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突然进驻“协和”，全校职工出入均受到监视。门诊被关闭，住院患者被迫出院，学院停课，教职员和所有的学生不得不离开学校。“协和”的大夫们只能纷纷寻找出路，各谋生计。有的远走他乡、投亲靠友，有的干脆到别的医院就业，或自立门户开业行医。当时协和医院的内科大夫钟惠澜联系了一批“协和”校友，对一家民办医院中和医院进行改组，开始重新行医。日本人关闭了“协和”还不甘心，他们准备将病案全部销毁。当时在中和医院任院长的钟惠澜教授知道后非常焦急，说：“不要烧！如果你们要卖的话，我们就凑钱全部买下来。”有一天，日军军医松桥堡突然找到协和医院病案室主任王贤星，直接就下命令：“王！把你的病案准备销毁吧。”王贤星不顾冲撞日本侵略者的危险，义正词严地对他进行了谴责，病案才得以保留下来。但那一年日本人“借”走的孙中山先生的病案却再也没有了下落。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经济非常困难，纸张更是缺乏。协和医院的一些领导就提出，可以将部分老病案送到造纸厂做原料。王贤星主任听说以后，马上找到前来征求意见的原炳琨副院长，坚决反对这么做，总算保住了这些病案。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文革”时期，当时这场运动对协和医院破坏得很厉害，专家们被批斗、受监视，医院一度更名为“反帝医院”，病案书写质量明显下降，病案室更是成了重灾区。红卫兵们贴出大字报，“留着这些‘废纸’有什么用？”病案室的工作人员顶着反对“军管会、革委会红色政权”的大帽子，坚决抵制红卫兵们打算销毁病案的行动，才使这些“宝”免遭了一次大劫难。
“协和人”捍卫科学的勇气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勇敢让人钦佩，正因为如此，数量具大、历史悠久的病案才能保存至今。
“协和”病案与“协和”精神
“协和”240万份病案是靠一份一份病例的日积月累才达到如此的规模。穿越85载，数十年、几代人贯穿始终的坚持，依靠的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在病案室，我们看到一份林巧稚大夫当年记录的英文病案，工整、详尽、条目清晰。这样的病案在“协和”不计其数，而每一份病案的诞生过程，都传递着“协和”独有的文化气息，渗透着“老协和”对年轻大夫的言传身教。
医生训练是从写病案开始的，而不是开刀，也不是开药。这种指导思想使“协和”自建院以来就一直保持重视病案的传统。写病案不仅作为医学院学生临床入门的基本功，也是医院对医生考评的依据。即便是现在，新分来的医科学生到“协和”的重要一课，仍然是如何写好病案。
外人或许以为，病案就是对病情和诊治情况的简单记录。其实病案内容包罗万象，作为一份关于病人的医疗档案资料，它既要记录疾病发生、发展、诊治的过程，也要对病人发病之前的身体情况以及治疗后的效果进行记载。“协和”的病案概念就不是仅仅停留在“病情记录”的层面上，更是涵盖了健康记录的内容。刘爱民主任介绍说，“协和”采集病案的方法是延伸的，前后都延伸到尽可能最早和最晚。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份记录国内最早连体人手术的典型病案。1956年12月，“协和”接诊了首例连体患者刘氏兄弟。1957年做了分离手术，其中一人死亡，一人存活到77岁。这份病案采集的信息既包括刘氏兄弟身穿清代服饰的少年时的照片、剪报，也有手术10年后对存活者的追踪记录，非常完整。分析起来自然很有意义。
协和医院在建院初始，还设立了“社会服务部”。这个特殊医疗机构主要是为确有困难的患者提供服务，同时也可以为医生提供治疗前的社会调查和治疗后的追踪随访结果。医生们遇到因生活贫困而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时，就会去找“社会服务部”。工作人员随后会对患者进行社会调查与家庭访问，写出对其生活状况调查的书面报告。社会服务部再根据这个报告，决定对病人的资助方式。这些调查报告，以及对出院病人进行的随访调查，都要附在病人的病案后面。几十年过去，病案室依旧完整地保留着这些原始记录。在一张张发黄的纸上，仍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这样的字迹：“大夫优待，按八五折计算。”“大夫免收费用。”
对病案高质量的严格要求，就使得大夫必须掌握问讯艺术，学会对病情细致观察，对检查结果详细记录并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直在“协和”流传：一批协和医学院的见习医师到妇产科实习，导师林巧稚要求每人完成10例初产妇分娩全过程的观察，并用英文写出完整的产程病案。学生们仔细观察和记录了分娩的全过程，林巧稚一份份看过后，只在一个学生的作业本上批了“Good”，其余的全部退回重做。这些学生随后加倍认真地观察、记录，结果林大夫依旧不满意。于是，这些学生找来“Good”的作业，对照之下发现，那位同学的病案记录上，只比他们多写了一句话：“产妇的额头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
在上述连体分离手术的病案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详细的问答记录：你们的母亲是如何生下你们？是否难产？——不详，但母亲没有因分娩而死亡。
你们如何娶妻生子？——与其他人一样，只不过一起结婚。
你们的爱人是否也相连，或是双生姐妹？——不是，她们俩姓都不同更不是相连。
一人受着痛苦，另一个会感觉到吗？——一个人受了痛苦，另一个不会感觉到。
一个人吃饱了食物，另一个会饿吗？——会饿，我们都是各吃各的。“协和”的一些专家教授，至今仍能回忆起导师严格要求自己书写病案的件件往事。那时，写不好的病案被勒令修改十几遍，或者被老师当众摔在地上的事例并不罕见。只有对病人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通过前辈们近乎完美的标准和严酷的追问。据说张孝骞教授一直保持检查学生病案的习惯。一次查房时，他发现一位病人的病案写得不够详细，并没有马上批评负责的大夫，而是静静地坐到病床前开始问病史，并做了详细记录。这种无声的行动，一直刻在学生的记忆里。有一位教授回忆自己刚进“协和”时，因为病案写的不合格，曾被罚“重做一年实习生”。在这一年里，她一共写了100余份病例，总算对如何书写病案有了切身的感受。实习大夫不仅要学会对病情进行详细记录，还要学会归纳和分析。为了“对付”导师关于病因种种可能性的提问，他们在向导师提交病案之前，都要跑到图书馆和病案室，查阅相关病例的资料和各种书籍。一位协和医大的学生，毕业多年后曾写下这样的文字：
我依旧记得病案室里的书桌和高背靠椅，协和许多教授有着自己的固定座位，他们的星期天常常在那儿度过。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那些熟悉的身影一动不动地镶在窗框里，像是一幅幅逆光的剪影。
这一幕在我们那天参观病案室时也见到了。虽然已近黄昏，但走廊的长条桌旁，仍坐着好几位正在专注翻阅病案的年轻大夫。
正是导师们这种近乎残酷的职业训练，才让一代又一代的“协和”大夫练就了过硬的本领，也才使“协和”留存下来数以百万的质量上乘的病案。
“协和”病案成绩簿
刘爱民主任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往事，1975年他刚分配到病案室工作时，晚上没事就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病案库里翻阅病案，开始只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读着读着就上了瘾，病案中，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当时有一份病案记录，一个知青一顿能吃十几斤生牛肉。他的病情从县、省的医疗机构逐级转报，最后到了协和医院。经过多位大夫会诊仍然找不到病因，细心的大夫发现了他的秘密，原来他为了获得回城的假条，每次吃饭期间要几次跑到卫生间呕出。近两年的病案中，还出现了不少为获取“低保”而不惜造假的病例。
其实，数十年积累下来的病案，早已超越了“病情记录、研究身体史”的范畴，它实际上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出了社会的变迁，是研究社会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难怪在社会学家眼里，这座世界少有的“病案图书馆”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国内外的不少学者利用这些病案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美国一位学者在“协和”的病案室一泡就是半年，专门研究中国裹脚女人病史与妇女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一些历史学者也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协和医院霍乱病例上升的事实，证实了日本曾在我国东北地区实施了细菌战。
“协和”的病案在2003年还有一次“闪亮登场”的故事。近年来，国际医学界普遍认为，人一生的健康状况，与最初在子宫内的发育状况密切相关，它甚至关系到一个人中老年可能会得的各种疾病。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发起一项名为“宫内发育与老年病关系”的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对1921~1941年出生的人，进行出生期和老年期身体状况的对比统计研究。有关专家到中国考察后发现，只有协和医院还保存着那个时间段在这里出生的婴儿病案。从2003年起，这项研究的中国部分便开始在协和医院进行。刘爱民主任告诉我们，当时他们从病案中找到了符合条件的2000多位老人，其中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吴文藻和谢冰心的女儿吴青。邀请信发出去后，许多老人从国外、从外地回到“协和”参加体检。有一位老人听到工作人员给他翻译自己出生时的病案时，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因为在他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没有给他留下丝毫印象。而发黄的病案中却有母亲生他时曾患妊娠高血压，右手腕还有一个腱鞘囊肿的详细记录。
有人做过统计，从“协和”出来的临床研究论文，80％以上都是在病案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有了几十例上百例实实在在的病案做支撑，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自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此外，在发生医疗纠纷或医保审查时，病案还对保护患者和医院的合法权益起到重要作用。“协和”病案室2006年复印病案多达5000余份，主要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在“协和”，保证病案的原始、客观、完整、安全是件十分神圣的事。病案室至今仍设有质量控制部门，专门为上交来的病案把质量关。刘爱民主任说，病案记录的格式是统一印制的，但书写病案、管理病案的水平却是由人的素质决定的。“协和”病案的出院记录多达五六页，非常详细，外地病人拿着这样的病案复印件回到本地，直接就可以就医。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病案目前在国内的医院中还并不普遍。
岁月无声，往事不言。一份份的病案讲述着一桩桩的往事，道出了“医乃仁术”的内涵，也展示了“协和”85年积淀下来的独特的文化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