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传会
1950年5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颁布实施。对于刚刚崛起于战火之中的新中国来说，清理废墟，荡涤尘埃，百业待举。有多少天下大事，有多少棘手的难题，等待着人民政府去解决、去处理。她何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拿出那么一部关系到五万万中国人民婚姻家庭生活的法律？
当时，起草这部《婚姻法》的都是些什么人？在起草这部法律的过程中，发生过什么故事吗？
两封来信
2001年8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七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称是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的，具体内容如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决定让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并不是学法律的专才，但当年他在延安分管妇女工作，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王明干妇女工作还是颇有一套的。中央十分重视妇女工作，专门成立了女子大学，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这两件事全由王明办。毛泽东认为把妇女工作交给王明来抓，由他来领衔起草《婚姻法》的草案，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王上面还有科班出身的董必武挂帅，这《婚姻法》的工作交王明去具体操作，还是可以放心的。
……
据说，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秘书记录。那天，王明一口气讲了17个小时，边讲边改，17个小时一气呵成，形成了2.3万字的初稿，显示了王明的才气。在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中，王明是特别“顺”，一是对工作非常投入，二是对中央领导计听言从，表现出很好的合作态度。
历经41稿，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了。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会议通过这部8章27条的《婚姻法》。
毛泽东主席随即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而两个月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对上一封来信提出了异议。来信内容如下：《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同志：您好！
今年8月25日我阅读了你报“2001年8月24日”发表的《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一文，我认为文中有一部分是事实，但关于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部分不是事实。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作为原中央妇委委员、当时参与起草工作的成员之一，有责任将我国第一部婚姻法起草过程作出说明，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对于起草第一部婚姻法，虽然已过去50多年了，但这部法律的诞生过程，却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大约是在1948年秋冬，刘少奇同志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和在该村的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们谈话，布置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为建国后颁布法律做准备。当时，中央妇委副书记邓颖超同志和大部分妇委委员刚刚从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回来，深切了解农村青年男女迫切要求婚姻自由的愿望。党中央的想法与群众的愿望正相吻合，中央妇委的同志很乐意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央妇委拟定出了婚姻法初稿。大约1949年3月初稿即从西柏坡带进了新解放的北平。建国后，邓颖超同志把初稿送交党中央。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后，由党中央转送中央人民政府。
……
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过程就是这样。当时王明是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他看过这个稿子是事实，但没有参与起草，也没有参与讨论，送中央政府之前，有没有提意见，我不了解，但决不是他起草的。
罗琼
2001年10月22日
两封来信，对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过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
仅就两篇文章来看，罗琼是亲自参与者，应该说更可信一些。
罗琼是原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我国老一代的妇女活动家。她在青年时代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来长期从事妇女工作，几十年来为妇女解放事业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1948年，她进入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妇委），从此成了妇女解放运动决策层的一名成员。自1949年中国妇女“一大”开始，她就在全国妇联工作，并担任重要职务，直至1989年以78岁高龄离休。罗琼的秘书告诉我，罗琼大姐是在病中写这封信的。为了慎重起见，此信在发表前，全国妇联办公厅专门呈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后批复：罗琼同志的文章属实。
难忘西柏坡
当年婚姻法七人起草小组其他六位大姐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杨之华、李培之、王汝琪都已经去世，唯有罗琼大姐还健在。
经多方联系，2002年12月9日上午，年已九旬的罗琼大姐接受了我的采访。
在北京市木樨地的寓所，罗琼大姐端坐在客厅的一张藤椅上，91岁老人，背微驼，身材消瘦，不过气色还算不错。
老人说：“……有关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过程，参与的几位大姐都走了，我要再不说，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就没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也有这种责任。”
她打开了记忆的闸门，缓缓为我们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历史……1948年初秋，西柏坡——这个原先非常不起眼的小山村，当时却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国革命的总指挥部。
罗琼是一年前，接到中组部的调令，从山东解放区来中央妇委工作的。按照中央的部署，中央妇委委员们都到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当时，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在东北解放区，副书记邓颖超在阜平县，秘书长帅孟奇、委员康克清、张秋琴、杨之华、李培之等分别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农村蹲点搞土改。中组部将罗琼安排到离西柏坡十里地的夹峪村。7月，完成土改任务后，中央妇委的委员和工作人员们，先后从晋察冀、晋绥解放区回到中央妇委机关所在地东柏坡。
9月下旬，为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更进一步发动妇女群众为建立新中国贡献更大力量，同时又为妇女自身解放创造根本条件，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的一天傍晚，邓颖超对妇委会的同志们说：“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
刘少奇与王光美那时刚刚结婚不久，住在西柏坡两间土墙瓦顶房里。问了一些会议的情况后，刘少奇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先交给你们一项任务，先吹吹风。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做些准备工作。”
说罢，刘少奇转身从那只从延安转战带出来的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里，取出一本已经发黄的小册子，说：“这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1931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签发的。这是从封建婚姻制度中解放妇女群众，实行真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条例，体现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起草一部体现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婚姻法》，对于这些妇女领袖来说，是一场新的考验。起草小组成员中，真正学过法律的只有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王汝琪。但是，她们有着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长期做妇女工作，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渴望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感受极深。
她们派出工作组对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据调查材料表明，当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等省已解放的农村中，婚姻案件在民事案件中，少的占33.3％，最多的达99％。在北平、天津、西安、哈尔滨等已解放的城市郊区中，婚姻案件少则占民事案件的11.9％，多的占48.9％。在婚姻案件中离婚及解除婚约的，在上述农村中平均占54％，城市中或城郊中少则占51％，多则占84％。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女方作为原告提出离婚的占58％～92％。
由于刚刚从土改第一线回来，大家相互提供了许多新的情况。
邓颖超说，土改在评定成分时，有些农村拿“破鞋”这顶帽子加在一些妇女的头上，或者拿“破鞋”作借口剥夺她们应得的土地权，甚至把这作为打击妇女的口实，对妇女进行斗争。比如有一个不大的村子，就有80多个妇女被定为“破鞋”，她们被剥夺了应得的权利，甚至连婚姻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都被剥夺了。更可怕的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加以区别。究竟什么是“破鞋”呢？只有专门以卖淫为自己生活来源的少数妇女，才能称为“破鞋”。至于在农村中，贫、雇农娶不起老婆，靠上一个女人；有的妇女守寡多年，靠上一个男人帮助干活，因而发生生活上的“互助”，这些应加以具体的区分。产生“破鞋”的根源，一方面是因农民没有翻身、受经济压迫；另一方面是因婚姻不自由的制度所造成的。我们有些干部没有认清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对一般的男女关系问题，不加本质的、轻重的区分，一律给人家戴上“破鞋”帽子，这是错误的。
有些同志谈到，一些地方在土改中，以各种方式干涉群众婚姻自由，对提出离婚的妇女不准她们出村，强迫所有寡妇一律要嫁给贫、雇农光棍，甚至把地富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还有关于军属的离婚问题，有些军属提出离婚，没有经得前方军人的同意，地方政府便批准离婚，影响了军心。
……
当时，起草小组主要的参考资料是刘少奇送的那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工农革命时，一直在关注着工农民众的婚姻问题。许多根据地在创建之初便提出了“解除封建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的口号。
1928年1月，中共江西邃川县委拟定的《施政大纲》中即有“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的规定，后毛泽东亲自改为“讨老婆不要钱”，使其更加通俗易懂，深入人心。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在农妇中之宣传与暴动工作，应直接提出关于农妇本身利益的具体要求，如继承权、土地权、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离婚权、反对买卖妇女、保护女雇农的劳动”。1930年11月，中央在《关于劳动妇女斗争的纲领》中，已经提出“苏维埃就要立即废除宗法封建关系的法令习惯，订立新的婚姻家庭法律”。
对于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后人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它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婚姻、家庭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学说，具体运用来解决中国婚姻家庭制度问题的最初的法律文献。它标志着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大革命的开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的基本原则，是废除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利益。起草小组在讨论中，一致认为这个《条例》的基本原则是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法律基础也比较成熟。
离婚能自由吗
中央妇委的驻地在离西柏坡不远的东柏坡。这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
为新中国和五万万同胞起草《婚姻法》，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分量。光是框架就推倒重起好几次，每章每条都字斟句酌。每次讨论都是大家先发表意见，王汝琪做记录；然后她再拿出新整理过的稿子，又供大家讨论。由于对一些条文有不同的看法，每次讨论都要发生争论。
七八个人紧挨着围坐在炕上，东柏坡的冬天还是挺冷的，窗外寒风呼啸，屋里却讨论得热火朝天……“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问罗琼大姐。
