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华
“不是你到美国学习，而是美国要到‘协和’来学习”
协和医院院史如是记载，20世纪30年代，一位主管病历档案的医生曾提出赴美国考察病案管理的报告。当时“协和”的院长美国医学家胡恒德（S．Houghton）对他说：“不是你到美国学习，而是美国要到‘协和’来学习。”
在北京繁华的东单银街上，与现代化的东方广场咫尺相隔，有一群绿色琉璃瓦顶的老式建筑。绿茵环护之中，这几座青砖、绿瓦、雕梁、画栋的建筑尤显得庄重、神秘，而高高的台阶，更让人产生一种通往神圣殿堂的敬畏感。这里就是20世纪初建造的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旧址。
十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主席访华，无意间提起他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的。陪同人员告诉他，可以到医院找找当年的出生记录。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一位普通的异国婴儿出生记录难道还能保存完好？到了病案科，这个疑问轻而易举就被解开了。他的病案里不仅有出生时的基本情况，还以纯蓝色彩清晰地印着小脚印，就连当时他母亲每次哺乳的时间在病案中都有详细记载。
这就是协和医院的病案，记录之详细，保存之完好、长久令人叹为观止。在病案中，还有诸如孙中山、梁启超、宋氏三姐妹、张学良、斯诺、高君宇等许多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医院已经积累了240万份病历档案，时间跨越86年。毋庸置疑，“协和”病历档案库是国内保存量最大、价值最高的病历档案库！
“协和”的名人病案
作为当时著名的医院，协和医院的病人中自然不乏达官贵人。根据病案室刘爱民主任的介绍，病案室里至今保存着一些近现代社会名流前来就医的病案。但出于对病人隐私的保护，这些病案并不能随意阅览，而且也不可能对外开放。我们看到一张蒋介石的病案，除了名字是中文的以外，记录基本情况和病情部分用的都是英文。刘爱民告诉我们，并不是名人的病案才用英文书写，1951年以前，“协和”所有的病案全部要求用英文书写。在病案中我们还看到了诸如孙中山、梁启超、宋氏三姐妹、张学良、斯诺、高君宇等许多名人的病案。
关于名流的病案，流传着不少故事
1926年3月8日，因尿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但他总嫌费事。入院前一天，他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其右肾上有一黑点，诊断为瘤，并采取“全部割除”的治疗方案。但手术后解剖此肾，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不错，却并不是癌症。而且病人尿中依然带血。此后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在医院共计35天。这样的结果自然挡不住传言的不胫而走：协和医院医生判断失误，竟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切去。一时间，舆论哗然。当时国人正对西医产生怀疑，这无疑又是一个例证。梁启超为了平息这种舆论，写了一份英文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他还肯定西医的医疗是有效的：“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最后在该院病逝，其病案，包括那份英文说明至今仍然完整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病案室里。
孙中山也曾多次到协和医院就医。病案显示，他最后一次住院时间为1925年1月26日。1925年2月18日孙中山出院，出院诊断为肝癌。3月12日在院外逝世。孙中山逝世后，遗体被送到协和医院病理科进行尸体病理检查，结果证实患的是胆囊腺癌伴有胆囊管梗阻，直接扩展到肝及横膈。协和医院保存的孙中山先生的病案名字为“孙逸仙”，包括封面、首页、尸检病理报告以及图片共计13页，但这只是整个病案的一小部分，其余的被日本人借走，至今未还。1942年，日本人曾接管过协和医院，大概是3月2日那天，日本人把孙中山的病理检查标本、肝脏检查的一个标本一并拿走，只留下一张借条。如今连那张借条都找不到了。刘爱民主任告诉我们，协和医院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唯一丢失的病案就是孙先生的病案。
1931年张学良曾在“协和”住院多日。他在这年的5月赴南京参加国民会议时感染上伤寒。返回北京后，病情加重，经德国医生诊治，建议入院治疗。6月1日凌晨，发烧已陷昏迷的张学良住进协和医院。如今，张学良的英文病历仍妥善地保存在协和医院病案室的铁柜里。
名人的病案中自然会有诸多引发常人兴趣的故事，但保护病人隐私是医生的至上原则和职业道德，所以协和医院对这一部分病案管理非常严格，医院也一直保持对这些病案具体内容得体的缄默。即便是接待媒体采访，不能探究名人隐私也作为特殊要求，希望采访者遵照执行。不过，名人的病案在病案室里并没有单独设区保管，因为单独处理名人病案，容易因暴露而带来安全隐患，那样做反而更不利于病案的保管。
“协和”病案创建记
当年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出资，是准备在东方创办一所世界一流的不逊于欧洲和美国的医学院校，即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他们把地点定在北京，并选择距离紫禁城只有1公里的豫王府作为校址。进行校舍设计时，美国人特别留意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风格。1921年，医学院附属医院在这里建立，这便是北京协和医院。建院之初，这家医院就堪称世界一流——令人艳羡的资金背景、严格的学生入选标准、残酷的淘汰制度、独特的教育方法，当然还有诸多从这里走出来的后来引领中国医学发展的医学大家。
多少年过去，人们又有了更深的感悟，除了上述优势，“协和”还有其他医院无法企及的另一个“宝”——那些数量庞大、规范完整的病案。建立如此庞大的病案库并不是光有资金就能办到的，那是“协和”经过数十年时光的积淀，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做到的。
如今的病案室设在协和医院门诊楼的四层，病案科主任刘爱民说，他们有两个面积分别为600平方米和180平方米的病案仓库，数以万计的用牛皮纸袋封存的病案就整齐地插放在一排排的病案架里。协和医院每天的就诊量都有六七千人次，但从浩如烟海的240万份病案中调阅个人病案，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将所有病案按尾号排序并加色标区别的独特分类方法，使工作人员的调阅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卷。更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协和医院常见病案由于采用了先进的归档方法，可以做到100%的归档准确率。
病案其实就是病情的记录。史书上记载，我国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病案，当时称为“诊籍”。宋以后一些医学家收集了很多病案并编印成册。1840年鸦片战争后，当时西方的基础医学，尤其是生理、解剖、病理、微生物学科在中国传播，对中国病案的记录产生了很大影响。
协和医院在1921年建院初始，虽然有了建立病案的意识，但当时在国内并无保存管理病案的现成经验。“协和”第一任病案室主任王贤星当时设计了一套“整体制”的管理方法：一位病人在医院内只建立一份病案，各科通用，不管病人住院、就诊多少次，所有的医疗记录都集中在一份病案内，终身保持一个病案号。这一病案管理制度，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病案管理制度之先河，在当时世界上也属于领先地位。协和医院院史有这样的记载：20世纪30年代，负责病案管理的王贤星曾向医院领导提出赴美国考察病案管理的报告，当时的院长、美国医学家胡恒德（S．Houghton）说：“不是你到美国学习，而是美国要到协和学习。”
协和医院的病案在创建之初就分为住院和门诊两大类，病案显示，240万册病案中的第一例住院病人，是1921年1月26日接收的一位叫DannAgner的来自澳大利亚的女病人，她的病症是天花。第一号门诊病案的病人叫郑长寿，就医日期为1921年7月1日。
“协和”人自己也把病案称做“宝”，这些详尽的病历档案，每一册都记录了医务人员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经过，为医学研究提供了资料和数据。在医生们遇到疑难病症需要帮助时，只要找到病案室，工作人员就会从上百万份病案中提出相关的病例。有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的夫人患病，很多专家都无法确诊，最后请协和医院著名内科专家张孝骞大夫诊治，张大夫在没给病人做任何辅助检查的情况下，仅通过详细询问其病史和查阅相关病案，就准确地诊断出马夫人的病症。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了医学界。
“协和”病案风雨史
完整、周密地保存240万册病案，零错误归档率，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数十载春夏秋冬，“协和”的病案也和我们这个国家一样饱经沧桑、历经磨难。战争、天灾、政治运动，这些病案曾几度险被销毁。
尽管没有找到相关的史料记载，这些病案究竟遭遇过哪些灾难似乎也没有人能说得详细，但其中的三次大劫难却为“协和”人所共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