，不要怕同他们斗，不要怕他们的武器，连死也不要怕。假如我们在战斗中牺牲，我们死得光荣，我们的名字将永垂青史。”他的话，引起了一片喝彩声。集会从下午1点半开始，先后有10个演说者演讲，一直开到4点，人群才陆续散去。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3日，由文明拒约会发起，3000人在城里九亩地大操场举行了又一次集会，场地中央放着四张桌子，其中一张桌子是签名桌，有五六百人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名。同一天下午，沪学会也召开特别大会，议定五条办法，表示如果交涉不成，华人将拒不缴纳捐税。12月14日下午，四五百名珠宝商和工人在县城侯家浜珠宝玉器公所举行会议。15日下午，几千人在法租界潮州会馆举行了一次集会。与此同时，500多人出席了在海宁路上的广肇公所医院举行的公众集会，参加者大多数是商人、店员、学生和洋行职员。集会中间，《时报》一个叫俞孚崎的编辑走上讲台说：“我们必须正告工部局，如果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要以罢市来抗议。”
12月13日，北京的外国公使团根据清政府外务部的抗议，电令上海领事团将黎黄氏押回会审公堂女押所释放。工部局本想坚持自己的立场，无奈迫于北京公使团的电令，只得于15日下午将黎黄氏一行送往广肇公所释放，故意不交还给会审公堂，以示轻侮。工部局的这一举动，丝毫没有使民众的愤怒平息，群众性的集会在17日达到了高潮。
由罢市到流血冲突
17日下午，在法租界四明公所内又举行了一次集会，1000多人出席。杭州和嘉兴方面特地派来宋翰卿、诸慧僧等代表参加集会，并作了演讲。会上演讲者重申了撤换德为门，惩罚西捕头，在工部局设置华人理事和取消外国监狱的要求。当最后一个演说者要求赞成在明天关店停业的人举起他们的帽子时，当即有近400人举起了自己的帽子，于是会议主持人当即宣布明天将大罢市，并宣称明天将作为新一年的开始和中国新世纪的黎明载入史册。只听得台下一片“万岁”的欢呼声。傍晚近6点钟时，一份份罢市通知已散发到租界内各个商店。这份通知标题为“英美租界商民共鉴”，上面写道：
英副领事令西捕头殴辱我官长，我居民鉴此，人人自危。若不将此事办理妥善及限制工部局之权，将来租界无一可安居，无一步可安行。务请英美两租界各店各业二十二日起一律暂停交易。现经各帮会馆开议，大众赞成。但停止交易期内宜逢人劝戒，万勿轻举妄动，致节外生枝，授人口实。有故意自兆祸端，不能公认责任，当与此举不涉。务乞谨慎，是幸。
通知的落款为“沪商会启”。
实际上自德为门大闹会审公堂事件发生后的这几天里，随着各种形式集会的举行，租界内已陆续有一些店家举行罢市，以示抗议。现在以沪商会名义发出的通知要求各店各业一律暂停交易，一场全市性的罢市斗争拉开了序幕。
12月18日清晨，公共租界内中心区街道，显得特别冷清。南京路一带，已到了平常开门时间，可是所有的商店都紧闭店门，沪上商人为抗议西人大闹会审公堂案得不到解决而采取的统一罢市终于开始了。上午9时许，成千名群众聚集在南京路工部局老闸捕房周围和工部局市政厅门前，举行示威，要求租界当局对大闹会审公堂的肇事者进行处置。工部局巡捕房对于接连几天市内一个又一个集会的举行感到十分紧张，每天派出探巡到各个集会场所去侦察情形，将每一个演说者进行的演说和集会情况写成报告，向上峰汇报。巡捕房总巡卜司赖根根据探巡的报告，得出结论，认为每次集会都变得比前一次更无秩序，更趋于引起骚乱。为此他向工部局总办提议，为防止暴民制造暴乱，希望租界警务委员会同意向西人巡捕和印度巡捕发放卡宾枪和子弹，以备在必要时向暴民们开枪。由此，当18日上午示威群众来到老闸捕房和工部局市政厅时，一批荷枪实弹的巡捕早已守候在那里。
示威的群众越聚越多，上午9时30分，示威群众开始围攻老闸捕房。守候在那里的巡捕挥舞着警棍，几次想驱散示威的群众，均没成功。约半小时后，示威的群众终于突破巡捕的防线，冲入老闸捕房，并放火焚烧起来。顿时一股浓烟从老闸捕房冒出，此时警钟大鸣，几分钟后，工部局火政处的几辆救火车赶来，然此时火势已旺，熊熊大火一会儿即将老闸捕房内的家具等化为灰烬。几乎在这同时，聚集在工部局市政厅外面的示威群众开始向市政厅进攻，守候在那里的巡捕奉命开枪。一时间，枪声大作，群众当场被打死3人，打伤多人，连对面店铺里的两个伙计，也被流弹所伤。愤怒的人群拾起地上的砖瓦进行还击，将几个巡捕打得头破血流。不一会儿英国军舰上的水兵闻讯赶来镇压，示威的群众才纷纷散去。这一天，流血事件中总共有18个华人平民被打死，几十人受重伤。
流血事件发生后，在沪的外国领袖领事即让工部局指令万国商团进行镇压，同时，英国在沪海军陆战队也奉命从外滩上岸，驻扎在各领事署、巡捕房及外国银行等处，进行保护。万国商团的骑兵队、炮兵队和步兵队等，荷枪实弹，在各主要街道巡逻，对可疑之人进行拘捕和弹压，申城笼罩在一片极端恐怖的气氛中。
善后交涉余波激荡
老闸捕房遭焚烧之事发生，急坏了上海道台袁树勋。几天前当大闹会审公堂案刚发生时，在民众的压力下，袁树勋也做出了一些姿态，一面训令会审公堂停止审理一切案件，同时照会各国驻沪领袖领事克纳贝和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撤换德为门，处分肇事巡捕头目，将黎黄氏由西牢改押会审公堂的要求。但他没想到事态越闹越大，竟然发生血案。他生怕事态继续扩大，无法控制，难以向清廷交代，便急忙亲自出马弹压。他指示手下令各店开市复业，并到处贴出严禁暴动布告，宣称：“如再聚众滋闹，即是目无法纪，惟有严拿按律究治。”一场反抗终于被强压下去。
事发后第二天下午，工部局总董安徒生和工部局警务委员会委员布拉特由工部局顾问福开森陪同，前往道台衙门会见上海道台袁树勋，讨论事件处理办法。福开森一开始即提出，恢复秩序的最好办法是逮捕一些不法分子。双方就这点达成协议，决定由工部局巡捕房派出40个巡捕随同会审公堂两名谳员和一些差役去搜捕煽动闹事者。但是在关于处理大闹会审公堂肇事者问题上，双方谈不到一块。道台提出撤换德为门和撤革捕头木突生，但工部局总董拒绝了道台的要求。总董安徒生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撤换领事之职，非工部局权力之范围，此事只能由英国和中国政府来解决。至于撤换木突生，木突生的行为是否属失职，工部局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此事。”说到这里安徒生振振有词地表示：“如果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对巡捕房不利，那毫无疑问他们将受到处分。”工部局总董又提出了会审公堂恢复开庭审案问题。因为自从袁树勋下令会审公堂暂停审案以来，工部局监狱因关押的犯人没有出路，已经暴满，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下去，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工部局迫切希望会审公堂尽快恢复开庭。道台则提出了女犯关押问题，表示一旦会审公堂重新开庭，女犯须送往公堂关押所。工部局总董清楚地知道，若一味坚持所有立场，同道台的会谈将不欢而散，同时也难以缓解民愤，因此对中国女犯关押问题作了让步，同意今后中国女犯不再送工部局监狱，而是送往公堂女押所收押。在这同时，英国驻华公使靠着强权，避开12月18日事件的起因和这天中国民众被打死打伤多人的事实，竟向清政府提出索赔8万两银子的要求。其提出赔偿的理由，主要是在那一天老闸捕房遭到焚毁，几户英商遭到袭击。英国驻华公使置中国民众死伤几十人的事实不顾而提出索赔，这一无理要求，不但使上海商民再次感到愤愤不平，就是在清朝官员看来，也属无理取闹。两江总督周馥在致外务部函电中不无担心地写道：“若议赔偿，则上海商学两界风潮必起。”因此，他建议“宁可英人责我顽固，怒我坚执，断不能准其所请，轻许赔偿，以致下拂民情，上损国体。”
12月23日，会审公堂恢复审案，不料第二天英国总领事仍派德为门担任会审官，关炯之见状拒绝出庭，审案遂又暂停。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领事署不得不将德为门换下，由其他人代替担任陪审官，一场风波总算过去。对于英方的索赔要求，两江总督和清政府外务部坚持予以拒绝，双方因此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一年之后，即1907年年初，清政府外务部照会新上任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出一个折中通融办法，内容为：在1905年12月18日事件中，洋人的损失由工部局赔偿，华人损失由清政府地方官抚恤。事件发生之根源，本是陪审官德为门之咎，清政府会审公堂的会审官没有任何责任，但为照顾名声起见，双方官员的责任均可避而不提。此办法名曰通融，实际上是清政府让了一大步，即对肇事者德为门的责任一笔勾销。但就是这样一个通融办法，英国政府也不予接受。由于英国公使坚持原议，事件的善后仍未能了结。直到这年年底，双方经过多次来往照会，终于商妥了一个解决方案，即由袁树勋以个人名义，赔偿英国5万两银子予以了结。眼看历时两年的此案即将解决，岂料英国又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赔偿7万两银子的要求。外务部以此事“不涉公家”坚不承认，并以付款经手人袁树勋已调任别处为由，加以拒绝。正巧此时德国、比利时两国驻沪领事以12月18日那天外出时分别在南京路、威海卫路遭到袭击和侮辱为由，也援例向清政府提出索赔要求，索赔数额甚巨，新上任的上海道台瑞徵见此情形，声言此案由前上海道台个人负责交涉，对所有西人损失早已赔偿了结，严加拒绝。至此，赔偿问题才算彻底解决。
对于大闹会审公堂案的肇事者德为门，舆论一直没有放过他，经常有文章谈到他，把他作为肆意破坏中国主权的一个典型人物。英国方面虽坚持不予撤换德为门，但也感到让德为门继续留在上海，民愤太大，日子也不好过，于是便将他调往镇江任职，算是保住了面子。至于那个在大闹会审公堂时带领巡捕大打出手的巡捕头目木突生，因工部局坚持“未经审讯，不能处置”，一直未予撤革，仍逍遥自在地担任巡捕头目，在租界里耀武扬威。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善后交涉，大闹会审公堂案终于以清政府的交涉失败而告终。但是，在大闹会审公堂案中，会审官关炯之临威不屈，捍卫主权的形象和12月18日上海市民为抗议殖民主义者破坏中国司法主权所表现出来的英勇行动，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史册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