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我为宋庆龄保管五万元人民币李家炽口述

张晶晶尤乙整理

【整理者言】

李家炽，1926年1月出生于宁波，曾就读于上海大同中学，16岁赴淮北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上海解放时在华东军区令部工作，参加上海接管工作。1956年转业，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负责处理宋庆龄寓所和孙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务。1985年离休，现居上海，任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顾问。

作为宋庆龄处理行政事务的主要经办人，李家炽是宋生前最信任的工作人员之一，他的口述档案对于了解宋庆龄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宋庆龄要我保管五万元人民币

我是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开始接触宋庆龄的。当时我在市军管会办公厅总务处行政科工作，这个科专门办理领导临时交待的事务，我主要负责宋庆龄家和孙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务。后来机管局成立，我当了副局长，也一直负责这项工作。

1979年2月间，宋庆龄要我为她保管5万元人民币。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1978年12月31日~1979年2月25日，宋庆龄从北京回到上海，也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平常她住在北京的寓所。她说，她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她这次来，一方面是想在上海过元旦和春节，另一方面她知道自己年纪大了，家里的东西需要清理。

12月31日那天，市政府秘书长张苏平和我（当时我担任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去机场接她。后来她说有些东西要我们帮助处理掉。一是她家里的十几件翡翠摆设，都是过去人家送的，看起来很漂亮很贵重；还有一大箱皮衣皮袍，虽然她没说，但我们知道是孙中山穿过的。因为组织上一再交待，宋庆龄是国家领导人，对于她家里的事情，市委不好决定，要向中央请示汇报。所以我不能随便处理这些东西，要先向彭冲（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汇报。彭冲没有意见，我就找商业系统派旧货商店的人来估价。结果旧货商店的人来看了以后说，这些翡翠全是假的，看起来很像样，实际是玻璃上面涂了颜色。至于皮货，有的地方已经发脆了，有的地方毛皮脱落了。最后一估价，假的翡翠摆设只值几百元钱，皮货也只值1000多元，两样东西加起来总共2000多元。我们考虑，这些东西虽然是假的，但却是孙中山的遗物，在宋庆龄家里摆了几十年，即使没有商业价值，也具有文物价值。所以我们决定，这些东西不能轻易卖掉，由机关出钱垫付，东西暂放仓库保存，等将来再讲。后来听到宋庆龄一句话，她说：“我以为这些东西能卖这个价钱的十几倍。”她这样说也不奇怪，因为她一直以为翡翠是真的，皮衣还是好的。

宋庆龄之所以需要这笔钱，是因为经济上比较紧。虽然她每月的工资有500多元，但她与海外亲朋好友来往多，开销大。“文化大革命”以前组织上为她提供一笔接待费，供她接待开销，但“文化大革命”之后她主动取消了，一分也不收。她坚持自己付保姆的工资，不让国家负担，包括保姆李燕娥的费用。除了这些开支外，她还经常拿钱帮助身边有困难的工作人员。我记得北京有一个工作人员叫小杨，家乡发洪水，房子冲倒了，她拿出150元钱给他，说：“钱虽然不多，但愿能够帮助你一点。”北京寓所的采购员张友结婚，没钱操办婚事，是宋庆龄出钱在自己家里给办了两桌酒，并作为证婚人送了新人四句话：“团结互助，共同前进。友爱甜蜜，白头到老。”有次，宋庆龄生活费不够了，英文秘书张珏还帮她垫付。

中央得知宋庆龄经济困难后，1979年2月，叶剑英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给彭冲写了一封信，决定由国家财政拨给宋庆龄5万元人民币，这件事情交给我办理，让我到上海市财政局办手续，再交给宋庆龄。我带着叶剑英的信到财政局，王眉征局长、余勤副局长接待了我，他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就把钱交给我，并要我写个收据。我不好让宋庆龄来签收，那么就由我来写。这封信就留在财政局做档案了。

我领了钱去看宋庆龄，她说：“谢谢！钱我不管，由你去保管。给我刻个私章，用‘林泰’的名字（宋庆龄的化名）来刻。今后我如果需要用钱，会有人带着我的信去你处。”

我专门到市百一店刻了章，由刘友石篆刻。这5万元人民币的拨款单我交待市委办公厅财务科存进附近的人民银行。一直到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去世，这笔钱也没有用完，“林泰”这个章用的次数不多，有几笔开销，总共花了1万多元。

此后，这笔钱由上海市宋庆龄纪念馆保管，并且再也没有动用过。今年上半年，我到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开会，纪念馆在会上公布，根据2007年一季度的结算，连同利息，该账户上现有7万多元（其中包括近30年的利息）。

宋庆龄身后为何安葬上海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后，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执行宋庆龄遗嘱”的八人小组（由邓颖超、廖承志、童小鹏、高登榜、汪志敏、沈粹缜、李家炽、杜述周八人组成），我也是其中的成员。我们对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故居进行了清理，清理出来的财物，根据宋庆龄的遗嘱，要给谁谁多少钱，我们都遵照执行了。她的遗物作为文物由故居保存，剩下的钱作为故居维护基金。

按照她的意思，身后要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这块墓地是她的父亲（宋耀如）在1918年购买的。据万国公墓公布的资料，宋氏墓地共有22穴。但宋庆龄的说法是，当年她父母在万国公墓买了8穴，预备留给夫妻俩和六个子女，一家人百年之后还要在一起，这是他们家的约定。

1981年6月中旬，中央内部成立治丧小组，上海方面由我参加。廖承志在治丧会议上说，宋庆龄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到南京中山陵去。她的意思是，中山陵是为孙中山修建的，孙中山是伟人，对国家对人民有巨大的贡献。廖承志还说，当年马克思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有一块墓地，他把他家的保姆也葬在了那里。宋庆龄同志也学习马克思的思想，与保姆葬在一起，永远和劳动人民在一起，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

据我的回忆，宋庆龄自己的说法是：“我出生在上海，小学、中学都在上海读书，孙中山的故居和文物在上海，我从事革命工作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我的很多革命同志和进步朋友在上海，我的家在上海。我照我父母的约定，要留在上海，我们家6个子女，能够陪伴父母亲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当然，我还要把李姐（保姆李燕娥）也葬在万国公墓，她16岁就跟着我，照顾了我50多年，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我答应过她，活着我们俩在一起，死了我们俩还要在一起。”

李燕娥是1981年2月5日春节期间过世的，比宋庆龄早3个月过世。2月13日，宋庆龄请杜述周同志（宋庆龄的警卫秘书）转给我一封她的亲笔信，要我料理李燕娥的安葬事宜。她在信中写道：“……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记得我家那里有八穴地。请李局长办是最好的了。原来那里有大理石的碑，“文化大革命”时被破坏了，我能再做他们的碑。但是李姐要做同样的。我不知怎么样谢李局长，请他办好事来一个照相为荷……这件事在上海不要让人知道好！特别是安葬前！”对于处理李姐的后事，宋庆龄是很谨慎的，她把这件事交给我办理，也是对我的信任。我珍藏着这封信，也深深地怀念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